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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心声 |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惩治困境及对策思考

2018-08-21 10:12:43 字体: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实证考察——以上海市J区为样本

J区位于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员约占当地总人口的60%。下面主要以J区2014年至2016年3年间审查逮捕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为样本,对该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加以分析。

(一)涉嫌罪名主要为强奸和猥亵儿童犯罪

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包括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强奸罪、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7个罪名。 但从实践情况看,侵害类型以强奸和猥亵为主,两者比重高达84.8%,其中强奸还占据总数的52.2%。可见,实践中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主要以强奸和猥亵类犯罪为主。

(二)低龄女童系主要受害人群,且主要为来沪人员

从审查逮捕的案件数据分析,低龄女童成为主要的受害人群。从案件中被害人的身份情况看,主要为来沪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和来沪务工的未成年女子。

(三)侵害地点主要发生在较偏僻区域

从案发地看,这些性侵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出租屋或较为偏僻的区域,这些地方也往往是来沪人员聚集生活的区域。从这些案发地情况分析,一方面,综合治理情况相对较差,平时行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被害人的家长往往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年幼子女,常常放任其长时间在外单独玩耍,疏于照顾,最终也导致悲剧的发生。

(四)熟人犯罪占据较高比例

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统计,2015年全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14岁以下儿童的案例就有340起,其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据70.59%。从笔者调研情况看,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样存在较高比例的熟人犯罪现象,具体包括邻里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还存在网友见面后实施性侵害等情况。同时,在熟人性侵犯罪中,不少性侵行为持续一定时间或次数,对被害人的心理或生理伤害往往更为严重。

(五)侵害的方式主要以引诱和欺骗为主

从侵害方式分析,采用引诱和欺骗手段实施性侵案件,占据案件总数73.9%,纯粹采取暴力手段的比例仅为26.1%。可见,性侵未成人案件在犯罪手段上与性侵成年人案件存在不同,引诱或欺骗是常用手段。

(六)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的比率相当低

从审查逮捕的案件数据分析,犯罪嫌疑人大多学历普遍偏低,缺乏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经济状况普遍较差,在实施犯罪行为后,通常没有赔付能力,甚至没有赔付的意愿,导致被害人的经济赔偿要求往往难以到位。同时,性侵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往往不希望外人知道被性侵的事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民事赔偿诉讼的比例相当低。

(七)被害人及其家长缺乏足够的性侵防范意识

从调研情况看,未成年被害人被性侵后,告知父母的比例为72.3%。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防范未成年人被性侵的对策上,强化父母的监护和保护责任相当重要。通过询问,被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基本都缺乏早期性教育,缺乏对于性侵害的认知与知识,导致有些被害人被反复性侵而未告知父母,自我保护能力和防范意识严重缺乏。

(八)性侵案件被害人存在程度不等的心理伤害

未成年被害人在被性侵害后,除了身体遭受损害外,心理创伤往往更严重。从案件情况看,被害人被性侵后,经常会出现情绪低落、沮丧、悔恨、绝望等精神抑郁状态,还有部分被害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些被害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走出被性侵的事件,甚至会影响其一生。有些未成年人特别是低龄幼童被性侵后,父母或祖父母出现明显的心理问题,长期难以摆脱性侵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加重了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伤害。

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惩治困境及成因分析

 (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惩治困境分析

实践中,公检法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认定、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分歧,进而也影响此类案件顺利办理。

 1.  部分性侵未成年人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晰。如刑法规定的猥亵儿童罪是行为犯,并不要求“情节严重”,这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猥亵儿童行为界限不明,对于实践中部分猥亵儿童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公检法往往存在不同认识。又如对于侵害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幼女的法律适用,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明知”往往存在较大分歧。

例如,在张某强奸案中,该案历经两次补充侦查、一审、抗诉、二审维持原判,历时近三年,而分歧的焦点就是现有证据能否认定张某是否明知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另外,对于奸淫幼女的既遂标准,原有的司法解释废止,没有新司法解释规定,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

 2.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此罪与彼罪认识分歧多。例如在区分强奸和猥亵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对两者含义作明确定义。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犯罪行为,司法实务中则存在猥亵和强奸两种不同认识。又如,对于实践中发生的网络猥亵行为,因为不在同一物理空间,侵害人与被害人没有直接的身体实质性接触,是否可以构成刑法规定的猥亵犯罪,实践中同样存在不同认识。

 3.  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往往取证困难。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庭审实质化对案件的证据要求更高、更严。由于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往往发生在偏僻无人处,一对一实施侵害,客观证据相对较少,且取证困难。很多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出现零口供或翻供的情况,拒不供述或避重就轻以期脱罪。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往往是此类案件最为关键的证词,但未成年被害人因年幼、表达能力有限、易受成年亲属影响等因素,其证词的证明力又经常受到质疑。

(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司法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1.  司法实践对“明知”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幼女的证明标准把握过严。根据《意见》规定 ,对于性侵已满12岁不满14岁幼女的行为,要求侵害人明知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否则就不认为是犯罪,即《意见》采用“主观故意”的犯罪构成要件。实践中,侵害人一般都会辩解自己不知晓被害人未满14周岁,如司法实践对“明知”被害人系未满14周岁幼女的证明标准把握过严,最终将导致一些侵害人逃脱应有的法律制裁。

 2.  立法未对性侵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被害人可以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损害赔偿。然而,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法院主要支持直接物质损失,或只是象征性支付一些精神损害赔偿费用。但性侵害犯罪对被害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精神和心理上的伤害,可见,目前有关性侵案件民事赔偿的立法规定,与被害人实际遭到的损害不相匹配。

 3.  遭受性侵的男童未能获得平等保护。在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实践中,虽然被害人主要是未成年女性,但同样存在被害人系未成年男性或男童的情形。由于我国立法并未将遭受性侵的男童纳入强奸罪的被害人范围,一旦实践中出现男童被性侵的案件,根据从罪刑法定原则,诸如奸淫男童的行为,只能依据刑法第237条按猥亵儿童罪进行处罚。同时,对犯罪对象为14周岁以上男性的性侵行为无法可依,只有在针对男性的性侵行为中造成受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时,才依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另外,目前对男童色情制品的规制,同样缺乏惩处的法律依据。

 4.  性侵行为人的再犯防范机制缺乏。从实践中发生的案例看,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人存在一定比例的二次犯罪情况。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华双记强奸、猥亵儿童案,2005年至2011年6年间,华双记先后对20名幼女强行实施奸淫行为。对于这种有性侵害前科或性变态的行为人,国外规定了化学阉割、强制医疗及后续跟踪预防等措施。但目前我国不仅立法缺乏化学阉割等针对性地刑罚措施,同时对于性变态者也缺乏强制医疗的规定,对于刑满释放的性侵害行为人缺乏跟踪预防等措施,也缺乏性侵儿童罪犯的数据库和职业准入强制查询机制等。

 5.  未成年人自我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待提升。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未成年人接触新鲜事物和不良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多,如何提高抵御诱惑、加强自我防范越来越重要。但从当前性侵防范教育情况看,不仅缺少学习的途径,也缺乏生动丰富的教育方式,未成年人特有的好奇心和明辨是非能力弱的矛盾,导致他们容易成为受到性侵害的对象。

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惩防对策思考

 (一)完善立法

如何完善立法,有效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国外许多国家均有惩治性侵行为的相关立法,对我国立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下文主要对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

 1.  将《意见》内容逐步上升为法律。《意见》是目前司法实践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要规范性文件,《意见》还首次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的重大进步。但《意见》仅系两高两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和层级相对较低,建议将《意见》内容逐步上升为法律规定。

 2.  增加对男童的立法保护。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均把男子列为强奸罪的受害对象 ,但我国刑法只将妇女和幼女作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忽视了对男性及男童的保护。在实践中,男性遭严重性侵的案例并不鲜见。为了实现对男童和女童的平等保护,建议将“奸淫幼女行为”修改为“奸淫儿童行为”。

 3.  在刑罚设置上考虑引入“化学阉割”。“化学阉割”始自美国,目前被不少国家推行。近年来,我国严重性侵幼女案件屡屡被曝光,对于罪行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引进“化学阉割”刑罚方法,可以降低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性,有针对性地打击实施性侵行为的犯罪分子,还可以丰富我国的刑罚类别。

 4.  构建“一站式”取证制度。“一站式”取证的提法源于国外,通常理解为多种取证方式一次性完成,即在“一站式”取证场所将询问、身体检查、体液提取、伤情固定等工作一次性完成,同时还需要对被害人进行一定的心理救助。建议立法纳入该制度,引导办案部门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一站式”取证专门化办案场所,也方便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该场所应让未成年被害人心理上感到安全,能够相对轻松地陈述被侵害的过程,也有利于办案人员一次全面完成询问,尽可能避免反复询问。

(二)规范司法

 1.  达成共识,统一案件认定标准。为形成打击性侵犯罪的合力,公检法可共同出台侦办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案标准,在证据认定、证据运用及法律适用等方面达成共识。如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被害人,归纳不同的证据收集要点及询问规则,可形成指导性的询问笔录等范本。

 2.  检警一站式协作,引导侦查取证。由于性侵案件的特殊性,证据往往较为单薄,证据的时效性要求也高。当前公安机关的侦查模式,往往先由派出所民警对于办案或线索进行侦查,而不少派出所民警不一定熟悉性侵案件的构成要件及证据要求,有必要发挥公检配套机制效应,在案发第一时间内通过对接平台及时互通信息,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人员侦查取证,及时收集定罪量刑相关证据,实现检警一站式协作。

 3.  专人办理,提升办案质量。由于性侵案件的特殊性及复杂性,建议指派办案经验丰富,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侦查、检察人员承办此类案件,公安机关还可选派有经验的女性侦查人员参与承办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主要负责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在司法机关内部成立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构或是指定专人办理此类案件。

 4.  强化取证意识,完善证据收集。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关键证人的讯问、询问,应当做到同步录音录像,提高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还应加强间接证据的搜集,形成缜密的证据链,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特别需要侦查人员具有取证的技巧,以确保询问笔录的完整性和证明力。

(三)社会支持

 1.  净化环境,加大综合治理的力度。加强对外来人口及随迁儿童的统计与管理,为性侵防范等犯罪预防工作提供数据。加强来沪务工人员聚集地的治安管理,通过加强安防人员巡视力度、村居民自我保护,提高治安管理力度。另外,严格未成年人出入娱乐场所的禁止性规定,引导公众对未成年人出入娱乐场所的监督。加大整治淫秽不良网络信息、信息台特殊服务等,净化社会风气,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2.  加强监护,发挥家长的科学引导。据调研,因法定监护人未能承担监护责任,疏于看管,导致幼女被性侵的案件占据一定比例,同时被害人性安全教育缺乏,与父母缺乏科学引导,存在密切关系。性侵风险防范工作需要先从家庭着手,从孩子幼年教育开始。建议可以通过“家长学校”等途径提高家长的防范意识,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帮助父母科学引导未成年子女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  自我防范,增强未成年人对性侵害行为的认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主要在于被害人尚不具有健全的认知能力,犯罪人往往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即可得逞。因此,向处在风险最前线的未成年人传授“识别欺骗和拒绝引诱”的知识,可以极大地减少其因无知、好奇而导致被害或者重复被害的几率。

传授的主体应当是包括家长、教师、警察、出版传媒者等在内的与儿童利益保护密切关联的社会各方,传授的形式则可以是对话、讲座、书籍、歌曲、益智游戏、电视、网络等,传授的内容应包括与其年龄相适应的必要的性知识与被害预防知识,且以未成年人感兴趣、接地气、符合实际情况的方式加以呈现,在潜移默化间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