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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心声丨对民事诉讼法适用于知识产权审判的若干思考

2019-01-18 09:42:28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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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建刚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三级高级法官

法律共同体对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都负有责任。司法环境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硬指标,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确立了法官在建立司法公信力中的主体责任,然而,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仍然留存着纠问制的若干痕迹。改进民事诉讼程序,发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有助于美好司法的充分实现。相比较于其他诉讼程序,我国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事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性人才、律师、当事人均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当事人对于在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中充分发挥自身能动作用,也具有现实的需要。

发达的诉讼程序具备强大的消除纷争的功能,法庭不应是谎言的集散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陈述必须是诚信的,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所面临的沉重代价甚至要超出诉讼标的。法官不仅能敢于裁判且能展示公正,自证其清。诉讼规则是清晰且明确的,当事人感受到的是来自于程序规则的压力,有责任也有动力向法院举证,并有权要求对方出示证据。诉讼结果是可预见的,民事案件的裁判者是法律本身,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经过诉讼程序后确定了裁判结果,法官在这其中仅仅是传递法律精神的善良使者,法官也不能将自己上升为法律。诉讼代理人是法官裁判的好帮手,法官和双方的诉讼代理人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完成诉讼程序规定的各方职责,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个案公正。

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审判实践,对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法官独任审判、当事人举证、保障律师调查权、诉调分离以及“送达难”等问题的规定有以下思考:

独任审判的范围应扩展到知识产权一审程序

随着审判责任制落实且深入人心,知识产权法官均有多年的审判经验,每个承办法官需要对所审理的案件终身负责。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多人少”的局面日趋明显。目前,涉及到专利、技术类纠纷案件的一审案件均在中级法院审理。再者,一审案件审理的重点是事实查明,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甚至需要现场勘验、外出调查。基于上述原因,知识产权案件的一审程序由员额法官独任审理,是完全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2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据此规定,中级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只能适用普通程序,这大大削弱了独任审理制度的作用,限制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可以尝试在知识产权诉讼的一审程序中适用独任审判制度,无论审级在基层法院还是在中级法院,所有的一审案件根据需要可以由一名员额法官独任审理。

延期举证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当事人应赔偿对方额外的诉讼成本,且在本案诉讼程序中一并处理

现实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对方往往选择予以否认。例如,在一个合同纠纷案件中,举证一方提供了合同复印件以证明双方合同关系的内容,质证一方也是签约一方,经历了签约全过程,质证一方对真实性予以否认。接下来,举证一方提交了原件,对方再对真实性予以承认。

这种情况下,质证一方的在前陈述显然是虚假的,且是有意为之的。按照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书证如果不提供原件,对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下,法院无法采信证据的真实性。关键在于,举证一方在后提交了这份证据原件,如何评价质证一方在前的质证意见,能否认定为谎言?法律没有对当事人说谎的法律后果做出规定,说谎的当事人还义正言辞,系根据证据规则发表质证意见。如果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做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质证一方将会评估举证一方是否有能力提交证据原件,以及否定这份证据真实性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另外,法庭已经查明双方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即便举证人提供的是合同复印件,而质证人不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很难做出否定性判断。法官需要进一步调查,通过双方质证、交叉盘问等方式来确定双方合同关系的内容。

知识产权案件中,证据是还原双方纠纷经过的决定性因素,证据的真实性直接决定案件的审判结果。如果法律程序对此类谎言不予制止,法官查明事实的难度、需要花费的时间将会成倍增加。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和案件审理情况,确定当事人应当提供的证据及其期限。

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第116条规定,罚款必须经院长批准。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谎言进行罚款也是难以认定的。

律师调查权应获得法律保障

证据材料是诉讼的关键,知识产权案件由于常常涉及图片、光盘、软件、邮件等电子或实物证据,一些证明力较强但又难以收集的证据往往需要律师进行调查采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第61条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67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129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目前,对于如何保障律师调查权缺乏有效法律规定,无法发挥律师调查的作用。实务中,律师向证人出示律师证进行调查,证人不配合提供证据或者不配合接受询问,法律没有规定证人违反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有些高院已经在尝试律师调查令制度,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法官经过审核之后,出具调查令赋予律师一定程度上的准司法权。但是,这项制度仍未上升为一项国家制度。

笔者认为,可以在知识产权诉讼中明确律师调查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边界。律师的调查权得到了保证,法官的调查工作量会大大减少,淡化法官的调查角色,强化法官的居中裁判地位,这也是解决案多人少的有效手段,有助于抗辩制的诉讼模式全面实行。

建立诉调分离制度

解决知识产权案件,调解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深入,软件、智卡等计算机系统的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常常会出现双方对项目是否开发成功、交付的产品是否符合合同目的、合同最初是否对软件界面等细节问题进行界定等问题争执不下,这时双方经调解对事实问题达成一致,从而解决纠纷非常必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第44条第2款规定,法官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法官为了调整案件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显然属于会见当事人和代理人。法官为了做成调解工作,将会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进行合理告知。

如何把握其中的火候,是法官做调解工作的难点。如果对诉讼风险过于夸大,或者调解不成之后的裁判观点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对于诉讼风险的预判不一致,均会对司法公信力造成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2016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第30条明确提出,推动调解与裁判适当分离,建立案件调解与裁判人员和程序方面适当分离的机制。调解与裁判分离的机制,可以避免出现同时担任裁判与调解的工作人员在角色职能与职业伦理上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法官与调解员对事实的内在判断与逻辑推理,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调解阶段对事实所形成先入为主的认知,可能在裁判阶段影响法官判断。调审分离制度有助于避免出现“以拖逼调”“以判压调”的不良现象。“以拖逼调”“以判压调”均违反了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则,损害司法公信力,颇受当事人及社会诟病。

从资源配置上,将社会调解力量配置在诉讼中,同时落实诉调交叉与分离的联动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引入相关调解、仲裁、公证等机构或者组织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调解工作室,健全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等的联动工作体系。通过建立调审分离制度,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与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的对接,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商会、行业协会、调解协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商事仲裁机构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在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房地产、工程承包、技术转让、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提供商事调解服务或者行业调解服务,为诉讼中的调解筹措了社会调解力量。

送达以被告知悉为送达成功标志

“送达难”是困扰我国民事诉讼多年的诟病。随着知识产权案件的日趋增多,送达问题必须受到重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规定,送达诉讼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实际上,被告如果是个人,个人的手机、微信、电子邮箱等均可以通知到本人。被告如果是企业,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财务人员、单位的电话、企业邮箱均可以通过电子送达方式送到。在被告缺席审理的情况下,二审对于一审的监督、审判监督程序对于生效裁判的监督、甚至检察院抗诉程序对于民事审判的监督,均对将法院是否有效送达作为重点程序监督事项。我国法律制度没有赋予当事人自行送达的法律效力。法律没有规定,企业在注册时提供的注册地址是否为有效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这些都是送达难的原因。

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中,明确企业的注册地址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向企业送达地址的邮寄送达如果没有被退回,应视为有效送达。对于被告的送达,应以被告知晓诉讼为标志,而不是以签收送达回证为标志。比如说,送达人员与被告或者企业被告的负责人进行了通话,发送了短信,这个电话是被告本人实名制的手机,可以认定为有效送达。

起诉时不必预缴诉讼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缴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缴纳其他诉讼费用。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现在有些法院已经实行了胜诉退费制度,原告胜诉之后,判令被告负担部分的诉讼费先由法院退还给原告,再将案件移交执行,执行庭向被告追缴诉讼费。实务中,这带来大量的审判管理工作:起诉时原告缴纳诉讼费,诉讼请求变更时法院需要调整诉讼费金额,退回当事人多缴纳的诉讼费,原告部分胜诉之后还需要退回原告应由被告承担部分的诉讼费,这无疑使法院的工作量更加繁重。

笔者认为,诉讼费缴纳问题可以从流程管理上优化为:原告起诉时不必预缴诉讼费,根据最终的诉讼标的确定诉讼费以及各方承担比例。

我国尚未完全普及在所有民事案件中聘请律师,而且我国地域幅员辽阔,沿海地区以及东西部的当事人诉讼能力差距较大,因此在全国所有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全面贯彻上述规定尚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依法治国是一个漫长的进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以国家正在建立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法为契机,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并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中聘请律师进行代理的比例较高,在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中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应条款进行调整,充分调动全社会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资源和力量,有助于解决案多人少的现实问题,并有效促进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