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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司法实践为视角

2018-06-06 13:34:27 字体:

 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宁,是当下我国最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药品犯罪历来是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特别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做了较大修改,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罪要件,降低了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门槛,同时提高罚金刑幅度,足见我国立法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刑事法网不断从严、处罚愈加从厉的态势。从司法实践来看,由于入罪门槛的降低,近年来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显著增多,刑法打击力度凸显的同时也暴露出“假药”界定争议大、“主观明知”认定难、入罪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笔者拟从2017年上海市各区检察机关办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出发,对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以期对此类案件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上海铁检院”)集中管辖[1]的平稳过渡和顺利衔接有所裨益。


一、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2017年上海市各区检察机关起诉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共199件237人,其中生产、销售假药罪3件5人,占比1.5%;销售假药罪196件232人,占比98.5%,具体呈现以下特点:

  (一)案发区域遍布全市,远郊地区更为集中

  从案发区域看,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全年案发量较大,且遍布上海全市16个区,其中浦东新区40件40人,闵行区25件25人,青浦区22件22人,长宁区19件23人,嘉定区18件28人,静安区13件15人,奉贤区12件20人,宝山区11件12人,杨浦区10件11人,金山区7件13人,黄浦区7件7人,徐汇区4件7人,松江区4件5人,虹口区3件5人,普陀区2件2人,崇明区2件2人。由于市中心区域房租、仓储等运营成本较高且行政监管相对严密,故此类案件远郊地区和城乡结合区域案发量较大,比如浦东、闵行、青浦、嘉定等区域;市中心区域案发量较少,比如普陀、虹口、徐汇等区域(如表一所示)

  (二)假药类型相对集中,多为形式上的假药

  从假药类型来看,虽然名称多样,但类型相对集中,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壮阳类性药,共131件150人,占比65.8%。此类性药大多非法添加了西地那非、他达拉非,在生产或者进口中未取得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按假药论处。二是进口美容针、麻醉针等注射针剂,共44件47人,占比22.1%。此类假药往往通过非正常途径从国外流入国内,未经我国药监部门批准进口,按假药论处。三是进口国外药品,共15件25人,占比7.5%。此类药品没有进口批文,属于必须批准进口而未批准进口,按假药论处。比如日本便秘治疗剂、眼药水、祛痘膏、德国感冒止咳药等。四是其他按假药论处类,共5件,占比2.5%。此类假药属于依法必须批准生产而未批准生产,按假药论处。比如自制药王酒、中药饮片等。以上四种类型假药均由药监部门认定为“依法必须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按假药论处之情形,属于形式上的假药。五是实质上的假药类,共4件,占比2%。此类假药主要是违规自制药品或假冒品牌药品,经检测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属于实质上的假药。比如自制抗癌胶囊、冒牌东阿阿胶等。(如表二所示)

  (三)假药销售场所分散,以下游零售商为主

  从销售场所来看,壮阳类性药主要在较为隐蔽的小型情趣用品或成人用品店,通过门店经营的形式对外零售。进口美容针主要在私人美容院、微整培训班、护肤工作室、犯罪嫌疑人家中、锦江之星、格林豪泰等快捷酒店或宾馆等较为私密且便于提供注射服务的场所,犯罪嫌疑人往往通过微信、转转、大众点评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宣传广告,与购买者约定在上述场所进行“一对一”零散销售。进口麻醉针或麻膏主要是在私人牙医诊所、私人纹身店内销售,主要是为患者拔牙前注射、或者客人纹身前涂抹使用。感冒止咳等国外常用药品主要是在淘宝网店对全国销售,犯罪嫌疑人往往通过海淘、微商、走私等途径购进大量感冒止咳等国外常用药品储存在特定仓库或自己家中,在淘宝网店上架销售。在起诉的199件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中,仅3件涉及上游生产行为,其余大部分主要集中在面对普通消费者的下游零售环节,较少见对上游生产假药的犯罪行为之追查。

  (四)轻刑化判决占比大,行刑衔接有待厘请

  从判决结果来看,2017年上海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的237人中,免于刑事处罚的1人,占比0.4%;判处拘役的117人,占比49.4%;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包括一年)的112人,占比47.3%;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的仅7人,占比2.9%。237名被告人中适用缓刑的152人,缓刑适用率64.4%。通常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最高刑为死刑,属于重罪,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轻刑化判决居多,刑罚轻缓化倾向明显。对销售假药的被告人来说,大多数没有限制人身自由,除了挂了一个犯罪之名,刑罚威慑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降低了刑法打击效果。


  二、办理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若干问题

  (一)假药认定有差异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司法认定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何为“假药”。目前上海市司法实践的做法主要是由上海市或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是否是假药的研判意见。该研判意见一般分两个步骤,先依据《药品管理法》第100条之规定判断涉案物品是否是“药品”,如果是认定系“药品”,再依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判断是否是“假药”。

  先看第一步骤,上海市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药品”的判断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成分判断,即通过检验涉案物品的成分,如果检测出药物成分即判定为“药品”,比如壮阳类性药,只要检测出西地那非成分即判定为“药品”;二是外观判断,即观察涉案物品外包装说明,如果明确标有适应症、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药品属性即判定为“药品”,比如德国进口止咳药,产品外包装上表明了止咳、化痰功效以及用法用量说明,即判定为“药品”。但是令笔者困惑的是,两种判断方法各自成体系,并不相互参考。比如对壮阳类性药,只是检测出西地那非成分,并不理会产品外包装说明,即使产品外包装上并无适应症、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内容,甚至外包装上标明“保健品”,也不影响“药品”成立的判断。再比如国外进口药品、进口美容针等,仅通过外包装判断,而不进行成分检测,也就是不管涉案物品成分如何,只要外包装上标有适应症、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药品属性就判定为“药品”。可见,目前“药品”的判定存在成分判断、外观判断两个标准,且进行个案判断的时候均是仅采用一个标准简单判断,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交叉或矛盾的情形,比如某些壮阳类性药外包装标明“保健品”,且没有标明适应症等,但却检测出西地那非成分,那么按照成分判断是“药品”,而外观判断标准不是“药品”。再比如某些国外进口美容针虽然外包装上标明适应症等药物属性,判定为“药品”,但产品如果经过检测,可能并没有药物成分。此外,调查中也发现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药品”的判定上也有各自的理解,操作不一。比如大多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壮阳类性药,只要检测出西地那非成分,不管含量多少即可判定为“药品”;但有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壮阳类性药仅检测出少量西地那非成分,未检测具体含量,且其他成分未知,不能简单判定为“药品”,不愿出具壮阳类性药系“假药”的研判,故而该区未有壮阳类性药的假药案件。

  再看第二步骤,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的规定假药包括:(1)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2)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此二种情形是以药品本身成份标准进行的实质判断。按假药论处的包括:(1)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2)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测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3)变质的;(4)被污染的;(5)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6)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此六种情形除了三、四项是药品本身变质、被污染而致劣质无效外,余下四种情形均系违反药监部门禁止性或程序性规定而进行的形式判断。调查中发现,目前上海市假药类案件占比95%以上的壮阳类性药、美容或麻醉针剂、进口国外药品等在判定为“药品”之后,再通过查看生产、进口批准文号,若未见批准文号即属于“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批准生产、进口”之情形,按假药论处,从而判定为“假药”。第二步骤“假药”的判断虽然不存在操作上的争议,但是近年来随着陆勇代购抗癌药[2]、倪海清生产、销售假药案[3]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对刑法上假药认定的争议也不绝于耳,大多观点认为不能仅凭形式上不合法作为认定假药的标准,假药的认定需要进行实质判断。比如有人认为以行政监管为目的进行形式认定,不以药品本身的治疗功效进行实质真假判断,这样的认定标准其合理性本身存在疑问。[4]

  (二)入罪标准不统一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141条“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结果要件,只要具有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也就是说,理论上凡是有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哪怕只有一粒,也不管犯罪金额多少,都可以构成犯罪。入罪门槛的降低,使得此类案件数量大幅上升。[5]随后,2014年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明确了销售少量民间配方药和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入罪门槛。但是上述两类药品之外的其他假药能否适用此解释未予以明确,且如何判断“少量”、“情节显著轻微”亦未给出参考。

  从上海市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生产、销售假药罪在不同时段有不同标准、不同区域也有不同标准。比如浦东新区2012年对避孕药类假药进行严打,当时只要销售1粒就够罪,到了2013年该区公检法联合卫生、食药等行政部门经过调研将入罪标准调整到20粒。比如同样是壮阳类性药案件,2017年各区入罪标准各异,主要有两种:一是仅以假药粒数作为入罪标准,但起点不一。如长宁区、普陀区、虹口区的入罪标准为11粒,静安、松江、奉贤、崇明区的入罪标准为50粒。二是以假药粒数加销售额或利润作为入罪标准。如嘉定区是100粒且销售金额达500元,金山区是50粒且销售金额达500元,青浦区是100粒且获利500元。再比如,同样是美容、麻醉针剂假药案件,各区入罪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虹口、宝山、嘉定区认为1支即构罪;闵行区入罪标准为10支;长宁和静安区入罪标准为11支;奉贤区入罪标准为50支;另外,浦东、金山、松江、普陀、杨浦、青浦、崇明区因入罪标准不明,故不处理此类案件。笔者认为,各区公检法探索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具体入罪标准的努力是符合司法实际需要的,较好地平衡了区域内刑事司法资源,但是执法尺度的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带来司法混乱,同样的行为可能在A区入罪、在B区出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主观明知认定难

  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生产、销售假药的故意,是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成立与否的主观要件,而故意犯罪以主观明知的判断最为关键。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构成必须要求行为人明知系假药而予以生产、销售,而“明知”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以行为人的供述最为直接,但是基于行为人趋利避害之本能,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不予供述或者否认明知屡见不鲜。比如,销售壮阳类性药的行为人辩解自己不知系假药,以为是保健品;销售美容针的行为人辩解自己不知系药品,以为是护肤品;销售进口国外常用药的行为人辩解自己不知道系假药,认为系自己海淘或者国外带回的是真药;销售麻醉膏的行为人辩解自己不知道麻膏系药品,只是在纹身时予以辅助使用等。司法实践中,在行为人不予供人或否认明知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证据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但是调查发现,销售壮阳类性药的行为人往往文化程度较低,甚至是文盲,本身对这类壮阳类性药缺乏基本的认知,在自己没有类似情况受过处罚的情况下,难以推定其主观明知。

实践中也存在因主观明知条件欠缺而不捕、不诉、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情况,比如据调查闵行区院近两年因主观明知欠缺建议公安机关撤案的占比高达45%。


  三、办理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若干建议

  上海铁检院探索特殊案件集中管辖,自2016年9月份已经开始对全市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进行集中管辖。随着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的深入,今年1月1号起,对本市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实现集中管辖。本文探讨的生产、销售假药罪正是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类案件集中管辖的背景,有必要对“假药”界定、入罪标准、主观明知、相关对接机制进行探讨,以期能尽快统一认识,确保集中管辖有序衔接。

  (一)厘清差异,明确“假药”界定

  首先,建议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药监部门尽快统一全市“药品”和“假药”的判定标准,避免出现不同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同一涉案物品判定不一致的情况。对“药品”的判断可以将成分检测与外包装判断相结合,综合考量。先由2017年11月《上海市关于规范涉嫌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检验评估认定工作的实施意见》中确定的《本市药品检验机构名单》中的8所专门涉案药品检验机构[6]出具成分鉴定的意见,再由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上述机构的成分检测报告、结合产品外包装情况分析是否系“药品”,最后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出具是否为“假药”的研判意见。

  其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排除争议,明确假药的认定采用与行政认定同一标准并无不妥。因为其一,形式认定的假药同样具有法益侵害性,不宜简单排除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我国对药品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无论是药品生产、销售、进口的行政审批还是强制检验,并非单纯为了行政监管之便利,而是为了确保药品安全、消除质量隐患。未经审批、检验的药品,完全脱离安全监管,可能存在质量或疗效问题,也可能存在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比如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药品,对我国公民是否有疗效、是否有不良反应和风险均未知。因此,形式认定的假药同样具有法益侵害性,至少存在侵害公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的危险,而非仅仅破坏了药品管理秩序。其二,生产、销售假药罪系行政犯,行政犯的成立以违反行政法为前提,刑法上假药的认定与行政法保持一致是行政犯属性的应有之意,有助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生产、销售假药由行政处罚转为刑事处罚,主要是生产、销售金额、次数、情节等社会危害程度“量”的上升,而行刑认定假药标准保持一致是判断“量”的上升的前提,也是保持法秩序统一、行刑处罚衔接机制的客观要求。如果简单将形式认定的假药排除在刑法规制范围之外,会导致生产、销售此类假药的行为危害严重程度一旦突破行政规制,就丧失了刑法规制的空间。其三,刑事司法上假药的认定与行政法保持同一,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何为假药,不能简单地以司法者的法律知识或内心确认来判断,必须借助行政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判断。刑事司法借助行政法上假药的认定标准和鉴定意见,可以降低证据认定的难度,清晰的标准不仅便于司法操作,带来司法高效,同时也能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恣意。

  (二)科学设置,统一入罪标准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集中管辖之前,各区关于生产、销售假药类案件均有各自统一的入罪标准和处理口径,在各自区域内可以保证司法的局部统一。但是集中管辖之后,全市各区的案件都由上海铁检院统一审查批捕和起诉,不统一的标准必然带来司法混乱,因此有必要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入罪标准。

  首先,必须明确《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生产、销售假药罪修改为行为犯,但并不意味着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可以不分情节,一律入刑。一则刑法第13条“但书”系总则条款,对分则中生产、销售假药的条款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二则对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不分情节一律入刑,不仅抹杀了对该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空间,使得相关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形同虚设,也容易导致刑法打击泛化,不符合刑法谦抑性,也不利于刑事司法成本和效益的平衡,使得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其次,设置入罪标准,即留出出罪空间,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设置一定的入罪标准,实际上是为情节显著轻微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留出出罪空间,可通过行政法予以规制,以免刑法打击的泛化。罪行法定原则只能是限制法官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但并不是限制法官对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出罪。[7]因此,设置入罪标准的背后是留出出罪空间,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

  再次,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入罪标准应当结合司法实践情况,根据不同假药类型、危害程度等科学设置。比如注射类假药由于药品直达人体肌理,相对口服类假药给人体造成伤害的危险性更大更紧迫,在入罪标准上注射类假药要更严格;再比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如果存在制假、售假情况,相对普通药品更容易造成人体神经上的伤害,从而导致功能障碍,因此此类假药入罪标准应更加严格;再比如以孕妇、婴幼儿、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的药品,如果存在假药情形,往往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后果,故而在入罪标准上也要从严掌握。入罪标准的设定应当从刑法干预的客观能力出发,着眼与刑法效益的发挥,使入罪标准设定的更加合理。   

  具体而言,以占比最大的壮阳类性药案件来看,各区入罪标准从一开始11粒,到大部分区域提高到50粒,再到部分区域提高到100粒加销售金额,呈现一个门槛越来越高的趋势。我们建议与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部门、公安、法院、加强协商,明确此类壮阳类性药对人体的危害程度,理顺此类案件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设置科学的入罪标准,可以在目前较多的50粒入罪标准上适当提高,争取既对现有案件打击数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也避免刑事打击的泛化。以占比较大的美容、麻醉针剂案件来看,目前上海有6个区由于没有明确标准不予处理,一旦确定入罪标准,此类案件量必将大幅增加。我们建议,此类案件鼓励公安机关重点打击上游或者规模较大的销售商,初次销售、且销售数量较少的下游零售商以行政处罚为主,如果再犯则可考虑刑事打击。需要注意的是,入罪标准的设置只是判断是否构罪的一个起点,在量化标准的基础上,具体个案还需要考虑主观明知、涉案金额、行为手段、药品属性、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判断。

  (三)强化证据,合理推定明知

  为了避免因主观明知认定困难造成生产、销售假药类犯罪的放纵,有必要进一步明晰主观明知的内容及判定方法,同时要强化证据收集意识,合理推定主观明知。

  首先,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明知应当包含已经或应当知道系假药、已经怀疑或应当怀疑系假药、不能肯定或不应肯定系真药,仍予以生产、销售的心理状态。其次,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不能仅以本人供述为唯一依据,还可以根据全案证据,结合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予以综合判断。实践中建议强化下列证据的收集:(1)行为人的知识储备、工作培训经历、是否有生产、销售假药的前科劣迹等情况;(2)行为人对我国药品生产、销售资质准入的明知,即明知自己无生产、销售药品的资质;(3)行为人对药品来源系非正规渠道的明知,比如从非法场所或无资质上家处购入药品,远低于市场价购入药品、无法确认药品真实来源等;(4)行为人在生产、销售过程中追逐暴利;(5)行为人反常行为,比如隐蔽性交易、储存,或者被发现销售假药后将剩余药品转移、销毁等;(6)药品外包装上有无伪造、涂改或明显假冒的痕迹;(7)生产、销售假药过程中上下线人员、辅助人员以及假药购买者的供述和证言等。再次,针对壮阳类性药主观明知认定困难的情况,可以借鉴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做法,对辖区内的成人用品店、小型药店进行排摸检查,并逐一发放告知书,口头、书面告知销售壮阳类性药涉及刑事犯罪。在检查中若发现初次销售壮阳类性药的行为人先给予行政处罚。此举一来将违法性“广而告之”,二来行政处罚前置,可以解决主观明知认定难的问题。

  (四)创新方式,健全配套机制

  一是健全与行政执法部门联动协作机制。生产、销售假药类犯罪通常伴随行政违法,且假药类型繁多、专业性较强,因此有必要加强与市、区两级食药监、卫计委等行政执法部门的信息沟通和联动协作。比如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办案等方式统一药品认定方法、假药鉴定标准;明确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边界;在案件定性及法律适用、证据固定和移送标准上达成统一认识等。二是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危害药品安全类犯罪关系民生,有必要构建一类案件通报、重大有影响案件适时公开等机制,让百姓及时了解当前危害药品安全类犯罪的情况,警惕市场上出现的假药;同时也能对潜在的不法分子起到震慑的作用,预防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发生。三是强化危害药品安全犯罪预防措施。比如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公函等形式积极对话淘宝网、京东网等第三方平台,要求其认真履行第三方平台义务,对于法律禁止销售的进口药品发布禁止公告,对上架商品进行严格审核。再比如,可与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法院联合发布宣传画册、拍摄微视频、微电影等方式生动展现当前市场常见假药、劣药类型,并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播放,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网格、执法查访等形式发放宣传画册,开展普法教育,强化法治宣传,预防犯罪发生。


  *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

  **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危害食品药品安全专办组检察官。

  [1]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会签的《关于本市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调整管辖的规定》明确2018年1月1日之后立案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刑事案件由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审查批捕、起诉,由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审判。

  [2] 2002年,陆勇被查出患有慢粒性白血病,我国国内治疗白血病的正规抗癌药品“格列卫”系瑞士进口,每盒人民币23500元。2004年,陆勇通过他人从日本购买印度生产的同类药物,每盒人民币4000元,服用效果与“格列卫”相同。之后陆勇开始直接从印度购买该药,通过QQ群向病友推荐。随着病友之间的传播,从印度购买该抗癌药的患者增多,药品价格降至每盒200元。2014年7月22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诈骗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数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于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同年2月26日,作出不起诉决定。

  [3] 倪海清是一普通农民,没有行医资质,2009年开设“海清民间草药研究所”,宣称找到了专治癌症的中草药秘方,并为其秘方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未取得国家药品批准文号。2011年倪海清被金华市警方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采取强制措施,当时倪海清已患肾癌,并服用自己秘方配置的中药,2013年该案开庭时,倪海清的癌症已得到大大缓解,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将此认定为倪海清药品具有疗效的证据,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倪海清有期徒刑十年,后二审法院判处倪海清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4] 时方:《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侵害的规范解释——主次法益价值冲突时的实质判断》,《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5期。

  [5] 上海市检察机关2009年5月至2011年4月共受理审查起诉生产、销售假药案46件101人,《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2011年5月至2013年4月,共受理审查起诉1069件1269人,可见案件数成倍增长。

  [6] 8所专门检验机构分别是: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浦东食品药品检验所、徐汇食品药品检验所、静安食品药品检验所、金山食品药品检验所、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青浦食品药品检验所、崇明食品药品检验所。

  [7] 陈兴良:《出罪与入罪:罪行法定司法化的双重考察》,《法学》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