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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监督视角下财产刑执行的困境与完善*

2018-06-06 13:33:29 字体:

法律监督权作为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权力,是我国权力横向架构中的独特制度。财产刑的执行监督,在整个检察监督中处于相对薄弱的环节地位。财产刑的具体适用选择裁量权在于法院,而执行权也在法院,在二者均集于同一主体机构的情况下,缺乏外界的监督机制则会容易出现滥用职权、违法执行的现象。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本就是为了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进而督促执行机关依法进行执行活动。

  一、财产刑执行实践考察

  以上海一则典型案例作为参考。缓刑人员黄某,男,1970年6月12日生,汉族,中专文化,系某公司采购员。黄某于2015年12月23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判决于2016年1月5日生效,根据该判决,罪犯黄某应于2016年2月4日前缴纳罚金,但直至2017年8月财产刑专项检察期间黄某的罚金刑始终未得到有效执行。为此,检察机关向本市工商、建设、农业三大银行发出存款查询函,经调查,黄某在中国工商银行有存款人民币六万五千余元,可供执行罚金。鉴于以上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0条、265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法院依法对其罚金刑执行强制缴纳,后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及时依法执行了黄某的罚金。

  上述案例是司法实务中财产刑执行情况的一个缩影。实践中,部分法院目前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仍有待加强,通常法院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立即将犯罪分子交付执行自由刑,而财产刑的判决往往被束之高阁、未予重视。并且,部分法院未能执行财产刑亦有其客观原因,法官在判决时缺乏对被告人财产状况的了解和掌握,加之许多财产型犯罪中仅规定罚金刑而未规定具体罚金数额,审判人员主观随意性大,在判决时往往出现罚金数额与受罚者支付能力脱节的情形,造成罚金刑执行的困难。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的“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痼疾,使刑罚的价值功能无法充分发挥。

二、当前财产刑执行主要问题

  (一)“重自由刑轻财产刑”思维惯性导致财产刑执行往往被忽视

  法院在适用刑罚时,首先考虑到适用的是自由刑而非财产刑;在量刑时,自由刑的裁量标准非常严格,规定细致,但财产刑的量刑则随意性极大;在执行时,对死刑、自由刑等主刑的执行程序严谨、高度重视,而对财产刑等附加刑的执行则缺乏力度,甚至置之不理。

  另外,法院的刑事审判机构在工作中倾向于认为只要作出适法判决即完成审判工作,却忽视了在将自由刑部分交付执行的同时,将财产刑部分移送执行局进行立案执行。绝大多数案件在审判后即将没收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和责令退赔执行到位,而这三种财产刑执行率较高的原因往往是在审判时赃款赃物已经扣押在案,审判结束后便能执行到位,而罚金刑往往需要审判结束后再执行,一旦刑庭不再移送执行,这部分罚金刑就落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而在移送执行的过程中,执行人员多对财产刑执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遇到困难和阻力亦不积极排除和解决,单纯依赖罪犯及其家属主动缴纳罚金或者刑事审判庭移交时扣押在案的财产,执行过程中方法单一,没有穷尽所有方法后即匆匆结案。

  (二)财产刑执行程序的不规范

  目前,财产刑的执行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程序方面的不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财产刑执行启动的方式不规范。对于法院判处财产刑的案件,在案件审结之后,对于哪些财产案件需要进入执行程序,执行程序应当由谁提起,以及用什么方式提起,并无统一的做法。有的法院规定刑庭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直接进入财产刑的执行程序,也就不存在执行提起环节;有的法院则由刑庭移交给立案部门,再由立案部门将案件交由执行部门来进入执行程序,各个法院存在着不同的几套程序,在实践中操作混乱。第二,财产刑的强制执行程序不规范。对于被告人拒不缴纳罚金的案件,如何使用强制性执行手段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另外,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加关注对犯罪分子自由刑的执行,相当多被判处财产刑的案件并未进入实质意义上的执行程序,对财产案件的执行采取了不立案、不执行、不统计的做法,尤其是对被告人财产在外地或者财产刑数额较小的案件,为了避免影响执行案件的结案率,执行部门往往不办理立案手续,导致大量的财产刑案件搁置。[1]

  (三)执行不能案件缺乏有效的配套执行机制

  财产刑所剥夺的权益是犯罪人所拥有的财产,而每个人的经济状况有较大差别。因此,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犯罪人,财产刑的执行难以得到落实。现实生活中,因犯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而被判处财产刑的犯罪人,有一部分是由于经济状况困难而犯罪。这类犯罪人往往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难以得到保障,更遑论有个人财产可供执行。对于那些贪利性犯罪人,其犯罪所得往往被挥霍殆尽,同时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人从事的犯罪所得、用于犯罪的财物工具均应当被没收。在没收有关财物后,有关的犯罪人缴纳罚金刑的经济来源明显不足。[2]这类财产刑案件自始就属于执行不能。

  根据刑法第53条的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条件限制和配套制度缺乏,法院无法对被执行人自由服刑期满的时间、出狱后的去向、财产的变更情况等进行跟踪,随时追缴的制度陷入了看似严厉但实则缺乏实际力度的困境。法院对正在服刑的被执行人进行财产查证后,若发现无财产可供执行,有关财产刑案件就中止执行。在被执行人刑满释放以后,法院基本没有采取随时进行调查追缴的措施,也极少恢复执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财产刑执行易科制度,导致大量的财产刑案件判而不执行。

  (四)检察机关缺乏科学合理及有效的监督手段

  目前,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检察院有权对被告人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检察机关在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去调查罪犯财产状况,既然无法知晓罪犯的经济状况,自然也无法判断其是否有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在罪犯以没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判决或要求变更判决结果时,或是法院认定罪犯不具备履行能力时,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其真实情况进行监督。

  另外,法院的执行部门查明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以及其在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中的财产,是一项非常耗费人力和时间的工作,对于法院的执行部门是否在此过程中存在消极应付、错误执行等行为,检察机关很难主动进行调查获取证据,监督难度很大。并且,对于户籍所在地为外地被判处财产刑的罪犯,当地法院往往委托外地法院进行执行,但法律对被委托执行的外地法院进行的财产刑执行工作进行监督,到底是由当地的检察机关进行还是由外地的检察机关进行,并无明文规定,形成了财产刑监督的法律真空地带。[3]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财产刑执行中存在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除此之外并无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权力,也没有规定法院在不予纠正时的法律后果。对于检察机关发现罪犯在履行财产刑时存在的违法行为,法律亦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能够采取何种法律措施进行监督。

  三、财产刑“执行难”相关成因分析

  (一)公检法之间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刑事诉讼法对财产刑的执行只是简单地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财产刑仅由人民法院执行,与法院自身的审判力量并不完全相适应。由于人民法院没有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侦查的职能,犯罪人的服刑地或户籍地往往不是一审法院所在地,因此,人民法院难以单独完成财产刑的执行任务。立法在对财产刑执行制度进行设计时,忽视了侦查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指控等作用的发挥,在侦查程序上,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部门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的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进行侦查的职能,导致侦查机关往往只关注于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工具及非法所得,缺乏对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的必要调查及控制手段;在起诉程序上,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指控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可能涉及财产刑时,应当提供犯罪人的财产情况,导致法院判处犯罪人财产刑时,对犯罪人的财产状况缺乏必要的了解,使判决缺乏针对性,导致判决不履行现象的发生。

  从实务操作的角度来看,侦查阶段无疑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采取控制措施的最佳阶段,因为犯罪嫌疑人尚未能转移、隐匿财产,而案件一旦进入审判阶段中,法官根本没有相应途径了解犯罪人的财产情况。因此,在立法上对财产刑的执行没有作出科学合理的配套机制,没有建立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相互协调、配合、联动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财产刑的执行效率。

  (二)监督制度体系及相关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对于财产刑执行监督,不仅需要有实体性的规定,还需要一套完整的、科学可行的操作程序才能得以有效进行。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由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行使该项职责,但对于财产刑执行如何监督,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财产刑执行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程序和途径,检察机关难以发现法院财产刑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实践中,检察机关很难介入审判机关的财产刑执行活动,两者就财产刑执行问题也缺乏及时必要的沟通。

  有效的监督需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目前,在财产刑执行监督方面,检察院与法院之间仍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其一,法院主动接受监督的意愿较弱。在执行难的大背景下,检察院的执行监督对于法院来说是一种“负担”,因此,整体而言,法院比较排斥财产刑执行监督,执行部门对于某些积极履职的监所检察部门的纠正意见大多消极应对。其二,检察院对于法院的具体执行程序和细节不甚熟悉。由于绝大多数检察官没有法院执行方面的工作经验,因此对于财产刑的执行监督只能建立在法院提供的资料基础之上,而被监督者不可能向监督者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资料。[4]这就造成检察机关监督力度小,手段匮乏,监督不到位,流于形式。实践中,几乎没有检察院与法院就财产刑执行监督达成科学的、可行的、双方认可并自愿遵守的实施细则或规范,这使得财产刑执行监督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四、完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

  (一)建立执行法律文书的移送备案机制

  人民法院对于存在财产刑的判决需要及时将文书副本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另外具体的执行部门也需要将执行中的各类有关文书副本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同时,检察机关要建立涉财产刑执行案件日常工作台账,对收到的刑事裁判法律文书涉财产刑的对象及时登记;与同级法院建立关于涉财产刑执行案件的通报机制,进一步完善信息沟通,掌握同级法院相关财产刑执行立案、执行活动和变更执行等基本情况。检察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的裁判和执行文书时,应当做到及时归档并且建立监督账册,将罪犯名字(名称)、财产刑种类及数额、缴纳方式及期限进行系统化的数据库建立,严格对照执行机关的每一次执行活动,相应做好每一项监督记录。

  (二)建立健全检察建议机制

  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措施有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因此在监督财产刑的执行中,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充分发挥该项职能,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机关落实改正,并且及时反馈改进情况。监督未执行完毕财产刑案件及时进行执行,对检察中发现财产刑执行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情况通报机制,及时建议或纠正,完善检察机关针对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的纠错机制。

  (三)建立跨地区财产刑执行监督协作机制

  按规定财产刑执行监督由执行法院对应的检察院监督,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开展监督过程中需要了解罪犯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进而判断法院有无怠于履行执行财产刑的职责,而了解罪犯财产状况主要在其经常居住地展开。很多情况下,经常居住地和判决法院所在地跨区、跨市甚至跨省。故应加快建立跨地区监督调查的统筹协作机制,使监督效果最优化。

  (四)增强财产刑执行监督意识与提升理念机制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是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重要职责。不仅法院要从思想上重视财产刑的执行,检察人员也要从思想上重视财产刑的检察监督。司法机关要纠正“重自由刑执行、轻财产刑监督”的理念,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确保相关规定得到严格落实,建立健全刑事财产执行工作机制,及时发现执行人员存在的执法不力行为并督促履行。检察人员要准确把握财产刑执行监督的职责范围,深化实务工作中对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理念。

  (五)完善财产刑执行信息共享机制

  关于执行信息的交换互通,需要执行机关与检察监督机关主动配合,加强联系,使检察机关及时了解生效判决在执行前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使检察机关在财产刑执行中了解具体财产的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情况;使检察机关在财产刑执行完毕后,了解所执行财物的去向。以信息化为依托,建设财产刑执行信息共享平台。以全国法院财产刑执行信息系统为基础,打破公、检、法、司之间的信息壁垒,将侦查、审判、执行环节的财产刑执行信息全部纳入统一的平台中,实现信息共享,畅通执法信息获取渠道,提高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督的效率。

  *本文系201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GJ2017C25阶段性成果。

  ** 课题组组长:朱文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课题组成员:邹震宇,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金晔,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社区指导处副处长;孙剑明,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许柏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监所科科长;张雅芳,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李碧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1]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课题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问题研究》,《时代法学》2015年第4期。

  [2] 朱和庆、赵秉志:《财产刑执行的调查与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第20-21页。

  [3] 李兆梁:《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研究———以海淀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的实证分析为基础》,《中国检察官》2016年第5期。

  [4] 李文博:《论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的构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