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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创作物之著作权归属保护

2019-02-28 10:05:33 字体:

内容摘要

人工智能创作物极具市场价值,但对于其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依旧存在争议。就其作品性质而言,思想表达二分和独创性可被视为界定人工智能创作物性质的两大基本原则,分别回答了在满足何种要件时才能受保护以及哪些种类应给予保护的问题。在权利归属认定问题上,应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特殊形成过程,将知识产权归属给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并且能够在法律条文中予以专条设计,不断健全和优化制度,以此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纠纷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关键词:人工智能创作物 知识产权 权利归属 思想与表达 独创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以来,大数据、云计算走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模仿人们的神经网络创作出各种成果,着实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逐渐地,人们纷纷将目光聚焦于“人工智能”并充分认识到了其内在威力。的确,人工智能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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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工作者在对2016年内全球各国开展的计算机创意项目进行汇总与分析之后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能够谱曲、创作剧本,还能绘画、编写散文等。而这些成果,便被称为人工智能创作物。人工智能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成就,不管是在表现方式方面还是在联想方面均应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不过需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的诞生与应用打破了人们自主创作作品的局面。对此,笔者不禁发问:基于人工智能而创作的剧本或者绘画等若具有了市场价值,能否归为作品范畴?一旦被定性为作品,其相关权利应如何保护?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在现行立法中的认定

要想解决人工智能创组物能否作为法律层面的作品,即是否具有版权性的问题,首先要解析其在现行立法中的认定。在现行规则体系下,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但是,作品通常和有思想、有认知的人是一体的。所以,当前学者普遍表示,从著作权层面来讲,由电脑或者其相关应用程序创作的东西并非“作品”,也就无法受到相应保护。但是,由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应用和发展,其引发的法律上纠纷也逐渐显现,因而对其应进行重新认定的呼声也逐年增涨。

1、国际立法层面

知识产权法虽然对人类创作作品有过详细的规制,却鲜有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问题。从国际层面上看,我国自加入《伯尼尔公约》成为缔结国以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重视度越来越高。但是该公约仅仅简单罗列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例如,其第二条第五款规定:

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集本,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由于其内容的选择和整理而成为智力创作作品,应得到此类作品同等的保护。

那么,这种“内容的选择和整理”应如何定义,需不需要人脑的介入,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与此类似的还有《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立法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是停滞不前的。从国外的规制进程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纳入了著作权法范畴并进行了规范;日本知识产权本部认为,在当前环境下,由人工智能而制成的作品即便被他人盗用亦不能给予正当处置,势必会侵害到其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有必要面向人工智能创作的音乐和小说等进行立法,促其受到法律的保护,可立足于实际对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修订,亦可在参考商标保护法的基础上制定一套完善合理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注册制度体系。

2、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作品性质认定上略有滞后。虽然我国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有关于“作品”的定义阐述,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思维模式毕竟与传统作品有所差异,将其认定为作品是否符合我国立法目的,其分析与研究也尚未充分。在现有研究中,曹源表示,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被界定为一个作品其实是一个政策选择性问题,各国需要在对其进入市场后所产生的各类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立足于其具体发展情况作出有益选择。熊琦表示,可参考当前较为完善的法人作品制度,将人工智能的所有人看作是知识产权人。也有学者指出,可根据人工智能创作过程对人的依赖程度将人工智能生成物类型化为两大类生成物:一类是人类的生成物,另一类是非来自于人类的生成物。

的确,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诞生与应用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其冲击不单单局限于著作权的主客体,还波及到了权利属性等相关方面。所以,笔者将对此展开深入而细致地探究,以期探寻出有效的方法。

三、性质:人工智能创造物的“作品”认定

在探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之前,首先应解决其创作物的作品认定问题。以最典型的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机器“微软小冰”为例,它的诗歌创作实际上是在执行开发者的命令,即通过对软件工程师输入其“芯”中的海量数据进行运算、拼装和组合而实现的。虽然“微软小冰”运营者在软件下方明确指出“放弃版权”,但对于今后出现的更多的人工智能创作物,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深思,该类创作物是否构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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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与“表达”的博弈

著作权保护客体的一大原则即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不是思想本身。它不仅被国际公约所明确,还被直接纳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确,文化传承的根基在于思想传播,任何创作也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因此,思想与表达二分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思想形成垄断,阻碍创作进步,为创作产业发展让渡更多的空间,而这同时也赋予了人工智能创作物推陈出新的意义。

回归到人工智能创作物本身,其运作机理的表达形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员事先设定好的,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对信息来源进行实时监测,根据预设准则输入相应的信息。那么对其创作的成果是属于“思想”还是属于“表达”应如何有效区别,笔者认为可基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虑。

➀ 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思想不同于作品的创作思想

在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过程中,先由人类工程师设计出“人工智能算法程序”,再由算法创作出作品。此处所讲的“思想”并非是普通创作作品的“人类思想”,而是“算法思想”。“人类思想”是人类随着后天头脑的发展产生了个体的思想与感情,而“算法思想”是基于一定的程序安排,模拟人的思绪创作作品,因此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➁ 普通作品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创作过程不同

普通作品是一个“直接创作”的过程,即由人类思想到表达的转化过程;而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一个“间接创作”的过程,人类思想用于设计人工智能算法程序,通过算法程序产生“思想”,再进一步转化为表达。因此,无论是设计人工智能的思想,还是其算法本身均不能受到知识产权法的有效保护。例如,“阿尔法围棋”程序强大无比,其使用的许多招数可能人类都望尘莫及的,但它产生的仅是围棋的下法,并不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表达,其表现形式亦不可被归于作品范畴。不过,算法背后所包含的代码可受到软件知识产权类法的有效保护。

➂ 将抽象标准的适用应用于人工智能创作物

抽象标准不仅用以区分思想与表达,也适用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如前所述,思想表达二分原则的制度目的在于防止思想垄断,通过抽象标准将那些抽象的、普遍性内容划归为思想范畴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阻碍他人创作,不利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样,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抽象的、普遍性的内容,也不应予以保护。虽然此类内容是机器创作,不属于“人类思想”,但属于思想与表达二分原则制度中的“思想”范畴,这是由该原则制度目的所决定的。

➃ 从本质性区别看原作品的延伸

若相关内容是由原作品延伸而成的,需要从表达层面入手查看其和原作品是否具有本质性区别。譬如,特定软件能够在非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将简谱自行切换为人们比较熟悉的五线谱,它并未创作出新的作品,只是变换了作品的表达形式,就不能加以保护。除此之外,绘画机器人能够通过专用软件对现有绘画成品进行临摹,并且其临摹准确度非常高,但是因和原作之间高度雷同,故只能将其视为复制品。但是在修图软件中,人工智能软件通过既有的程序进行一系列修饰处理之后,从表现形态方面来讲,成品和原作之间呈现出根本性区别,那么便可以加以保护。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创造物究竟属于“思想”还是“表达”,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其具体的情况加以分析。

2)、人工智能创作物“独创性”的标准

前文基于立法目的给出了人工智能创作物只有部分符合“表达”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受著作权保护客体的另一原则所限制即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符合其相应的构成要件。现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表示:

该法范畴内的作品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主要指的是文学、科学以及艺术等各相关方面保持高度独创性且可通过相关方式进行拷贝的智力成果。

而这同时也是评判一成果能否称得上是作品的三个构成要件(可复制性、固定性和独创性)之一。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创作物借助于一定的载体进行物化,使得符号化的作品能够被有效识别,此时便具有固定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能为人类自由和有效的利用。然而,对于其“独创性”的判断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➀ 从传统视角评析人工智能的“独创性”

传统的独创性判断,比如“额头出汗”标准,往往强调创作的主观性,即创作是人脑的主观选择,是一个创新的活动过程,最终体现为智力劳动成果。这便隐含了在通常情况下,成果的创作者需要是人类。的确,尽管《伯尔尼公约》没有对此进行充分明确,不过和“作者”相关的每一个条款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其自然人的特征。这在著名的“猕猴自拍照案”中便可窥一斑。

另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来说,通过强调人工智能本身的主体资格对其独创性进行判断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以谷歌人工智能作画为例,在输入深度学习算法后,人工智能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功能能够有效提取参照图片中的信息,在自身程序中进行有效整理之后即能够创作出具有艺术美感的图片。从这一过程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似乎是创造产物的主体。但是,从“图片”到“图片”的过程是机械客观创作的体现,并不涉及智力活动。并且在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定性时,若直接纳入主体因素,肯定会产生逻辑循环,即“由于主体非人,故其内容不能称作为作品;由于其内容不能称作为作品,故其不具有作者,亦不需要对其著作权归属问题进行探讨”。

由此可见,从传统视角确定人工智能创作物具有“独创性”较为牵强。

➁ 基于立法目的的新型理念

然而,独创性原则制度目的在于鼓励人们积极产生作品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在程度判断方面只能是最低,而不能过高,否则,法官将难以判断“何种程度”才构成独创性,继而导致作品受保护范围过窄,使得创作者利益蒙受损害。因此,单单从传统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需要对此类内容需要结合国内外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探究。

其实,在国外法中,“人类创作”的法律要求并未明确写入成文知识产权法,判例法上一直坚持人类作者的智慧火花才是作品受保护的条件。而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逐步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其具体表现为摒弃了“人类创作中心”这一传统理念,开始坚持“人类受众中心”理念。所以在笔者看来,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能够称作为作品这一问题,应根据其内容的形成全过程是否满足独创性条件进行判断,并非根据其所属主体进行判断,以此防止产生逻辑循环。并且,从独创性的制度目的出发,判断标准应当是一个客观比较的过程,适用“最低限度创作性”的标准,即人工智能创作物与已有作品相比较,不是简单地复制,只要具有最低程度的创新性,就应当给予相应的保护。

四、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

基于以上两种因素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从客观方面加以分析,结论就会不同。当然,我们不可忽略外界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要学会正视人工智能技术,从立法层面入手对其创作物的属性进行明确。

1、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及其利益主体的延伸

探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归属,首先应该要解决的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人工智能载体受《产品质量法》调整,如果依据该法条来分配法律责任,人工智能是属于产品和工具的范畴。但是,人工智能显然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因为它可以在现有素材的基础上,整合出新的成果。并且,从人工智能的特性分析,其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智慧工具属性。那么是否能由此认定人工智能有主体资格呢?如果在法律上认定人工智能享有作者所应有的权利,势必对传统的法律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比如,任何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创作成果的使用者都需要经过人工智能的许可以及对其创作物的剽窃该如何保护的问题。实际上,虽然人工智能可以作出独立自主的创造的行为,但其行使行为以及承担行为责任的能力是有限的,这种主体资格在一定程度上是拟制的,与自然人并不完全相等。在这种行为能力及承担责任能力有限的前提下,法律难以作出合理的调节和规制。因此,人工智能在现有的背景下,还不能作为法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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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英美法系知识产权法还是大陆法系著作权法,皆秉承着“作品归于作者”的理念,换言之,作品所有权隶属于其创作者。如果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法律主体,那么就不存在创作的过程。因而其创作者的认定可以在其延伸的三个利益主体中进行选择,一是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二是创造者,三是使用者。关于人工智能创造物权利归属的也往往在这三个主体当中进行博弈。那么究竟应该将其权利归属于哪方主体,根据传统理论难以加以评析,因此探析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新理论极具意义。

2、探析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新理论

人工智能并非作家手中的笔,亦非摄影家手中的照相机,相反,它是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机器。基于直觉这一层面而言,若此处所讲的人工智能是人,那么很明显它在制成创作物方面做出了令人称赞的开拓性贡献。那么这种“贡献”就是我们可以追析的新型理论。的确,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产业的分工变得更为精细化、标准化,无论是在传统知识产权法中,还是在专利法上,一旦产生权利归属纠纷,尤其是合作作品,通常会以“贡献规则”为标准进行判断。

由此可见,立法上可将“贡献原则”视为判断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归属的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唯一的问题是现有法律并未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继而使得“贡献”的所属难以评析,因此需要从人工智能的形成过程这一层面入手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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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文提到的“微软小冰”为例,在其产生创作过程中的海量数据与素材又是哪里来的呢?在“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新闻发布会上,“小冰”的研发者明确表示,“小冰”并非凭空捏造诗歌,它是在花费了数天时间对近百年来五百余名的国内现代诗人所创作的诗歌进行分析之后才开始“写诗”的。因此,人工智能文学创作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特定准则对高速计算素材库中的数万首诗歌进行一系列组合、拼装之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诗歌。同样,在人工智能设计图、人工智能视频制作等创作物中也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那么,这些素材的挖掘者、组合者、提供者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符合“实质性贡献”的性质。的确,若没有素材探寻、整合、提供者的支持与协助,作品的创作及传播可能面临着被中止的尴尬局面,创作者提供的作品因信息成本过高而不能全面有效地满足市场需求。“同样,市场需求亦会因信息成本问题而不能及时地反馈于创作者,继而造成市场需求度较高的作品无人提供。”

综上所述

对于人工智能的“实质性贡献”问题,单从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上加以限制会过于狭隘,应充分考虑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特殊形成过程,深入探究这些素材背后的特征与来源,即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如果不对这类群体予以利益保护,就不会形成更多的资本投入,不利于激励更多创作者从事作品创作。因此,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归属于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产业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

五、相关权益保护制度设计方向

人工智能创作物对人类的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由于其不会产生人的疲累感,其作品创作程度也相当高。但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出现,对著作权制度的冲击是系统性的,涉及到著作权的客体、主体及权利属性等问题,这在上文已经加以分析。但是在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创作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因此我们要适应技术的发展趋势。如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上,平衡立法的成本,积极的调整现有的制度设置,创新人工智能发展现有的理论具有必要性。笔者认为,可以将人类作品和人工智能创作物分而治之。

首先,并不是所有利用人工智能创造的产品都属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应对其形成过程加以具体分析。例如,上文提及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软件来修图的过程,由于在对照片或图片进行风格转换后,新图片与其原始状态相比已存在实质性差异,并且新图片是由人在经过人脑选择并且自主创造的过程中绘制,则在形式上已属于演绎作品,此时需要将其纳入人类作品范畴,运用著作权法对人类创作作品现有的规定加以保护。

其次,设置人工智能创作物版权登记制度。人工智能创作物产生的作品,应该专门设计登记,不能直接和人类作品同等享有自动保护原则,这对其产生的海量作品的规制不合适。一方面,版权登记制度可以明晰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利人。人工智能创作物若不经过版权登记,面对海量的作品,使用者、传播者、演绎者将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其无法判断作品的来源,也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侵权。另一方面,通过实质审核和版权年费制度能有效限制大量创作性较低的作品获得权利,使人类作品与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总量相对平衡,避免人工智能作品因绝对数量优势垄断版权市场。

再次,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利益主体享有的相关权利。人工智能创作物涉及三方利益主体,其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产品创造者,以及使用者,应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通过前文分析,基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保护,应当将著作权归属给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那么产品创造者应当在不侵犯前者著作权的基础上,享有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专利权。而使用者只是产品的购买一方,享有基本的物权及展览权等。

最后,将严重侵犯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利的行为通过刑法加以保护。我国刑法现有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例为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十五条,其主要以违法数额为认定标准,这在侵犯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知识产权问题上同样适用。新型的知识产权是社会不断的发展、经济不断的进步的体现,因此我国刑法的对其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知识产权保护中也不能缺失,对知识产权客体保护范围要更加全面。

六、结语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无限潜能,完全有可能超越人类的智慧水平,摆脱人类的控制。的确,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的持续进步,我们在昂首阔步地踏进人工智能技术时代,人工智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其应用和创造远不止文学艺术领域,但是直到现在也未在法律领域形成统一定义。但基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未来势必会产生大量的市场价值,对于其著作权归属问题讨论极具实践意义。就其“作品”性质而言,思想表达二分和独创性可被视为界定人工智能创作物性质的两大基本原则。思想与表达二分原则回答了哪些种类的人工智能创作物应给予保护的问题;独创性回答了人工智能创作物在满足何种要件时才能受保护的问题。但是,结合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实际,“人工智能”本身成为作者的可能性较低。

由此笔者认为

在权利归属认定问题上,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知识产权归属给素材挖掘、组合、提供者,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途径。笔者也从现有的立法角度的探析,最终提出三条相关对策及措施。与此同时,也期待着在未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能够变得愈来愈完善、规范,使得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进一步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