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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犯罪现象的被害人“恶逆变”

2019-10-11 13:35:44 字体:

作者兰跃军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廖建灵系贵州省六盘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科员。

内容摘要

被害人“恶逆变”是指被害人转换为犯罪人的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现象,被害人“恶逆变”表现为不愿追究刑事责任型和转而实施犯罪型两种型态。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发生“恶逆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被害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也包括被害事实、被害救助和被害主客观方面的原因。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需要标本兼治,将被害预防、社会预防和加害预防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刑罚和保安处分对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进行处罚,达到事后预防的目的。

关键词:被害人“恶逆变” 型态  成因  预防  处罚

引言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被害人可以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客观情况下转化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也可能转换为被害人。学界通常将这种被害人与加害人互换角色的现象称之为被害人与犯罪人的角色转换,将犯罪人转换为被害人的现象称为逆向转换,并将被害人转换为犯罪人的现象称为正向转换。这种正向转换形式又被称之为被害人“恶逆变”。在犯罪中,一般来说,被害一方常是弱势、被同情的一方,而加害一方则是强劣、令人憎恶的一方。当被害人被害后的主观心理发生变化,由处于弱势的一方转化为强势的攻击地位时,其主观心理和外部型态就表现出“恶”的特征,转而拥有原本犯罪人才拥有的“恶”,这种由“善”的被害人逆向转化形成“恶”的犯罪人的逆变转化正是其形象的最好诠释。而“逆变”说明被害人角色的逆向转变,是一个具有方向性和动态性的过程。但是,被害人“恶逆变”犯罪通常表现为哪些型态,其产生原因有哪些?如何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以及怎样处罚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才能达到事后预防的目的,等等,这些都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型态

被害人遭受加害人犯罪侵害后,发生“恶逆变”,继而实施犯罪行为,因此,被害人“恶逆变”受到加害人的影响较大。根据影响的内容和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型态。

(一)不愿追究刑事责任型被害人“恶逆变”

此种型态的被害人“恶逆变”是指那些遭受犯罪侵害后,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不愿意追究加害人的责任,并可能在司法机关调查时,包庇犯罪人,掩饰隐瞒犯罪的实情。这类“恶逆变”犯罪常见于被害人和加害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案件中,比如亲情、爱情、友情等,生活中常见的案例很多,例如:儿子将父母打成重伤,父母为了保护儿子不受司法机关的追诉,包庇儿子、掩饰隐瞒犯罪的真实情况;被害人被强奸后和犯罪人产生了爱情,决定和强奸犯结婚,不将强奸的事实如实告知司法机关;几个好兄弟一起实施犯罪行为,只有其中一个被抓获,为掩护其他几个兄弟被追究责任,谎称自己一个人实施的行为,等等。在这样的案例中,被害人不愿意将被侵害的事实告知其他人,特别是司法机关,不希望加害人受到法律的追究。被害人的这一做法没有受到加害人的强迫,其逆变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属于被害人自陷影响的情形,但无论如何,被害人的逆变终究与被害事实有关,只是在被侵害前或者在侵害过程中,双方的互动形成了一种容易让被害人自陷影响的情景,这是其中一种典型的被害人“恶逆变”。

(二)转而实施犯罪型被害人“恶逆变”

由于被害人与加害人的互动关系不同,被害人在不同的层面受到加害人的影响,在不同的情形中可能存在实施同种类型犯罪和不同种类型犯罪两类情形。

1实施相同种类犯罪型被害人“恶逆变”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特征是组织者骗取受害者一定的钱财作为会费,并对其进行洗脑,让其引诱更多的被害人参会,以此类推不断发展下线,从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样的组织行为模式是被害人“恶逆变”的又一典型体现。作为被害人,一开始被亲朋好友介绍了解传销组织,或者单纯的被利益诱惑接触传销,在这一阶段被害人基于对亲人朋友的信任,在几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形下进入传销机构,接下来由机构的组织者或者领导人对被害人进行宣传和洗脑,并在此期间采取相应的措施没收被害人的身份证、通讯工具和所携带的财物,使得被害人不得不继续留在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和洗脑,被害人逐渐认同了组织的理念,同时形成一套骗取他人入会的方式和手段,当被害人洗脑、敛财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被害人便逆变成为传销组织的组织者甚至领导者。在被害人从被害到加害的过程中,其没有明显的身体创伤和财产损失,在整个过程中被害人缺少危机感,并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犯罪人的理念,认同他们的做法并期许自己能同他们一道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在长时间交往互动中,被害人“理所当然”地走上了“恶逆变”道路,并在未来的行为中和加害人一起实施同样的犯罪行为。

除此之外,有的被害人和犯罪人一样触犯了相同的刑事法律,但不是由于被害人单独实施了行为性质相同的犯罪,而是在犯罪人实施的其他犯罪行为中提供帮忙和协助,从而以共犯的形式触犯相同的法律。这也属于这一型态的被害人“恶逆变”。

2实施不同种类犯罪型被害人“恶逆变”

转而实施犯罪型的被害人,其在犯罪行为中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直接受到犯罪人的威胁或强迫,能根据自身的需要或者案情的需求实施相应的行为,因而触犯不同的刑事法律规范。例如,被拐卖的妇女在公安机关逮捕罪犯的过程中可能因妨害公务而成立妨害公务罪,可能因自身的利益协助犯罪人组织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还有可能帮助犯罪人强奸被拐卖的妇女,等等。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发现,仅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种犯罪的被害人实施的“恶逆变”犯罪的类型就有非法拘禁罪、抢劫罪、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多种情形。被害人被侵害后,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方式上都会受到加害人和被害情景的影响,使得被害人的社会化程度锐减,在思想上逐渐认同犯罪人的行为和理念,或偏离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基于被害情景当下不同的利益需求实施不同的犯罪行为,这是被害人“恶逆变”的另一种表现型态。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对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型态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不愿追究刑事责任型的被害人也可能因为在实施具体行为时触犯其他的法条而成立其他的犯罪,而实施不同种类犯罪型的被害人也可能因为在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中提供帮助而触犯相同的法律。同样,既以共犯的形式触犯相同的法律,又以自身的行为成立不同种类犯罪的情形也可能在同一个案件中以数罪的形态存在。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成因

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发生“恶逆变”,继而实施各种犯罪行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被害人主观方面的原因

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跟自身被侵害有很大的关系,被害人被侵害后与犯罪人的互动内容对被害人转而实施加害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从被害人主观方面考虑,如果被害人没有遭受犯罪侵害,或者被害人遭受侵害后没有受到犯罪人过多的影响,那么,被害人便没有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需求,也就是说,被害人自身的被害性和被害人被侵害后的需求是引发其被害和侵害的两个重要原因。

1被害人自身的被害性

犯罪原因与被害原因分别从引发犯罪和导致被害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中,被害是引发被害人犯罪的根本原因,导致被害的被害人被害性便是其中重要的问题。据俄罗斯犯罪学家波鲁宾斯基的调查,48.9%的故意杀人罪的被害人、50%故意伤害罪的被害人、49%的强奸罪的被害人都是因为其自身的一些不良行为,诸如威吓、侮辱、污蔑、轻佻、殴打、酗酒等而遭致犯罪侵害或为犯罪侵害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著名犯罪学家门德尔松将这种被害性概括为“遭受某些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某些损害的所有各类被害人的共同特征”,它包括诱发性、易感性、受容性和转换性四个方面。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对其被侵害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害人自身的被害性。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互动关系体现为两个方面:在被害前,被害人与加害人有频繁的接触和互动,双方之间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亲密的关系,彼此之间至少是值得信任的。除了这种关系信任型的互动模式,还包括利益依赖型的互动模式,利益依赖主要是指被害人因受利益诱惑,信任加害人对赚取利益的说辞和做法。在被害后,加害人成了被害人为数不多的甚至是唯一的互动对象,包括数量上的唯一和情感寄托上的唯一,加害人对其有绝对的控制和影响,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并实现对被害人的控制,在选择被害人时,加害人常会选择自己身边那些容易相信别人、意志不坚定并且不善于反抗的人下手。这类人容易接受别人的诱惑和引导,并顺应加害人营造的环境和氛围,且不容易暴露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易于控制、危险性小,因而容易成为被害的对象。

被害人上述被害性特征也是其“恶逆变”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被害人的诱发性主要是造成了被害人身份这个先行条件,而被害人的易感性和受容性使其在被害后顺其自然的接受了加害人营造的环境和灌输的理念,并且在无犯罪意识的情形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如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被害人被诱骗进组织后,经过洗脑认同犯罪组织的理念,然后开始实施对其他无辜者的传销洗脑活动,这种容易接受诱导、顺应既定环境的被害性也是其“恶逆变”犯罪的重要原因。

2被害人求衡的需求

求衡是平衡状态被打破后的恢复性需求。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因犯罪行为遭受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是被害人的实际损害,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情感伤害是对情感需求的迫害。例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强奸罪中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在财产、人身自由、贞洁方面被侵害,在子女对父母实施的故意伤害罪、拐卖妇女罪中,父母与子女的亲情,被拐卖妇女与丈夫之间的感情因国家机关的介入会受到影响,这些因犯罪行为的实施或者国家机关的介入会造成被害人生理、物质、情感上的绝对或相对的剥夺感。这些剥夺感会促使被害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来恢复平衡,或者通过隐瞒包庇犯罪的方式来防止平衡被破坏,这是被害人平衡被破坏之后恢复平衡的需要。“需要的产生是由于个体内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为了消除心理紧张以恢复心理平衡,个体必须进行有关活动以获得所需之物质满足需要。”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造成原有平衡的破坏,也因为犯罪的持续行为形成不愿被破坏的新平衡。一旦这些平衡被打破,被害人的需求便会受到影响,继而实施犯罪行为来恢复平衡或者包庇隐瞒犯罪来保持平衡。

在需求形成后,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合法和违法两种行为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在一个理性的人面前,其会综合考量自身利益、行为风险、社会规范,从而选择合法的行为方式,但对于被害人而言,在其需求形成之前,其首先遭受了犯罪行为的侵害,在物质条件和人身自由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被害人通过合法途径满足需求、恢复平衡的条件欠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转而实施犯罪行为的几率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在被害人“恶逆变”场合,被害人的止罪因素受到影响,选择范围被缩小,行为方式受到限制,而这些影响和限制主要是由加害人的加害行为决定的。

(二)被害事实方面的原因

理性的自由人大多通过合法的行为解决需求,而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事实和被害禁锢的交往范围的影响,限制了被害人可采取的合法措施,导致被害人通过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来实现需求。

1犯罪侵害打破被害人的平衡

通常说来,因犯罪行为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国家等都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和影响。而“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是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危害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在遭受犯罪侵害前,被害人需要的衣食住行方面,简单易得。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被害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方面的巨大损失,使得其所有状态在短时间内由正值变为负值,被害人原有的外在平衡和心理平衡都受到巨大冲击,并且这种损失在持续的犯罪行为中还继续存在和扩大,被害人的失衡状态会一直持续,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既定损害不能通过正常的行为进行弥补,对于还在继续的犯罪行为,被害人产生三个方面的心理和需求:一是希望自己遭受的损失能得到赔偿,二是希望未来的伤害不再继续,三是希望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都是被害人被侵害后恢复平衡的具体需求。面对这些需求,被害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或是私力救济方式,或是公力救济。持续遭受侵害的被害人,物质受到限制,人身受到控制,私力救济方式名存实亡。人身受到控制的被害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向他人寻求帮助,也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犯罪人的控制,当寻求帮助的途径受到物质制约时,私力救济的途径也将受到限制,在犯罪人对被害人实现完全控制的情形中,被害人完全排除了私力救济的可能。

2犯罪控制排除被害人私力救济

被拐卖的妇女、被洗脑的公民、被囚禁的少年,他们的人身自由、物质财产都受到犯罪人的绝对控制,不能正常参与市场活动,不能取得和亲人朋友的联系,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帮助来实现需求。相反,他们的生存需要依靠犯罪人,交往对象只能是犯罪人,情感寄托也是犯罪人。久而久之,被害人的互动圈子只有作为被害人的自己和作为加害人的双方,在这样单一不平衡的互动关系中,被害人想通过其他的社会交往实现对需求的满足没有途径,想通过合法方式让犯罪人实现对损失的弥补更加困难,也即通过正常社会交往的私力救济方式不能实现被害人的需求。而对于被害人来说,恢复被打破的平衡是必须的,这一需求在持续的侵害中不能通过私力合法的方式来达到。相反,作为弱势一方的被害人,对侵害行为采取顺从或者反抗的方式能实现上述需求。如果被害人顺从了侵害行为,那么其被打破的平衡将会被新的平衡取代,其需求也在被取代之后终止;如果对侵害行为进行反抗,在力量对比悬殊中被害人占了上方的话其需求也迎刃而解。但作为非正常的私力救济途径,被害人也在实施这些行为的同时走上了“恶逆变”的道路。被害人顺从的结局是进入圈套同样变成犯罪人或者继续被侵害,反抗的结局是直接变成犯罪人或者被制服进一步被侵害。总而言之,被持续侵害的被害人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控制,通过合法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需求不太可能,在其强行实现需求的过程中容易“恶逆变”为犯罪人。根据实证调研(如下表),一些被害人害怕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报复,一些被害人不相信公安机关,使得被害人在犯罪人的控制中失去了公力和合法私力救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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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救助方面的原因

1救助不及时打破被害人新平衡

造成被害救助不及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犯罪行为的隐蔽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行为实施的场所,不同的犯罪有不同的行为场所,但对于控制被害人、长时间利用被害人实现经济或其他目的犯罪来说,犯罪行为的实施场所可能是地下(如河南洛阳性奴案),可能是公开的场所(如KTV、公司、公共道路),等等,地下显然是隐蔽不易被发现的地方,公共场所也正因为其公开性,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被分散,造成对犯罪行为的“掩护”。二是行为实施的方式,不像故意伤害、寻衅滋事那样犯罪行为的暴力性、违法性能一下子就被辨认和识别,要控制和利用被害人,犯罪分子首先要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在犯罪的初期,犯罪分子会通过交易、创业、帮助、介绍等的名义与被害人接触,取得被害人信任,并在交往中对其灌输理念,通过利益诱惑来蒙蔽被害人的心智,使得被害人在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的为犯罪人谋取利益。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害人不知反抗或者不能反抗,司法机关等外界帮助力量又不能及时对其实施救助,长期持续下去,被害人会逐渐认同犯罪人的行为和理念,并适应这样的环境,也即长期持续的被害事实会使被害人在犯罪人营造的环境中建立新的平衡,并有意保持这样的平衡,所以对于迟来的国家机关的救济,其实是对被害人新的理念和平衡的反对,为保持自己的新平衡,被害人便成为上述讨论的第一种类型的被害人“恶逆变”,即被害人为维护、包庇犯罪人妨害了国家机关的执法活动,因情节严重触犯刑法。

2救助不到位排除公力救济

通过合法的私力救济方式实现需求是在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最有可能选择的方式,当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或者实施后达不到效果时,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公力救济便是被害人恢复平衡的主要力量来源,但由于实践中加害与被害各方面的情形,公权力机关不知实施救助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救助,使得对被害人的救助不同程度的欠缺,被害人被迫或者顺势走上“恶逆变”的道路。实证研究发现,公力救助不到位既可以从被害人的角度也可以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反映出来。遭受犯罪侵害后的被害人,约73%的被害人选择报警的公力救济方式,在剩下27%的被害人中,绝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或者自己想办法解决等的私力救济方式(如表十三)。这都是公力救助不及时或不到位情形下被害人的无奈选择,在被害人选择的私力救助方式中,无疑包含了“恶逆变”的可能和趋势。实证研究还表明,公安机关主动实施侦查行为与消极不作为几乎各占一半的比例(如表十一),这体现了公安机关在解救被害人过程中的消极态度和不作为心理,也是促成被害人“恶逆变”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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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关救助不到位的原因之一,在于一些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犯罪组织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被害人不会主动暴露组织的头目、场所和行为,甚至会对其包庇隐瞒,公安机关很难发现犯罪窝点,解救其他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对团伙的组织形式不了解,不能真正找出犯罪源头,只能实现对被害人的个别救助。还有一些被害人完全掌握在犯罪人手中,犯罪线索全靠公安机关自行发现,缺乏来自被害人一方的支持和线索提供,很难全面的实现救助。在救助内容方面,被害人遭受强烈的犯罪侵害后,需要的不仅是简单脱离犯罪人的人身控制,其在心理、经济、情感支持方面也需要来自国家的关怀和支持。这种被害人强烈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被害人没有完全摆脱犯罪行为造成的影响,被害人仍处于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中,只是前面的互动强度很大,被害人失去了自己原有的认识,将犯罪行为造成的影响延续到后续的生活中。此时,仅从人身方面对被害人实施救助不能完全预防被害人“恶逆变”,被害人在心理或情感方面的缺失也体现了国家的公力救助不到位,这些不全面的救助使得被害人持续遭受犯罪行为的影响,最终产生“恶逆变”,实施犯罪行为。

(四)被害主客观方面的原因

1不同交往影响被害人犯罪心理

在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中,可以将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前后的交往环境视为不同的文化。在遭受犯罪侵犯之前,其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守法的,肯定法律规范的文化环境,人们之间互为榜样地遵守法律,维护秩序。但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被害人所处的环境不再是守法的生态圈,交往的对象不再是积极的法律维护者,在与犯罪人的互动中形成了另一种文化:否定法律规范的违法氛围。“恶逆变”的犯罪人在这样的文化中学到了一定的犯罪态度、方式以及动机,他的心理也由守法的、健康的心理变为犯罪的、侵犯性的心理,并将这种心理变化通过犯罪的形式反应到实施原犯罪行为的人以及与其相关的人甚至无辜的第三人身上。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萨瑟兰“不同交往理论”犯罪思想的具体体现。被害人的身份决定其在被侵害之后的交往环境与正常的社会活动脱节,受犯罪人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否定法律规范、具有特定犯罪态度的逆变行为。

2社会支持影响被害人犯罪心理

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有惩罚犯罪、赔偿损失等的心理需求。当这两个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时,被害人的挫败感就会增强,物质资源日益紧张、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此时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急需来自社会的帮助和救济。当穷尽了公力救济和合法的私力救济之后,又缺乏来自社会的支持力量时,被害人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了:通过私力救济的途径来弥补自己的经济损失,或通过两败俱伤的方式求得心理的平衡。可以说,在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过程中,来自国家或社会的及时帮助,对减少被害人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西斯·卡伦从减少和预防犯罪的角度提出了社会支持理论,他指出:“一个社区的社会支持越低,该社区的犯罪率就会越高;一个人得到家庭、社会的支持越多,其犯罪的可能性越低;社会支持的缺乏感与其犯罪的可能性成正比;社会支持会减少犯罪受害者的心灵创伤;当支持守法的力量大于支持犯罪的力量时,犯罪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卡伦的论点阐明了社会支持对犯罪的影响,社会支持不仅会产生利他性的积极社会效果,同时也从犯罪被害人的角度说明其遭受犯罪侵害后有接受社会支持的需要。在犯罪被害人得到足够的社会支持时,对减少其心理创伤,增强其守法意识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将犯罪被害人带入守法的良性环境。至于增加社会支持会降低犯罪可能性,卡伦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说:“社会支持具有缓冲器的功能;接受社会支持会培养一个人利他的观念或行为;给予他人社会支持也可以降低犯罪可能性”。不可否认,在接受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时,特别是该帮助来自于犯罪人之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犯罪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是能得到平息和恢复的,至少在接受帮助的时间内暂时减少了对犯罪人的愤怒和厌恶,被害人在此期间采取极端的报复措施的可能性较小,其犯罪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

在很大程度上,被害人“恶逆变”犯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当被害人被侵害后有来自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其便摆脱了不得已的处境。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因犯罪人不同交往给被害人造成的影响等都会受到抑制。此时,被害人没有足够的动机去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相反,当被害人没有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时,其逆变走向犯罪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

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成因,需要说明的是,被害人主观方面的因素和被害事实、被害救助方面原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正因为被害人自身的某些原因导致了被害人被害的客观事实,而客观方面的被害事实和救助不足引发了被害人的需求,而被害人需求的原因在于原有平衡或新建平衡的破坏,其中导致平衡破坏的原因又是客观方面的,而恢复平衡的需求是主观方面的,正是这主客观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了被害人“恶逆变”,实施犯罪行为。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预防

由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成因具有复杂性,预防被害人“恶逆变”需要标本兼治,将被害预防、社会预防和加害预防结合起来,形成合力。

(一)倡导被害预防

被害预防是从“恶逆变”犯罪的主体——被害人角度得出的预防措施。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没有被害就没有加害,而现实中,被害问题还大量存在。根据笔者调研,在207位被调查者中,除53位声称从没有遭受过犯罪侵害外,其他被调查者都在近5年或者5年前遭受过犯罪侵害(如表二),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也是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可以从意识和制度两方面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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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被害预防意识

被害预防意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对可能遭受不法侵害及严重后果认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警觉性。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容易相信别人、意志较为薄弱,对可能遭受的不法侵害缺乏警惕,在行为后果的认识上没有足够的觉悟,这是其沦为被害人并逆变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从被害人的角度培养被害预防意识是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重要举措。

培养被害预防意识的良好方式是加强教育。在具体犯罪行为发生之前,每个人都可能是被侵害的对象,对于社会大众,政府机关可以在橱窗、道路、车站等公共场所通过横幅、有线电视、广播等方式向公众传播犯罪行为的特征、被害性的内容、预防被害的方式、自救的内容等,对于某些犯罪的犯罪对象,教育机构、工作单位、社区组织等也可以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加强安全保护意识的培养,使公众了解常见“恶逆变”犯罪的规律,减少被害人的被害因素。

“恶逆变”犯罪中,尤其需要加强公众对犯罪场的理解和把控,使得公众对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模式有明确的概念和分辨的思维,无论在对被害人的引诱阶段还是控制阶段,被害人通过平时的学习和教育,了解犯罪人实施引诱或者控制行为的套路,在被害过程中便能识破犯罪人的骗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己被诱导或被侵害,同时也能在被害之前或者逆变之前有坚持守法的信仰和信心。经过对犯罪规律全面的了解,社会公众也能深刻的理解被害预防的方法和措施,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被害预防的意识,从而减少被害性,减少被害事实,并减少“恶逆变”犯罪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被害人的亲朋好友为了搭救进入传销组织的被害人,会冒险的将自己置于传销组织中,借自己被害的时机解救亲友。这些主动将自己置于犯罪场的被害人,在其被害前已经有了强烈的被害预防意识,有抵御、防范犯罪侵害的心理认识。在被害过程中,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侵害小(至少在心理上的伤害比其他被害人小),被害人受犯罪场中犯罪人的影响也小,这些被害人就不易发生“恶逆变”而实施犯罪行为。

2健全被害预防法律制度

随着被害人学研究的深入,学者对被害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影响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被害人不全是无辜的、值得同情的。在犯罪场语境下,被害人在某些犯罪中是有过错甚至是有罪的,但被害人需要及时救助、需要获得赔偿和补偿、权利需要保障等仍然是不变的事实。从这一角度出发,健全被害预防相关法律制度也是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方式。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1)建立“恶逆变”被害人责任追究机制。刑罚作为一种预防犯罪的方法,对预防被害人“恶逆变”可以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针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而言的,通过惩罚犯罪人、教育社会人的功能发挥,能部分的减少犯罪行为的实施。根据概率学的思维,犯罪行为减少了,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也减少了,被侵害后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也会随之减少。其次,从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被害人角度出发,鉴于刑罚的威慑性和可预见性,被害人能斟酌和衡量自己的行为,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放弃实施犯罪行为,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实施。其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是,上述预防犯罪的基础是既有的刑事法律规范,但对被害人而言,其以被害人身份承担责任没有明确的依据,因此,从刑罚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应当建立被害人责任追究机制,它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在被害人有过错的场合,减轻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追究被害人责任的制度,这一方面是被害人权衡利弊的标尺,使得被害人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期,给其放弃犯罪行为提供衡量的依据,另一方面,立法的规定能给社会公众或被害人提供警醒的作用,使得各自在平时的工作或生活中提高被害预防意识和加害控制意识,从而预防犯罪的发生。(2)完善被害人保护立法。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控诉权行使不充分,被害人在精神损害方面的赔偿没有立法保障,在法律援助方面缺乏关于被害人救助、社会援助的立法,这些都是对被害人保护不全面的体现。继而引发的问题是,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没有得到及时全面的救助和帮助,使其长时间处于犯罪人的控制中,犯罪行为能对被害人产生病毒式的影响,渐渐扭曲了被害人的精神状态乃至行为方式,进而导致“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在被害人持续被侵害的过程中,由于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司法机关发现并解救被害人不能满足及时性的要求,而被害人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逃离被害的可能性较少。如果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和获得国家救助权,将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明确具体的赔偿标准,犯罪人的犯罪成本将急剧上升,犯罪人的气焰也将受到压制,这无疑是进行被害预防的良好方式。

(二)坚持社会预防

社会预防就是通过调整与完善社会结构,使社会健康和谐发展,从而达到预防、遏制和减少犯罪发生的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为目的,通过完善和调整政治、经济、组织等管理活动和制度,从而实现物质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共享,满足公众的需求,实现他们内心的平衡,减少因需求而产生恢复平衡的犯罪动机。也就是说,社会预防从社会因素方面减少引发犯罪的动机,这是“未病先防”的治理方法。

1坚持传统社会预防方式

社会预防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多元化的预防犯罪的方式,它首先体现为预防主体主动采取措施满足需求,保持平衡。其次,采取措施的主体是多元化的,除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外,还包括学校、社区、其他非政府组织等,而实施措施的手段和方式也体现了多元化的内容,各主体根据自己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预防措施。对于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重要途径,这主要是通过分配与再分配的方式,使掌握生产资料少,生活水平不高、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得到生活和安全的保障,这与引发犯罪的内在需求是统一的,都是保障相对少、需求比较多、容易失衡的群体容易激发犯罪的动机,当社会保障体系补足了他们的需求,失衡的状态也就得到了恢复,相应的激发犯罪的因素少了,犯罪行为也将得到遏制。除此之外,学校、社区等由于学习生活比较集中,可以以群体为单位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加强对守法知识的学习,强化对预防犯罪手段的了解,并在团体内部组织交流学习,互帮互助,消除犯罪刺激因素,并落实到个体上,切实减少犯罪的发生。

这种传统社会预防方式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同样适用。在一些场合,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控制是相对的,被害人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上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活动,在此期间,通过传统媒介宣传教育、开展社区防治工作、加强公共监控等方式使被害人接触较多的积极守法因素。根据“不同交往理论”,被害人因与犯罪人交往形成的理念也将被瓦解,当来自社会力量的帮助足以平衡内心的需求并能借此帮助逃脱犯罪人的控制,这在解救被害人的同时也从根本上遏制了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发生。从某种角度说,对犯罪的社会预防能从情景上预防被害人“恶逆变”。另一方面,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也会像一般犯罪人那样对社会上的公众实施普通犯罪行为。加强社会预防,可以减少潜在被害人的被害性,从而增加被害人实施犯罪的难度,减少“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发生。

2开展现代社会预防方式

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方式和预防犯罪的方法都发生相应的变化。互联网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媒介,其具有传播速度快、涉及面积广、对象不具体等特征,采取现代化的预防措施预防犯罪是必要的手段。各政府机关可以联合利用网络平台了解犯罪的趋势,犯罪人常用的手段、网站和特征等,有针对性的形成宣传内容对网站用户进行宣传引导,并在宣传方式上利用计算机技术使内容易于理解、便于接受,比如通过动画还原案件场景等,使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了解犯罪的相关信息,也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人无需面对面就能实施犯罪行为,并且手段多样,被害人很难识别并预防这些犯罪,这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及时发现并整治相关不法网站,既可以在网络准入方面加强管理,以便切断犯罪分子的源头,也可以在网站运营过程中强化监督,及时发现不良网站和用户,采取措施预防犯罪行为的实施。

另外,科技发展能提供一些手段,便于将违法犯罪行为掩盖在合法形式之下,使一些行为性质变得模糊难以认定,不能及时发现违法犯罪的实质,也存在因证据方面的不足难以追究行为人责任的问题。对此,可以对预防方式进行创新,比如实行特殊网站的实名认证制度,特殊交易的信息提取制度,建立专门网站供网络用户提供线索、举报犯罪等。在被害人利用互联网实施“恶逆变”犯罪的场合,通过网络提取行为人前后数据并分析其行为差异,或者追踪其网站流向分析其行为性质等,在其逆变之前及时制止,防止“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实施。总之,科技可能引发犯罪行为的创新,带来“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变化,但也给犯罪预防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在社会预防中,可以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采取科学手段预防犯罪,减少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加害预防

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加害预防是在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实施犯罪行为前预防其“恶逆变”的方法,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和完善。

1完善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我国被害人救助作为司法救助的一部分,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由于对被害人救助的形式以发放救助金为主,且主要针对“救急”的情形,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特殊情形,应当在救助内容和救助情形方面加以完善。(1)完善被害救助的内容。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被害人救助主要是针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及其赡养、抚养的人而言的,但是在犯罪场环境中,被害人获得人身解救、财产帮助和精神救助的需求也极其强烈,被害人既因犯罪侵害丧失人身自由,也因犯罪行为造成财产上的巨大损失,同时因为犯罪控制和犯罪人的影响,被害人在精神上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无论人身、财产还是精神方面的损害,被害人都需要得到救助,这也是被害救助必不可少的内容。现阶段,我国被害人救助的内容主要是经济救助,且是事后救助,立法也致力于完善被害人救助有关资金、数额、程序等,有关被害人人身、精神、心理方面救助尚处于欠缺甚至空白状态,这不利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预防。为此,对于持续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对其进行有关人身解救的救助是被害救助的首要内容;因犯罪侵害造成精神损害也是导致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原因,为预防此类犯罪,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救助显得尤为必要,并且此类精神损害不完全等同于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的损伤,其包含因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严重思想扭曲、认知偏差,可以说对被害人进行精神方面的救助是被害救助的重要内容。对于获得人身救助的被害人,在其回归生活过程中,如因经济特别困难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因心理压力过大不能正确排解,因精神损伤不能有效疏导,应当在救助被害人之后继续为其提供精神、物质、心理方面的帮助。从这个层面讲,对被害人后续的帮助和救济是被害人救助的补充内容。(2)强化被害救助积极性。对于被害人被持续侵害的情形,因为“救急”的限制使得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和帮助。为使国家机关对被害人的救助工作能落到实处,首先应当在立法中完善相关规定,明确实施救助工作的主体、救助对象、救助方式、救助标准、资金来源等,同时确定监督主体,便于工作的落实和责任的追究。另一方面,将救助工作开展的结果作为惩罚或者奖励的依据,目的在于提高救助主体的积极性,因为救助工作的开展可以依职权也可以依申请,当被害人被犯罪人完全控制时,通过申请的方式提出被害救助没有途径也没有理由,职能部门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线索的可能性较大,主动实施被害救助工作对被害人而言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对执法机关主动实施救助行为取得良好救助效果的情形,给予有关机关鼓励并给予相关人员表彰,在表彰事迹的同时在行业内宣传救助方法和措施,提高其他机关的救助积极性。对消极不作为的机关,可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警醒自己的同时对其他相关部门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从而提高各主体救助被害人的能动性。同时,笔者一直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尽早审议通过《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实现被害人国家救助法治化。

2构建被害人社会援助体系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明确被害人援助的目标。被害人援助是指所有旨在减轻被害人痛苦和增强被害人康复能力的活动。广义的被害人援助包括了被害人赔偿、补偿,被害人咨询、治疗、服务,被害人权利,热线服务,危机介入,保护“二次被害”等。对被害人而言,这是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重要内容。因为在犯罪场环境中,被害人难免受到犯罪人及其行为方式的影响,当被害人回归社会后不能及时消除影响,其会模仿犯罪人或者报复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特别是对获得被害救助后仍没有摆脱犯罪场影响的被害人,犯罪侵害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被害人回归社会需要一定的过程和相应的时间,另一方面犯罪场对被害人的影响会使被害人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帮助被害人融入社会回归正常的生活,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社会公众都是共同的目标和心愿,而这个过程少不了来自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帮助。社会援助是人道主义立法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社会契约赋予公众的平等义务。它能体现一国法治制度完善的程度,这对预防犯罪有一定的作用,在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中尤为重要,属于“切断传播途径”的犯罪预防方法。正如医学领域对已经生病的人进行治疗时,要把握“既病防变”的原则。从外部讲,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远离犯罪人的控制和影响,切断了犯罪人对被害人传输犯罪理念的时空条件。从内部讲,一旦被害人获得援助后,其交往对象是遵纪守法的群体,经过后续的帮助和支持,被害人逐渐摆脱犯罪行为带来的消极影响,需求得到了满足,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来恢复平衡的动机消失,被害人从心理认同守法的行为,从内部阻隔了“恶逆变”行为的发生。(2)加强被害人援助的制度设计。被害人援助是一个需要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既包括法律援助,也包括社会援助;既包括法律支持,也包括物质帮助、感情支持、医疗服务等多方面内容。为了保证该系统协调合作,帮助被害人回归社会,并减少犯罪,应当从制度上进行设计。第一,通过立法明确被害人有获得援助的权利。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14条规定:“受害者(被害人)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应当通过立法将其转化为国内法。第二,明确援助工作原则。可以借鉴美国《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规定,明确被害人援助工作的宗旨是降低被害人心理伤害的程度、节省执法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流程,以及鼓励被害人报案,促进其与司法机关的合作。这样,强化被害人求救意识和获救信心,同时培养各援助主体的援助意识,结合立法加强对援助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培养援助主体的行为意识,并加强援助主体和被害人之间的信任和合作。第三,多方面援助协调配合,经济援助、安全保护、法律支持、医疗服务、感情帮助等各方面内容,对于被害人需要的任何支持和力量,各主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虽然我国还没有专门的被害人援助组织,但一些实践经验已经表明了援助组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也是在被害人援助方面可以努力的空间。现阶段,拥有职权和职责的国家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力量对被害人提供支持和帮助。而作为普通的社会公众和一般的社会组织,面对被害人,完全可以做到不主动伤害,不故意谴责,这也是对被害人实施援助的不作为方式。第四,在被害人援助组织建立后,应当建立并完善各主体在援助被害人过程中的具体制度,比如对被害人援助所需要的医疗费用由被害人援助机构担保,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被害人援助所需要的其他资金可以从被害人援助基金中得到支持;被害人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可以通过保密、便捷的方式得到满足,等等。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处罚

由于“恶逆变”犯罪行为人遭受过人身、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并且在双方互动形成的犯罪场中,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依法对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进行处罚是必要的,而且处罚本身也是一种事后预防,它对于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同样重要。

(一)通过刑罚处罚和预防被害人“恶逆变”

主流观点认为,刑罚的目的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通过刑罚处罚和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刑罚的一般预防

被害人“恶逆变”犯罪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是被迫无奈的选择,有的却是被害人在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上文所述的不愿追究刑事责任型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人虽然具有被害人的身份,犯罪行为也受到犯罪场的影响,但被害人在人身或者意志方面是自由的,其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更多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这类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不会因为其具有被害人的身份而变成限制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刑事行为能力人,除非其因被害事实造成了严重伤害,认知能力减弱或丧失。被害人在犯罪场语境下,仍然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甚至有意志自由的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不是其唯一选择。从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看,被害人在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都符合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在没有其他正当化事由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这样的犯罪场中,加害人主动对被害人施加的限制和影响已经消除,而被害人自身主动将自己置于犯罪场中,明知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仍然选择“恶逆变”行为并甘愿承担后果,对于这样的被害人“恶逆变”,没有法定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并且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在刑法规定的四要件构成要素都满足的前提下,应当根据刑法的规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在这种情形下,被害人被侵害和实施加害行为事实构成两个法律关系,前后两个法律关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被害人被侵害的事实不能成为其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和依据,犯罪行为人各自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类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和一般的刑事犯罪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刑罚这种刑事制裁方式的实施能达到部分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目的。对被害人而言,受到刑罚处罚是其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成本,当其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所得利益时,被害人会综合衡量实施犯罪行为的利弊决定放弃犯罪,并促使自己脱离犯罪场的影响,强化和社会群体的接触,尽快回归社会,摆脱因被害造成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刑罚会限制被害人的人身或者剥夺其部分财产,使其在另行实施犯罪时缺乏相应的基础,从而减少实施犯罪的可能。对其他被害人而言,对被害人判处的刑罚能对其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同类被害人通过对已判决刑罚被害人经验的借鉴,自动放弃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换言之,刑罚对于任一社会个体都能起到类似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能从整体上减少犯罪的发生,犯罪少了,被害人也就相应的减少,被害人“恶逆变”也会相应减少。

2刑罚的特殊预防

在多数情况下,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与其被害人身份有着巨大的关系,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有特定的场景和环境,被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实施犯罪行为有类似排除犯罪的事由,或者在犯罪构成方面有瑕疵,在对其科以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其刑事责任,以便罪责刑相适应,排除刑罚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避免引发被害人再次实施“恶逆变”犯罪。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刑事法律的重要概念,对其所下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和表述,总结起来有从行为和结果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的法律结果说,有对行为进行评价的否定评价说,有从义务角度出发的法律责任说和刑事义务说,有从犯罪人与国家关系理解的法律关系说,还有从责任承担内容考虑的刑罚处罚说,以上各种学说都揭示了犯罪某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内容,但它不能完全解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说明刑事责任存在的必然性。特别是在犯罪人是被害人的场合,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应当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便是对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后处理阶段的重要问题。其刑罚的轻重以及和其人身危险性的相关程度直接影响到了被害人的直观感受和二次“恶逆变”的可能。在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主观方面,从刑事责任的起源看,在十七世纪兴起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时候,国家至高的神权受到摒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存在及制约有共同的认可。“社会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国家不再是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的一种特殊权力组织,国家权力包括刑罚权只是个人为保有自身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而割舍出的一部分个人权利的集合,个人受国家刑罚权的约束以及国家刑罚权对个人权利的干预,目的是保障个人完全地享有属于自身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为能使国家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利能得到切实的履行和保障,对违反这一原则的一方需要有保障的措施,那就是刑罚,但刑罚以犯罪为基础,如何保障刑罚的内容符合犯罪的实际,犯罪与刑罚之间如何建立联系,这便是刑事责任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另外,刑罚针对的是行为人的行为,而承受者是行为人本身,刑事责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共同作为刑罚的基础,这是刑事责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连接犯罪和刑罚之间正当性的桥梁,刑事责任要在正确定罪和责任该当两方面证明犯罪应受刑罚处罚。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在适用刑罚时,就是要衡量该种类型的处罚在对被害人适用时至少要保证刑罚的适用没有超出公众已让渡的权利范围,不会造成对公众权利或者被害人权益的侵害。以上犯罪、刑事责任、刑罚三个概念之间揭示的关系是:刑事责任是揭示犯罪后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正当性理由。犯罪描述的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主客观方面的内容,刑罚是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刑事责任论证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为什么要受到刑罚处罚。对于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被害人,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客观事实,但由于刑事责任方面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其承担刑罚的结果也将受到影响。

2)被害人不实施“恶逆变”犯罪的期待可能性。在被害人“恶逆变”犯罪中,有一类典型的代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这是基于1973年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银行劫案命名的,案件中的罪犯Jan 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在抢劫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的几天内,被害人对罪犯展现出无限的怜悯之情,甚至怀有感激之情,并有可能产生爱情,在对被害人的营救过程中,被害人可能表现出包庇犯罪人,帮助犯罪人,甚至同犯罪人一起实施犯罪。社会科学家们为了验证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实验,结果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在满足人身遭受控制,生死决定于加害人,而加害人对被害人给予恩惠,加害人是其唯一的生还可能和依靠时,正常人也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11年发生在我国的河南洛阳性奴案,被害人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体现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囚禁在地下室的6名被害女性为博取犯罪人的开心经常争风吃醋、相互妒忌,其中四名女性还为此将另一名女性折磨致死。在这样的情形和环境中,被害人与外界绝对隔离,加害人对其的恩惠,被害人都心存感激,加害人的安危都关乎被害人的生死,被害人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不愿意让加害人的安全出现问题,对加害人的行为尽可能的给予帮助和协助以赢取自己生命的保障,所以,面对司法机关的追诉,他们不认为是在解救自己,反而觉得是对自己生命保障的毁坏,因而尽可能的为犯罪人提供掩护。同样,帮助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满足加害人主动实施犯罪等都成为被害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能提供一种心理学上的结论,为司法活动中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依据,这一依据使得“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该当性没有正当理由。首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犯罪人设定的特定场境中产生,在这样的场境中,犯罪人对犯罪场有绝对的控制,被害人像客体一样不能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即被害人是没有绝对自由或者是绝对没有自由的,这样的犯罪场环境,使得被害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方面不同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甚至只是一种工具。其次,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身体、心理以及主观方面的其他想法都受到犯罪场景里犯罪人及现场环境的影响,不能像普通犯罪人主观方面那样进行自主的思维。所以,“恶逆变”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在主观方面有很多限制,其承担刑罚的正当性也因此不再存在,不应当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恶逆变”犯罪行为科以像一般犯罪人那样的刑罚,应当综合考虑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综合做出与其罪责相适应的刑罚。

这里主要说明的是,“恶逆变”犯罪主体由于其自身被侵害在先,其在刑事责任方面缺乏处罚的正当性,或者在期待其不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时没有期待可能性,在满足犯罪条件的情况下对其实施刑罚缺乏依据,在我国立法没有将期待可能性作为排除犯罪事由的情况下,对“恶逆变”被害人科处刑罚是现行立法的结局,但如何平衡被害人的刑事责任,则是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技巧体现,这也正是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对我国刑事立法提出的挑战。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是其第一次被害,也是其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根源性原因,其本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帮助,在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的适用都被排除时,无奈实施了“恶逆变”犯罪行为。国家立法在对其科以刑罚时,如不加区分的和一般犯罪同等对待,将会对被害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并且这一伤害直接来自于国家机关,对被害人救济可能性的剥夺是致命的,被害人再次实施“恶逆变”犯罪与第一次具有同样的理由和场景,在此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刑罚不但不是预防犯罪的方法,反而是滋生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沃土。相反,如果对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判处的刑罚充分考虑其刑事责任和犯罪主客观方面的事实,在对其科以刑事责任的同时充分考虑案件情况,综合做出符合罪责刑的判决,这对特殊地预防被害人二次“恶逆变”是必要的考虑和衡量。

(二)通过保安处分处罚和预防被害人“恶逆变”

对于某些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但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再次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都大于第一次。对于此类“恶逆变”被害人,惩罚不是重点,应当以预防为主。对这类被害人犯罪适用刑罚的处罚措施,无论在适用法律方面还是在预防犯罪方面都不是最佳的方式。德国关于保安处分的理念和适用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保安处分预防犯罪的理念

《德国刑法典》第62条规定:“如果矫正与保安处分措施与行为人业已实施的行为与预期实施的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其今后的人身危险程度不相适应的话,则不应判处。”根据该规定,适用保安处分的前提:一是业已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适宜适用保安处分;二是保安处分主要针对今后具有人身危害性的犯罪人。这是基于保护社会的一项立法,是对行为人的评价,摆脱刑罚罪责原则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对被害人适用保安处分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人,而更多的是从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角度考虑,进行犯罪预防。对于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被害人在被害控制过程中,交际对象发生重大转变,正常社会交往被限制,在犯罪场的熏陶下,其实施“恶逆变”犯罪时,在主观方面难免有犯罪的倾向或故意,且具有较强的目的性,或是恢复自己的损失,或是造成犯罪人的损害,或是报复社会,当首次“恶逆变”犯罪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时,再次实施具有更大危害性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被害人在“恶逆变”后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在不适宜适用刑罚的情况下,为了预防犯罪,对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最好的处罚方式便是保安处分。保安处分的惩罚方式不像刑罚那样严酷,考虑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刑事责任和期待可能性,采用保安处分安置行为人,保安监督、行为监督等处罚手段是与其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做法。我国目前刑事政策有轻刑化趋势,现行立法也有关于强制医疗、职业禁止等和保安处分性质与功能相似的规定,这说明我国立法对保安处分的规定是相容的。但这些规定散乱的分布在相关立法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适用时不经过法院而由执法人员进行宣告,也不与刑罚并科或选择适用,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适用上都显得混乱。一旦单独形成完整的保安处分制度,对解决某些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处罚与预防问题,以及处理其他类似的犯罪案件都是较为有效的。

通过刑罚的方式处罚和预防被害人“恶逆变”,主要是从增加犯罪成本,剥夺人身自由,教育第三人的角度进行预防的,其主要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严重的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并且注重对已然行为的惩罚,其在人身危害性方面的考量有所欠缺。并且根据行为确定的刑罚并不总能实现刑法的任务,某些预防犯罪的期限要比刑罚期限长得多,而经过“恶逆变”的被害人同时需要社会的、医学的以及人文的治疗和关怀,在这些方面,保安处分都有它适用的空间和优势。作为拥有被害人身份的犯罪人,要么其在客观方面身不由己无奈实施犯罪行为,要么其在主观方面认同犯罪或者积极实施犯罪行为,这些都与普通犯罪有本质区别。在无需适用刑罚的前提下,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讲,因被害人具有较强的人身危险性,其今后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及危险程度是适用保安处分的主要考量因素。这与保安处分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理念相吻合。为此,笔者认为,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而又具有一定人身危害性的被害人,或者因刑事责任能力欠缺不能适用刑罚的被害人,在其实施被害人“恶逆变”犯罪后,可以适用保安处分的处罚措施,在事后进行犯罪预防,因为刑法保护法益的功能决定其不能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放任不管,不宜适用刑罚的,可以通过保安处分进行规制、治疗和帮助。

2保安处分预防犯罪的方式

《德国刑法典》第61条规定,矫正与保安处分措施的主要种类有将行为人安置于精神病院、将行为人安置于戒除瘾癖的机构、保安监督、行为监督、吊销驾驶证及禁止执业6种,这些保安处分的方式契合了实施“恶逆变”犯罪被害人的人身或行为特征,根据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可采取相应的保安处分方式。对于那些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由于其在被害过程中造成精神或者认知方面的伤害,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属于无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对于间接性精神病被害人,其逆变之后再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很大,对这类“恶逆变”被害人,对其适用保安处分将其安置于精神病院将是预防未然“恶逆变”犯罪的良好方式。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特殊性在于犯罪人的特殊身份,因被害行为造成被害人何种伤害以及何种程度的伤害,决定了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处罚和预防措施。如果被害人在被害过程中被注射药物或毒品形成某方面的瘾癖,实施一次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后不能保证瘾癖不再发作,也不能通过监禁的方式消除其人身危险性,此时将其安置于戒除瘾癖的机构,不仅对其“恶逆变”行为进行了处罚,也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了限制,对于预防“恶逆变”犯罪行为的实施具有积极意义。而当遭受侵害的被害人恰好具有某种执业身份或资格,没有摆脱犯罪场影响的被害人因不同交往的影响,会在自己的职业道德中掺入犯罪的不良因子,实施与其职业相关的被害人“恶逆变”犯罪,此种情形下,通过“禁止执业”的保安处分方式无疑能预防相应犯罪的发生。吊销驾驶证的情形亦然。还有一些“恶逆变”被害人受被害犯罪场的影响相当大,当其脱离犯罪场的影响,回到社会后与社会守法群体的交往能使其快速摆脱犯罪对其造成的影响,渐渐的回归社会。对其“恶逆变”犯罪行为无需科以严酷的刑罚时,可以通过保安监督或者行为监督的方式进行保安处分,实现处罚与预防的结合。这对预防被害人二次“恶逆变”犯罪是有效的方式,因为在犯罪场语境中,被害人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表明了该被害人极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其具有较强的易感性和受容性。在实施“恶逆变”犯罪行为后,通过保安处分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监督,将其交往对象限定在对其消除人身危险性具有积极影响的人群中,并进行跟踪和监督,及时纠正被害人受到加害影响的“越轨”行为,被害人通过与守法群体的相处,最终能达到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目的,这对预防犯罪无疑是积极有效的。

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大小不一,遭受侵害的事实对被害人“恶逆变”犯罪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严格按照刑法对实施“恶逆变”犯罪的被害人进行处罚在法学理论上有所不妥,而适用保安处分对实施犯罪的被害人进行处罚和教育,不仅能解决惩罚轻重与其人身危险性的冲突问题,而且在预防被害人重新犯罪方面能起到其他惩罚措施所不具有的作用。因此,保安处分是惩罚和预防被害人“恶逆变”犯罪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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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3卷(刑法学研究会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