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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法学会研究会巡展之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 丨核心成果摘编

2019-03-14 09:48:18 字体:

上海市法学会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成立4年来,学人潜精研思、各显神通,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解研究成果。其中,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侯怀霞教授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上的《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一文中提出,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因此,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文章重要论述摘录如下:

医患纠纷“多发”属于普遍现象

无论是“每百万常住居民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数量比率”,还是“每千名医生每年发生的医患纠纷数量比率”,我国均低于英国与德国。与我国相比,英国与德国医患纠纷发生的比率很高,当然属于纠纷多发国家。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医疗体制完善、医疗技术发达、医院管理先进,注重医患沟通的发达国家,医患纠纷也很常见。由此可知,把医患纠纷主要归因于医疗体制,可能有失偏颇。把医患纠纷多发看成我国的特有现象,也很不客观。因此,对于一种经常发生的普遍现象,我们遵循医疗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对待,或许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纠纷“多发”源于医疗模式的转变

从医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医患纠纷是医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医疗模式,会有不同的医患关系,也就有不同的医患纠纷发生。以现代技术为特征的医院医疗与实验室医疗,对医患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技术进步、医疗水平的提高,与病人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弱化几乎同步出现。医疗技术带来健康的同时,也使医患关系变得隔离和疏远,医疗纠纷也在不断增多。

医患纠纷“激化”的原因

在于解决途径不畅

不能和解,不愿调解,又不去诉讼,是疑难医疗纠纷案件的现实写照。这类纠纷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长时间拖延中,冲突各方的负面感情日积月累,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转化为情绪的表达。当事人甚至于把情绪表达当作冲突的目的,从而使得纠纷带有非现实性。备受委屈的患者,往往采取设置灵堂、围攻医院、上网宣传等非正常途径解决纠纷,甚至采取“辱医”“杀医”等极端手段,以求谋得一个说法。民事纠纷可能演变为刑事案件、个人纠纷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或者当事人用自杀等过激的方式来换取纠纷解决。

结语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对于医患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原因,没有进行细致的划分,把他们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而且研究结论往往在宏观上归因于医疗体制,微观上归因于医院管理、医患沟通,并把市场化的医疗改革作为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便可以推断,只要医疗体制进行变革,或是以公益为方向推进医疗变革,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多发、激化的问题。

医患纠纷的多发可能永远存在。我们不要去刻意地消灭它,其实医患纠纷多发即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又是秩序重建的机会。纠纷多发的现实提醒医学界对待诊疗行为保持敬畏、谨慎的态度,这或许是其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的无奈之举。

对于理想中的制度,我们可以推断,它一定是贴近民众情理标准,适当远离医学技术标准的途径。实践中出现医疗调解人民委员会或许就是这种类型纠纷解决的方式。这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面对问题的焦点,而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到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化上,或许我们会找到抑制医患纠纷激化的对策。

此外,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秘书长周望教授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上发表的《大调解、维稳与社会治理:功能解释及限度——南通大调解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当前的大调解,是维稳逻辑下的产物。通过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稳定是大调解最根本的功能和取向。

党政主导的运作模式、维护稳定的动力(压力)机制、解纷机制的可接近性、纠纷类型的适合性、纠纷当事人的需求等保证了大调解的有效运作和功能实现。但是,维稳思路下的大调解也存在难以避免的局限。

大调解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从“政府全能型”转向政府——社会互动型,从“政治阴影下的调解”转向“法律阴影下的调解”,从“事后救火型”转向事后救火与事先预防并重型,也就是转向社会治理逻辑的大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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