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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文展示丨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司法走过40年随想

2018-11-07 09:59:34 字体:

站在欧阳路22楼明亮的办公室,西边鲁迅公园美丽的全景,南边陆家嘴至人民广场的全部标志性建筑尽收眼底。我拿着37页的判决书翻了又翻,手拿从南京贡院买来的“状元”戒尺不停地把玩,心中的滋味真是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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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美妙的滋味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眼前总是不停地浮现出审判长在法庭上大声宣读判决的情形:“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湖南某音像出版社构成侵权!

前者是全国响当当的出版单位,后者是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出版界也是非常精品的文化企业,还有一家副部级的国家单位,虽然没有判它直接构成侵权,但它的过错与不当,在判决书中已昭然若揭。

37页的判决,还原、再现、确认了叶先生和29位艺术大师及团队五年来在苏州太湖边的艰辛付出,这和我与叶先生三年来在黄浦江畔的不懈努力。这样的判决在党的十八大以前是不容易的,在20年前是不敢想象的,如果在40年的改革开放前,更是天方夜谭了!

香港叶先生是一个文化人,从1998年到2008年,经过十年的酝酿和沉淀,他决定聘请29位全国顶尖的昆曲艺术家以“一人一说,一戏一题”的独特形式,对109折传统折子戏中的表演艺术作出系统和完整的阐述。

正如各种介绍和评价所言:

29位艺术家,每一位都是一折戏的权威,也几乎都是中国戏曲最高荣誉奖的获得者,又是百年昆曲史上专心既往而又精心开来的一代。在他们身上,有上一代前60年的艺术积累,又有自己近60年来的艺术思考,这109折戏是近百年昆曲舞台上成熟或比较成熟的经典折子戏、精选自南戏、元杂剧到明清传奇的50多部著名大作。

这些大师们,从戏在昆曲舞台上的地位,讲到戏在三代人身上的传承,从服装行头讲到台步、手势;从上场讲到下场,从每折戏的亮点讲到他们的看点。他们不仅说其然,而且说出了其所以然。从而让我们不但可以在剧场中,也可以在课堂里瞻仰经典,走进艺术大师的内心世界,分享表演艺术家的感悟和表演心得,真正领悟中国昆曲的博大精深。

这样的一群表演艺术家,这样的一大批经典剧目,这样的倾诉,这样的细“说”,在近六百年的昆曲史上肯定是第一次,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难得的一次。

2008年晚秋

叶先生立题,将29位艺术大师请到江南腹地太湖之滨的苏州昆剧院,到2012年的早春完成,横跨了五个年头。叶先生花去500多万余元,终于辑成110张碟片、5辑图书,取名《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以下简称《说戏》)

2013年

叶先生通过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岳麓书社和湖南某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得到业内高度评价。前文化部副部长说:“叶先生一个人,做了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

2015年

叶先生发现,湖南某音像出版社和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复制、发行《说戏》作品,擅自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授予的大奖,在侵权作品上贴有“华表”。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叶先生的著作权,深深地刺痛了叶先生和29位艺术大师的心!面对如此局面,叶先生困惑且犯难!

湖南某音像出版社是全国有名的出版单位,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也在文化界享有盛名,号称“文艺界中的精品”,他们能让“大师说戏”拿到十二五奖,并贴上“华表”,这足以显示出两者的实力,况且,这其中又牵扯到“国家基金办公室”。

让叶先生困惑的是,在几年的合作中,叶先生和这些公司和睦相处,对他们投入了全部的真情,对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更是敬佩有加,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叶先生?这让他困惑和痛苦!让他犯难的是,他在知道被侵权后,这两家公司对叶先生仍是装聋作哑,遮遮掩掩,叶先生函告基金办,犹如泥牛入海。他们的傲慢,使叶先生除了“告”已没有别的办法阻止他们的侵权行为。

可是“告”,法院会不会受理?就算是受理了,官司能不能打赢?这都是摆在叶先生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也难怪叶先生有这样的焦虑,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保护,在我们国家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40年前,我们国家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的,人们的文化生活空前匮乏,我小时候就那么几场电影,而且常常看不到,先是革命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杜鹃山》《智取威虎山》,后是《洪湖赤卫队》《南征北战》,就这么几部电影常年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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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是不谈什么著作权和著作权保护的,从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流行歌曲和电视剧的进入,才给大陆的文化生活注入活力,并逐步繁荣昌兴起来。

在我们这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一百多年外国欺凌的国家,对私权、著作权的概念是陌生和遥远的,再加上官本位,别说是民告官,就是一个普通的诉讼,在中国大陆人的观念里,这是何等艰辛和不易的事,可能想都不敢想。

尽管我们充满着对历史的忧虑,可对中国司法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40年的发展,我们是有目共睹并充满肯定的。

40年,我们是经历者、见证者,更多是受益者。

1979年到1996年

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恢复期,其审判方式采用纠问式,法官穿着制服,戴大盖帽,原告几乎不用举证,一纸诉状上去,法官就会替原告做“全面调查”,原告几乎没有败官司。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些地方开庭,律师和法官还是坐在一排的,律师吃“皇粮”,占国家编制。

90年代中期,司法制度开始大力度改革,庭审方式和庭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事案件也是谁主张谁举证,律师不再和法官坐一排且律师不再吃皇粮、占编制,一切推向市场。

2000年之后

司法制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审判制度更趋成熟完善,律师制度更接近其本质属性和现实。进入新世纪之后,司法制度曾出现短暂的辉煌,我也是在2000年初期,经过整个90年代的历练之后,从一个西北的边远小城转到上海执业并成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圆了我年轻时侯的梦想!

国家的伟大,莫过于以改革和创新成就逐梦传奇;知识产权的荣光,莫过于用实干和业绩为发展前路铸牢根基。

十八大以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司法制度也进行深入改革,进入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步和发展,伴随着我国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实施以及加入世贸组织而不断完善,逐步建立起了以司法保护为主,民事审判为基础,行政审判和刑事审判并行发展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机制。

1985年2月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宗知识产权案件开始,到2016年受理792851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我国用“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在40年的时间里,不断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近300年走过的路,并走出了一条融汇与创新,自主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中国道路”……

叶先生终于下了决心,起诉了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湖南某音像出版社,同时将国家基金办公室这个副部级单位也列为被告,让他们共同承担对《昆曲百种·大师说戏》的侵权责任。

第二次开庭,是从早上9点开到晚上9点, 73岁的叶先生亲自参加庭审,且神采奕奕。

在以其中的一张碟片为例,向法庭陈述他的创意和创作过程时,他充满着智慧、艺术、幽默、自信,显得非常的可爱。

庭审结束已是深夜,我俩在一个小餐馆夜宵时,叶先生非常高兴和坦然,他告诉我: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其实我们已经赢了。我这个年纪了,也是经历了风雨的人,今天,通过这个官司,我更加切身感受到,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10年前、20年前,更不是30年前。经过改革开放的40年,今日的中国的确已今非昔比,我们的法官原来这么优秀,我们的法庭原来这么文明,我们的律师在这么激烈的冲突中仍不失儒雅,让我感到非常的痛快!

叶先生从痛苦到痛快,这一字的差别,正折射出我国司法走过40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和美好希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