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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人何以“诗意地栖居”?——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

2019-06-26 09:33:08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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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我与人工智能”为主题,上海市法学会、中国知网、《东方法学》编辑部面向全球征文,上海市法学会将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到沪参加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关活动,欢迎投稿(6月30日截稿)。

征稿将按不同年龄组别、不同体裁类型(学术作品、文学作品)分别进行评奖

微信公众号“上海市法学会”择优刊登大赛征文

中国知网《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会议论文库》择优刊登优秀学术类文献,并给作者颁发收录证书

本文作者简介

林扬千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点击链接了解更多详情:“2049:我与人工智能”有奖征文大赛

微信号推送时注释已略。

内容摘要

人是现实中的人,如今大数据技术方兴未艾,带来了“技术-思维”的双重革命,由此也引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大数据时代下人何以“诗意地栖居”?首先,以纵向的历史发展为视角,得出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之问的生成逻辑,即基本沿着“生存-统治-生活”这一脉络延展;其次,以横向的现实生活为场景,揭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之问的五种基本具象:技术危机、主体危机、价值危机、管理危机以及伦理危机;最后,从“求真-求善-求美”三重维度解答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构建大数据时代“人的诗意栖居”。

关键词:大数据;人学;思想政治教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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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诗意地栖居”,源出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歌——《在柔媚的湛蓝中》,后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引用而广为流传。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引起了人们的心灵共鸣: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屡遭危机,现实生活与诗意栖居之间的矛盾张力引发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辛辣批判与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当科技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现实的种种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大数据时代下人何以“诗意地栖居”?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意地栖居是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彰显,而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理论层面或是实践层面去理解,其价值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大数据时代人何以“诗意地栖居”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回答的现实之问。

溯源历史:现实之问的生成逻辑

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如今,大数据正广泛应用于人类的各项生产实践活动,并日益成为掀起新一轮科技浪潮的助推器。毫无疑问,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然而“大数据”概念的科学定义是什么,学术界莫衷一是。简单地说,大数据是一种具有“5V”特征,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性)、Value(低价值密度性)、Veracity(真实性)的数据集合或信息资产。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理性层面,日益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技术-思维”的双重革命,然而大数据将把人类引向何方,人类的未来是否是更高的文明时代?我们与其在等待现实揭开盒中巧克力时而感到惴惴不安,不如先将思维的触角把握住现实之问的生成逻辑而思则有备。 

鉴古知今、究往穷来是钱穆先生所推崇的史学之精神,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亦是如此。回溯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影片《太空漫游2001》有一个足以载入人类电影史的经典桥段:镜头画面随着一群猿人将粗制的兽骨抛向空中变成了漫游太空的宇宙飞船。这段艺术化的电影场景蕴含着一个深刻的哲学内涵:人类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工具的使用推进着文明的进程,而每一次时代的进步,无不促进着人类对自身及其现实的反思。由此,自思想政治教育从萌芽起,就不断地催生对现实的追问,而其生成逻辑基本沿着“生存-统治-生活”的脉络延展着。

(一)原始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考“人何以生存”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从广义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早在原始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就已经开始萌芽。对于原始时代先民的生活状态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礼记·礼运》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因此,原始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智慧火花是先民在与大自然的直接抗争中而迸发璀璨的,并且在文字产生以前,主要通过语言、图画等载体形式传递着部落种群的价值观。对此可以从人类的考古史迹中加以证明: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代表性文物——《鹳鱼石斧图》生动再现了先民使用工具狩猎捕鱼的场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去审视,可以看出先民通过彩绘的形式一来教导族人生存之道,二来激励族人生存之念。此外,在诸如欧洲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岩画《受伤的野牛》等古迹中也蕴含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得出,原始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回答的现实之问是“人何以生存”。

(二)农耕时代-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思想政治教育思考“人何以统治人”

农耕文明的出现是建立在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由此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农耕文明一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这段历史长河虽然漫长,流经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却有着两大相同本质特征:一是阶级斗争现象的显现化。正如马克思所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原始社会平静的时光,由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基于“人何以统治人”的现实追问之上。从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禁欲思想到东方封建王朝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无一不是统治阶级在现实追问下的思维产物;二是阶级斗争意识的潜隐化。阶级斗争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意识的出现,正所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于统治阶级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被统治阶级无法正确地认识其现实生活,因此从根源上扼杀了阶级斗争意识出现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朝代更迭中就能得到印证:无论起义成功或是失败,被统治者都没能实现阶级意识的觉醒,因而始终逃不出历史周期律的循环。由此可知,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类尚未揭示历史的规律,更不能指明人类前行的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思考“人何以统治人”的理论工具。

(三)马克思主义诞生-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考“人何以诗意地栖居”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科学化,由此人类朝着“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最高价值旨向不断迈进。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言,此时的现实之问已经发生转变,由“人何以统治人”转向“人何以诗意地栖居”,再通俗地说就是人如何实现真正的生活。然而要明确的是现实之问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前一个现实之问已经得到最终回答,相反“人何以统治人”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问的核心议题。之所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在这一时期发生转变,是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史上首次指明了人的最终依归;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回答理论之问的有益探索;三是资产阶级也开始思考何以实现“人”真正的生活,只不过这是建基于“虚假的人”,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先后历经了三次工业革命,如今已是大数据时代,在人与科技相互交融日益加深的今天,“人何以诗意地栖居”依然是摆在思想政治教育面前的现实之问。

困境重生: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之问的具象解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乔纳森•沃尔夫说过一段有趣的话:“上帝,像其他代理人一样,需要依据一个非神的外部对象来定义自己……因此,人类的历史故事,就等同于上帝自我意识的故事。”人类需要在与外部对象的联系中认知自己以及周遭的世界,外部对象的改变,人类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同样会发生改变。在大数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之问可谓旧瓶装新酒,虽然实现“人诗意的栖居”这一最高的价值取向不变,但现实之问的具象图景却有了新的内涵,值得我们好好地做一番解析。

(一)技术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马太效应

数据背后的价值因大数据技术的出现而日益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因为数据的价值利益之大,增效时速之快,使得各方都在争相革新大数据技术,以期最大程度地垄断数据资源,获得数据价值。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大数据技术越来越成为少数集团的利益堡垒。就国际方面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先天的优势引领大数据技术的革命浪潮,比如美国早在2012年3月就正式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率先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开发最先进的大数据核心技术作为计划的三大目标之一;就国内方面而言,大数据技术也集中在少数诸如“BAT”等互联网企业巨头手中,而对于广大群众而言,更多的是大数据应用层面的使用者和共享者,而非大数据技术的亲历者和创造者。因此大数据时代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首要冲击表现在技术层面,具体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数据硬件设备缺乏。大数据的规模超过了传统数据库软件以及一般技术的承载能力,因此大数据的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需要特定的硬件设备来支撑,然而这些硬件设备普遍具有高精尖等特点,造价高昂,且当前多用于商业、军事等用途,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层面极为有限;二是大数据技术人才短缺。大数据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依然体现在掌握大数据技术的人才资源上,然而这些人才资源也是各界争夺的核心资源。当前大数据人才市场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而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的大数据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三是大数据技术资源供给不足。所谓技术资源供给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内部挖潜上,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层面对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及应用的研究投入不足,又有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层面的相关经验总结不足,从而导致资源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体现在外部支援上,除了上文提及的设备、人才供应不足外,对大数据技术的配套理论宣传、法律制度、高校专业等供应也亟待完善。

(二)主体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人学反思

不可否认地是大数据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在改变着人类自身。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的一切经济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由此所引发的人学反思将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思考:一是主体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主体取得一定的政治身份,并获得相应的政治认同是实现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核心环节。然而在大数据时代,现实中人的政治身份可以被转化为价值中立的虚拟数据,以此成为跨时空的非政治性存在。就好比网络时代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永远不知道网络的对面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同样地,在大数据时代,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只会更加凸显;二是主体现实性的解构问题。“道成肉身”理论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宗教信仰转化为现实性存在,于是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传播。由此可知,主体的现实性存在是价值的重要载体。然而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数据正在解构主体的现实性存在,人的价值从肉身载体转移到数据载体中,并被不断转移、交换、交易到利益终端。当人的价值失去现实依据,那么现实的人能否成为主导性存在,换言之数据域中的我与现实域中的我,谁是本我?三是主体的数据鸿沟问题。数据鸿沟是数字鸿沟在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造成数据鸿沟问题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方面是经济困难、设备短缺、技术封锁、制度缺陷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是心理恐惧、智识水平等内部因素。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客观存在的数据鸿沟问题,由此产生了“数据贫民”、“数据难民”、“数据逃民”等现象,这已经不单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上升为社会性问题。

(三)价值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适存之难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自身的价值能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因此所谓的价值危机,并不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仍具有价值,而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能否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变化,继续发挥其价值功效。具体表现为:其一,教育威权的稀释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凭借知识、经验优势获得在教育过程中的权威性。然而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更加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谁掌握数据,谁就拥有权威,使得传统的教育主体面临威权稀释的危机;其二,教育过程的屏幕化。大数据时代延续网络时代的特点,进一步消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教育方式,使得原本温馨的情感交互场景在日益屏幕化的趋势下愈发稀少;其三,教育体验的参与化。大数据技术让私人定制成为可能,因此大数据时代的人们更加注重教育体验的参与感,这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造成冲击;其四,教育评价的数据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由于缺乏客观标准而常常为人所诟病,如今大数据为思想政治教育制定科学的评价体系提供了可能。但如何做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统一,而不陷入唯数据主义则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彰显的又一严峻考验。

(四)管理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效率悖论

管理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现代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现代管理实质上是以人为核心的管理,而对人的管理实质上是以人的思想为中心的管理”。在技术能力尚不发达的时代,对人思想的管理更多的是依托人文手段,管理过程带有浓厚的经验色彩,需要管理者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最终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由此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高昂,而低效的管理则不能称其为科学的管理。如今利用大数据技术,使得包括人工神经网络在内的多项人工智能正广泛应用于自然、人文科学领域,这些技术手段有助于帮助人们破解思维的奥秘。然而在运用大数据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却会遭遇效率悖论难题,具体而言表现为:一方面管理者对人的思想进行管理,总是希望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被管理者的思想原貌,并且通过大数据,使得满足这一诉求得到了技术上的支持,以此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管理;另一方面要想实现这一诉求,就需要管理者尽可能多地占有并有效分析数据资源,然而管理者既要面对数据壁垒难题,即能否获得足够多的数据,又要面对数据法治难题,即能否合法地获得数据。除此之外,大数据的一大特征是低价值密度性,即非结构化的数据纷繁复杂,非相关性数据也被大量纳入到数据资源之中,允许不精确成为一个常态。因此大数据时代下人们认识世界的视角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变,而这一转变加剧了管理者对思维正确把握的难度与成本,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管理难以实现。由此一来,大数据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管理效率悖论难题。

(五)伦理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两难抉择

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震惊世界,一时间人人自危,潜藏在幕后的数据安全问题被置于公众视野之下。大数据时代,我们是否还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所描绘的“监视炼狱”场景又是否真实地存在?这些数据安全问题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危机。首先,简要分析一下产生伦理危机的原因:一是数据的价值性是根源。正是因为数据具有潜在的价值性,才成为各方追逐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必然引发对数据资源的无序开发与利用;二是技术的先进性是基础,大数据技术是开发数据资源的一项基础性环节,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加剧了大数据资源被滥用的风险;三是制度、法律的不完善是关键。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跟不上大数据发展的步伐,使得数据安全问题陷入隐患之困;四是主体的窥探欲是主因。从心理学上分析,人类具有了解对象的窥探欲,当心理机制发生异常,容易引发数据泄密等安全问题。其次,大数据的伦理危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主要表现为两难抉择:其一,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受教育的数据资源来有效开展教育活动。但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并不等同于数据资源的占有者,亦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数据资源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其二,一方面政治信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资源,政治信息掌握得越充分,思想政治教育就越有成效。但另一方面数据具有价值中立性,无法对数据进行简单地政治定性,因此对数据又该取舍;其三,一方面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但另一方面在制度与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个体的数据安全在国家利益面前是否不屑一顾?

三维建构:通往诗意地栖居之路

“上苍,始终至善至美,拥有富足、德行与愉悦。人或可仿效。”诗人荷尔德林如是写到,或许这会带给我们在通往诗意地栖居之路上一丝启迪。人类总是向往美好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科学技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因此在大数据时代,面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同仁要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既要积极迎接技术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又要精心构建大数据时代下的生活模式。

(一)求真:让大数据飞入寻常百姓家

真实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更能转化为现实力量。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与畏惧感,因此人们总是在孜孜以求一个真实的世界。大数据时代虽已到来,但是大数据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未知的事物。有的人畏惧其技术的复杂性,让人难以理解;有的人畏惧其发展的迅猛性,让人难以控制;有的人畏惧其全域的智能性,让人难以竞争,担心最终会演化为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究其根源在于大数据仍然没有飞入寻常百姓家,大众对其的了解知之甚少,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从求真的维度去构建真实的生活模式。

(二)求善:让大数据化作春泥更护花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给人类社会造成异化现象的批判入木三分,然而科技的价值旨向应该是造福人类,而不仅仅只是衍生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对于科技的本质把握,要建立在一个良善的社会模式之中。就如同核技术一般,在战争模式中它幻化成杀人的恶魔,然而在和平模式中它又成为造福人类的帮手。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要想不“谈数色变”,就需要从求善的维度去构建良善的生活模式。

首先要善学——学习大数据知识与技能。网络时代,不懂得互联网的基本知识与技能等于半文盲,在大数据时代亦是如此,前贵阳市市委书记陈刚甚至将大数据视为人类的“第二母语”。因此对于每一个大数据时代下的人们来说,善学是首要要求;其次要善研——研究大数据的相关技术与法律制度。大数据是一个资源平台,它可以为不同的产业提供价值增值服务,因此对于大数据的相关技术研究要学会用联系的观点与视角。此外,要提升大数据的法律制度研究水平,从而将大数据置于良善制度的体制之下,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再次要善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打造“大数据×”创新模式。所谓“大数据×”,就是利用大数据的“5V”特性,让大数据与全员、全域、全产业链联动发展,激活更多价值潜能;最后要善用——善于让大数据造福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的庄严承诺,也是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是大数据时代造福人民的真实写照。

(三)求美:让大数据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由此表明现实生活中物质的富足并不等同于美好生活的到来。清朝美学家李渔曾将家乡的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肠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虽然大数据时代创造了更加巨大的生产力,但人们也发现如今的生活节奏日趋加快,各界对利益的追逐也日趋白热化,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更是让人身心俱疲。或许是时候“且停停”一下,反思自我与周遭的世界,思考如何从求美的维度去构建美好的生活模式。

首先,构建形式美——让大数据简约高效。科技应该让生活更加简约高效,而不是更加繁琐。不可置否的是大数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其多样性和低价值密度性也让不少专业人士感到头疼,更何况普通大众了。因此开发简约高效的包括研发、应用、反馈等一系列环节的大数据工具系统是让大数据引领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014年百度公司提出“慢数据”概念,即要把数据由重变轻,从粗放到精细,做好数据的跟踪挖掘工作,以此达到“快决策”的目的;其次构建大数据的内涵美——让大数据体贴暖心。米兰•昆德拉有句名言: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大数据时代,记忆变成常态,而遗忘成为历史,而当全世界都被永恒记录之时,保障数据信息的安全就成了是大数据的生命线。如果大数据被恶意使用,最终的结果只会让世界人民处于令人糟心的恐惧之中。因此如何让大数据适得其所,变得体贴暖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最后,构建大数据的大同美——让大数据服务于全人类。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世界正是因为多样性而美好。所谓的大同美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指就个体而言,不应过度依赖大数据,而被同质的数据化磨灭了人的多样性,健全的人是应当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不仅仅只是大数据时代下的一串数据代码。二是就国家而言,加强各国之间的数据交流,增进数据互信,缩小国际间的数据鸿沟,让大数据置于人类运共同体之下广泛地造福世界。

总而言之,大数据方兴未艾,人类的未来虽不是一帆风顺,但新的曙光早已到来。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握历史机遇,砥砺前行,对现实之问作出满意的时代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