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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问题 ——兼论“汇率风险”应对

2019-10-09 16:35:05 字体:

作者李本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作者盛琳杰系上海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内容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外汇市场稳定,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中,“811汇改”后建立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正以各种积极举措努力和全球外汇市场进行制度规范对接,以期更正向性回应国际法层面对汇率问题的相关规制;我国应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市场交易主体的持续扩大,还有加快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金融产品创新进程等路径,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渐进推进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步实现人民币入篮的各项既定目标,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相应制度设计。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 汇率风险

2017年5月14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期间各国政府、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就金融领域而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的空间;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为直接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其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深化改革从而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而推动“一带一路”深层次的发展?汇率市场化意味着要增强汇率的双向性波动弹性,在某种程度意味着“走出去”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如何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相关制度设计及配套完善?这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人民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职能发挥问题与汇率机制改革的必要性

汇率机制是一个国家实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体现着该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和经济实力,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一国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汇率机制的选择同经济发展模式一样,应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目前人民币入篮背景下,成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意味着更纵深的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要求,同时还要达到汇率基本稳定的目标,对应在汇率机制的深化改革中意味着人民币必须和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的基本特征相符,和每隔5年进行一次的篮子货币审查标准相符。目前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已全部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其中人民币最新进入这一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入篮后,于2016年3月4日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声明指出:鉴于人民币被认定为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决定,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澳元和加元一样,人民币应在IMF成员国“外汇储备货币构成”季度报告中单独列出。IMF进一步解释把人民币列入报告意味着“成员国可将其持有并随时能够用于满足国际收支需求的人民币外汇资产列为官方储备”,而这一声明在2017年4月1日IMF官网公布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中首次得以体现:IMF所公布的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报告中,在以货币种类归类的外汇储备表格里首次出现了对人民币的单独统计数据,这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又一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事件。但从规模来看,目前全球央行持有人民币的规模为84.51亿美元,占已支配外汇储备中排名第七位,份额约占1.07%,这个数据说明人民币尽管已被认可为国际储备货币,但还远远不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中所能发挥的职能也是非常有限的,也不得不长期受到美元霸权的影响;同时,被认可为国际储备货币也并不意味着必然符合IMF货币篮子下一轮评估审查的相应标准。

一国(地区)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从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上讲,一国(地区)的货币要履行国际货币的职能,在世界范围成为国际结算、投资及储备货币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地区)对该国货币的需求,即该货币在国际市场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程度,这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制度安排则是市场需求得以满足的手段,如果制度安排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将会阻碍一国(地区)货币国际化的进程。汇率形成机制是影响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制度因素,汇率水平只有能够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货币的价值才真实可信,这样的货币才会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从更现实的角度考量,推行人民币入篮和国际化,并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实体经济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走出去,把加工环节放在成本较低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对人民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对于人民币各项国际化职能的需求也会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目前还远不敷使用,相应在沿线各国对于人民币的计价、支付、结算乃至储备的职能均会受到限制,这将大大减损“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基于此,汇率形成机制与货币国际化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前者影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后者又反过来促进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迫使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往更具弹性的市场化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的汇率形成机制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一机制肇始于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2005年7月21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16号》文件,明确指出:“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2006年央行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1号》文件声明:“自2006年1月4日起,在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方式(以下简称OTC方式),同时保留撮合方式。”自此中间价的形成方式由原先的中国人民银行报价,改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很大程度反映了人民币市场供需信息,在汇率市场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长期以来基于各种原因中间价与市场汇率持续偏离,这不仅限制了市场汇率的实际运行空间,而且影响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基准地位和权威性。

基于此,2015年8月11日央行做出重大决定,要求做市商在向外汇交易中心报价时,参考前一交易日即期汇率收盘价,此项举措被称为“811汇改”。“811汇改”是对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改革的延伸,通过让做市商报价时参考前一交易日即期汇率收盘价,使得报价更加趋近于真实的市场价格水平,避免了汇率中间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偏离。

“811汇改”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深入并分为三个重要节点进行:其一,2015年12月11日央行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其中加大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其二,2016年2月份以后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即双锚机制)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提高了汇率机制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其三,随着经济情势变迁,从公布的银行结售汇差额数据显示,近年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比较强,双锚机制也由此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即当市场对人民币汇率有一个强烈的主观预期,而且这种市场预期并没有真实地反映经济基本面时,即使中间价定价合理,但是收盘价可能会明显偏离中间价。2017年5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考虑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以调整市场预期,自此人民币中间价的定价方式由“双锚定价”变为:“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三锚定价”方式。

纵观2005年以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汇率形成机制一直往市场化方向发展。从单一盯住美元到盯住一篮子货币,从央行指定中间价到外汇交易中心询价和做市场报价再到参考上一日收盘价,无一不在体现汇率改革的市场化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行汇率制度改革并非终点,市场化仍有待不断开拓。2016年6月24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以下简称“自律机制”)在上海建立,开创了由他律为主向他律与自律并重的管理新阶段,对我国外汇市场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律机制成立,既是对全球外汇法律规制体系的正向性回应,又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三锚定价”方式即是由自律机制汇率工作组召开会议,讨论并认可工商银行提出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模型调整方案最终达成;同时自律机制对汇率市场化进而促进“一带一路”中的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发挥起到重要作用。

二、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对全球外汇法律规制体系的正向性回应

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建立不仅是国内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举措,更因人民币入篮背景而对篮子货币产生传导效应。自律机制的建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层面的相关规制?是否有利于人民币有效履行入篮后的相关篮子货币的义务?怎样更好完成相关义务,同时深化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以下进行相关探讨。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规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金融组织,其对于各国的外汇制度具有一定的监督权,在汇率领域的监管主要集中在汇率操纵和货币或汇率偏差两个方面。对于汇率操纵,其依据在于《IMF协定》第4条第1款第3项具体义务规定,即“会员国应避免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制度来妨碍国际收支有效的调整或取得对其他会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对于货币或汇率偏差,其主要依据是2007年6月15日IMF执行董事会通过的《对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议》(以下简称“2007年《决议》”),汇率严重偏差是指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水平,而均衡水平是指符合经济基本面的经常账户所对应的汇率水平。

1977年4月29日,IMF理事会通过了《汇率政策监督指引决定》(简称“1977年《决定》”),其中除重申了会员国避免汇率操纵的义务外,还规定了汇率政策监督的六项指标,用以进一步明确IMF启动磋商程序的条件。根据国际情势发展,2007年IMF出台《对会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议》对1977年《决定》进行了修订,其中对于上述两个文件中未说明的问题如操纵汇率的内涵进行说明:在客观要件上,进一步定义所谓汇率操纵是指那些事实上已经影响到汇率变动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促使汇率变动也包括组织汇率发生应有变动的措施;在主观要件上,操纵汇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会员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旨在影响汇率变动;二是会员国有通过低估汇率造成根本性汇率失衡的故意,并且会员国造成根本性失衡的目的在于增加出口。但是该决议并没有明确如何确定汇率的均衡水平。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IMF继续出台《双边和多边监督的决议》(简称“2012年《新决议》”),其中首次提出外部平衡评估法(External Balance Assessment,EBA),成为衡量成员国经常项目平衡状态的依据。

以上文件集中体现了IMF对于汇率的监管,IMF要求各国避免操纵汇率,要求汇率避免严重偏离均衡水平。人民币长期以来谨守IMF的相关规定,恪守IMF成员国相关货币义务。人民币入篮后,其汇率水平将直接影响SDR定值价值,进而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传导效应,我国有义务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的职能和地位,入篮实际上也自动构成了一种对IMF的汇率主权的隐性让渡,即应采取积极举措主动根据IMF对篮子货币的要求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促进汇率的基本稳定,并由IMF行使监督权。自此,汇率基本稳定和汇率市场化的制衡发展成为人民币入篮后的基本目标。汇率市场化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对市场自律机制的一种呼唤,特别是2012年《新决议》加强对成员国国内金融政策的监督的背景下,建立市场自律机制就是一种积极的国内金融政策,是对《新决议》的正向性回应。

(二)国际清算银行及全球外汇委员会的相关规制

国际清算银行(BIS)框架下设置有市场委员会机构,该委员会成立于1962年,分为黄金委员会和外汇委员会。其中外汇委员会集合了全球主要外汇市场的委员会和央行,成员在这里可以交流关于外汇市场的各方面观点,可以合作处理外汇市场上的各项事务。该平台为协调外汇市场交易准则提供了相关指导性意见。2015年,外汇市场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外汇工作组(FXWG),希望能够制定全球外汇市场行为准则,为全球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建立铺平道路。2017年5月25日,外汇工作组发布了完整版的《全球外汇市场准则》(FX Global Code),其中主要明确了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的六大原则,分别涉及道德,监管,执行,信息共享,风险管理与合规,确认和结算流程领域。

上述原则是对于全球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要求,这些要求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自律体系。首先,明确自律的目标,包括“提升外汇市场的公平性和完整性”,“让外汇市场更加繁荣、公平、开放、流动以及适当透明”等;其次,对于自律的手段,既要有道德和行业惯例的支撑,同时规范了执行、信息共享、风险管理、结算等具体的操作行为。《全球外汇市场准则》在性质上属于国际示范法范畴,对于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它并不是通过具体的行为准则进行强行法意义上的约束,而是通过一系列原则建议参与者予以遵守。

(三)国际金融市场协会的相关规制

国际金融市场协会(ACI)是一个由全球领先的金融批发市场专业人士组成的协会,通过多种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ACI对于外汇市场的贡献主要在于《金融市场交易与实务国际准则》(The Model Code)(以下简称“国际准则”)的制定,ACI的《国际准则》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完整的外汇市场交易行业准则。最新的2013年修订版共分为6篇12章和10个附录,大致涵盖了外汇市场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营业时间、个人行为、公司治理、交易员与交易室、透过经纪商交易、特别交易实务、中台作业实务、主要经济商、争议、申诉及求偿、后台作业一般规范、控制、标准结算指令、交易后的常规、安全性和科技使用等方面。

ACI的《国际准则》与BIS的《全球外汇市场准则》有较大的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全球外汇市场准则》更加倾向于一种原则性的制定,而《国际准则》更多的是规定外汇市场参与者具体的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国际法层面对于汇率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重点规制汇率,特别是各国是否存在汇率操纵、各国汇率水平是否存在严重偏差;其二,关注各主要经济体及全球外汇市场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准则规范外汇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法规制的两个层面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从汇率水平而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相适应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汇率市场化的程度;从外汇市场发展而言,目前我们国内的外汇市场需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相关的法律配套完善。

截止目前,我国建立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只有一年多时间。该机制既是对汇率市场化的切实运营,也是让渡汇率主权,接受IMF2012年《新决议》监督,同时取法《全球外汇市场准则》《国际准则》进行规范化自律的探索平台。一年多来,自律机制发布了一系列自律规范制度文件,如《中国外汇市场准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中间价报价自律规范》《银行间外汇市场(批发市场)交易规范专家组工作章程》《省级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外汇业务展业工作指引》等,为外汇市场自律管理夯实了制度基础。

其中,2017年5月5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正式发布的《中国外汇市场准则》,既表明我国自主的外汇市场行为准则的形成,也明显体现了对相关国际规则的吸纳和借鉴。首先,从该准则的前言部分看,其明确申明:“基于我国外汇市场的实践机制,在充分借鉴全球外汇市场准则以及主要国家和地区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相关准则的基础之上,中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制定了《中国外汇市场准则》,旨在向中国外汇市场参与者和从业人员提供通用性的指导原则和行业最佳实践的操作规范,促进外汇市场专业、公平、高效、稳健运行。”其次,从该准则的涵域范围及架构内容来看,其不仅借鉴了《全球外汇市场准则》的原则性规定,更吸纳了《金融市场交易与实务国际准则(The Model Code)》的大量具体操作规范规范。1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811汇改”后所建立的自律机制完全符合国际法层面对汇率问题的相关规制,同时该机制也以各种积极举措努力和全球外汇市场进行制度规范接轨。特别是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参与全球外汇委员会的成立筹备,并作为创始成员加入全球外汇委员会;参与全球外汇市场准则的制定与更新,并根据《全球外汇准则》内容结合中国外汇市场实际情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汇市场准则;更在实务中与国际同业积极互动,建立与国际八大外汇市场委员会的沟通与交流机制,同时在市场发展及规范、信息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

三、汇率形成机制深化改革与汇率风险规避的法律设计

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无疑给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夯实了基础,但长远地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来看,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较之于其他市场化比较完备的汇率形成机制国家,我们目前仍然存在报价汇率和离岸汇率的差价问题,距离完全融入全球外汇市场,人民币真正成为主要的全球储备货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汇率形成机制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同时还须对汇率风险规避进行法律设计。

(一)完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要保证区域经济的健康和快速发展,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保障汇率基本稳定。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就其职能而言主要包括两大类。其一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中间价报价机制,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下设的汇率工作组为核心;其二是进行外汇行业监管,规范外汇交易行为,以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下设的银行间(批发市场)交易规范工作组以及外汇和跨境人民币展业工作组为核心。完善汇率机制的实质是提高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而不是简单调整汇率水平,其核心内容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即完善汇率的决定基础;矫正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健全和完善外汇市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改进汇率调节机制。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在增强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所谓增强汇率弹性,是指汇率以市场的供需力量来形成的自我调节力量的增强。如果汇率体现的是市场供需,则说明汇率是有弹性的;反之,市场供需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则说明汇率是缺乏弹性的。

汇率市场化意味着汇率双向性波动增强。但过强的波动也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关于市场是否会熨平过强的波动,经济学界一直有不同的主张。但实践证明增强对双向性波动的预期引导是必然举措。针对汇率形成机制,可以通过两种引导方式进行管理。其一,根据国内外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势,央行劝谕式建议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主导的人民币中间价“三锚机制”中各锚所占比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当经济基本面稳定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扩大上一日收盘价所占权重,才能让市场有较明确的预期。这是熨平市场的积极有效引导。其二,央行可以通过对日波幅的限缩或扩大来考察市场形成价格的能力,并由此分担带来的相应后果。这些结合经济情势的举措势必促成汇率在“有管理”和“市场化”之间形成动态均衡关系。

(二)借助并融入国际金融平台

2017年5月24日,全球外汇委员会(Global Foreign Exchange Committee,GFXC)成立大会在伦敦召开,来自16个国家(地区)的外汇委员会代表(包括央行和市场机构代表)参加会议。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China Foreign Exchange Committee)作为GFXC创始成员参加会议。GFXC是由央行和市场机构共同组成的论坛,旨在推动建立稳健、公开、适度透明且富有流动性的外汇市场,使得不同类型的市场参与者均以广泛认可的行为标准高效地开展交易。

前文叙及,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另一项职能是进行外汇业务监管,规范外汇市场交易行为。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有其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全球外汇委员会即是这些外汇市场和外汇自律机制的集合体,将在全球外汇市场监管领域产生重大的作用。此次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作为创始成员参与会议,能够使我国外汇市场与国际进一步对接。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创始成员,已经具备了参与制定全球外汇市场规则的资格,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中国可以借助IMF、亚投行、G20等国际平台,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治理和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去,争取在国际金融事务中获得与中国实力相应的话语权。为了保证中国经济以适当速度增长,营造人民币崛起所需的和谐国际环境,中国应积极和美国、欧盟等实力国际货币发行国家积极沟通和协调货币宏观政策,以求达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同时加强国际协作,有效避免国际流动性严重泛滥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

(三)完善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不仅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风险防范应对中妥善处理高标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在我国外汇管理法制建设方面也要做出积极应对。

我国有关外汇立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众多,最高层级上的法律文件为《外汇管理条例》,其法律级别仅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立法级别较低。外汇管理规定一国对外金融政策的基本原则与制度,与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及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态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其相关的立法规范也应属于一国金融领域的基本法律规范,外汇管理的立法层级理应上升到一般法或者基本法级别,故提升《外汇管理条例》到一般法律甚至基本法律的层级是适应人民币入篮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现实需求。

除《外汇管理条例》外,有关外汇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多出自于外汇管理局单独发文或者联合其他部委共同发文,譬如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面的法律文件大多出自于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公安部等几个部门的联合发文。由于政出多门,分头立法的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立法内容上的冲突或者重复,立法环节上容易出现法律漏洞。同时,联合发文立法难以解决立法部门的责任承担问题,一旦出现法律适用上的事故,多家国务院部委在行政地位上处于平级关系,容易出现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无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后果。基于此,我国应该对有关跨部门联合立法加强审查和协调工作,提高立法工作的透明度,保证出台的法律文件之间没有操作冲突和法律漏洞问题,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同时法律文件透明度的提高亦会增强外国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四)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从国际层面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货币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从国内层面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增加交易主体,通过增设外汇期货市场等方式构建多层次的交易平台来提高我国境内对汇率价格的掌控权,同时以之化解实体经济的相应汇率风险。

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区别之一就是国际贸易涉及汇率问题。国内外企业进行贸易多以外汇计价、结算,所以当企业在国外取得外汇以后就面临着外汇之间的兑换以及外汇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汇率不稳定而给“走出去”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其中沿线各国本币的不稳定和汇率政策的僵化是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增加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使用,更进一步,使人民币作为“一带一路”贸易、投资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不失为解决汇率风险问题的有效举措。

具体可通过以下路径进行:其一,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货币合作。为降低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中国已经与23个国家实现了货币直接交易,其中包括8个“一带一路”国家,并与2个沿线国家实现了货币的区域直接交易。人民银行还与相关国家货币当局开展了包括本币互换、人民币清算等在內的一系列合作机制安排。通过这些安排,可以使“一带一路”建设更多地使用人民币,使企业在进行交易时减少因各国货币贬值和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其二,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依托离岸人民币中心可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的使用,离岸人民币中心可利用一定体量的人民币资金沉淀,支持当地及周边地区人民币产品的发展和人民币使用。目前人民币离岸中心主要在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首尔等亚洲地区,布局有待进一步扩大和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资本流动和金融需求必将推动中亚、南亚、中东地区出现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所以可以进行前瞻布局,选择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影响力和辐射力相对较强的区域中心城市,稳健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

规避汇率风险,从国内角度来说,还应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增加交易主体,开发各类汇率衍生产品以增大企业避险选择空间。实际操作中,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是防范此类风险的有效方式。然而就目前而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相关的汇率衍生品和风险对冲工具比较匮乏,基于此,国内应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并激活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相关交易中心根据市场需求开发相应外汇产品。可根据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的总体情况,结合相关国家的货币需求、货币汇率管理体制等因素,开展货币区域直接交易、外汇交易中心挂牌,以及开发专门针对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外汇衍生产品等。企业借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购买这些金融衍生产品,降低汇率风险,使得其收益得到一定的保障。人民币汇率衍生品越丰富,越有利于境内资金更能够以方便和快捷的路径打入并良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也更利于中国出资设立的金融机构在境内和境外两个层面深入展开投资和金融交易活动,这样更加拓宽了国际金融市场并加大了金融创新的可能性,人民币资产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配置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结语

2017年7月14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金融领域的发展要旨包括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契机,另一方面也对我国外汇市场稳定,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中,应通过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不断完善,人民币中间价报价体系的不断趋于完备,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的持续构建,市场交易主体的持续扩大,还有加快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金融产品创新等路径,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渐进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而逐步实现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各项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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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4卷(国际法学研究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