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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及“ 套路贷”案件在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探讨

2019-10-28 13:27:00 字体:

作者系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

内容摘要

虚假诉讼罪的焦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区分民事中的虚假诉讼与刑法上的虚假诉讼罪;二是,如何把握入罪的基准。在实践中,往往将民事虚假诉讼与虚假诉讼罪的界限界定为“程度”差异,但程度高低的标准难以把握,以致难免造成选择性执法。虚假诉讼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秩序,次要客体是诉讼相对人的财产损失。但前者是难以量化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导致法院在虚假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裁判文书,就应认定为对司法秩序的妨害。

关键词:虚假诉讼罪 民事虚假诉讼 司法秩序 财产损失

由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与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共同举办的“个案名辨”系列研讨第四辑之“虚假诉讼及‘套路贷’案件在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于近日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华谊楼三楼会议室召开。来自上海市法学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律协、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教授等近二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结合民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根据法学方法论以及法学理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各抒己见、观点纷呈,虽和而不同,但都持之有据。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孙万怀教授在介绍与会嘉宾后作开场发言,孙会长认为,法学的学术研究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对于前瞻性话题当然值得学界探讨,但也不可忽视对司法实务中疑难问题的关注,而后者正是上海市案例法学会对自身的定位,希望通过案例的研读实现个案公正,同时通过倾听不同的声音体现相互理解、相互学习,体现法律共同体的共同智慧。

本次研讨会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议题:

虚假诉讼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有专家指出,现实中出现了不少为了规避政策规定,犯罪嫌疑人与他人相勾结的现象,通过司法裁决达到个人目的,将车辆号牌政策、房屋限购政策等架空,虚假诉讼的入罪化有其必要性。但是,如何看待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却存在较大争议。

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罪的焦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区分民事中的虚假诉讼与刑法上的虚假诉讼罪,新的刑事司法解释关注到了与民事司法解释的协调性,注意把握不要将民事中的虚假诉讼上升为刑事犯罪,但其中也存在着不明确的情形;其二,如何把握入罪的基准,立法将入罪标准界定为“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2018年9月“ 两高”《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2项又进一步分为“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干扰正常司法活动”,其中,“ 干扰”的内涵过于宽泛,会导致罪与非罪界限的模糊。有专家认为,在实践中,往往将民事虚假诉讼与虚假诉讼罪的界限界定为“程度”差异,但程度高低的标准难以把握,以致难免造成选择性执法。

有专家主张,虚假诉讼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司法秩序,次要客体是诉讼相对人的财产损失。但前者是难以量化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导致法院在虚假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裁判文书,就应认定为对司法秩序的妨害,因为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让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形象受到了侵犯。

还有专家指出,“两高”司法解释第2条第2项中的“干扰正常司法活动” 入罪门槛较低,在藐视法庭罪尚没有专项罪名的情形下,一般的侮辱、辱骂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也未入罪,相较之下,纯粹干扰法庭秩序的行为,除非情节非常严重,应当适用刑法“但书”的出罪条款。有专家对此“出罪”视角持肯定态度,认为从法条本身来看,“妨害司法秩序”无需达到“严重” 的程度,但仍应承认总则第13条“但书”在本罪中的适用空间,情节显著轻微的应当作出罪处理。在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比较宽泛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硬性要求,便可以通过一定的司法方法达到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平衡。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应坚持民事责任在前、刑事责任在后。在民事诉讼中,虚假诉讼的本质在于捏造诉权,这又可分为无恶意和有恶意两种情形,对于前者,如独生子女的父母双亡,不易取回银行存款而串通他人捏造虚假的遗产继承纠纷,对此情形应当持宽容姿态;后一情形是恶意利用法院审理而达到侵犯他人权益的结果,对此应当是遏制的。有专家总结道,对于“捏造事实”的认定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为保护合法权益的不应轻易入罪。

有专家从刑民交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刑事的虚假诉讼罪与民事上的虚假诉讼存在三点区别。第一,刑法虚假诉讼罪中的民事诉讼是广义的民事诉讼,包括民事法院的立案、审判、调解、执行活动;民诉法下虚假诉讼行为中的民事诉讼是狭义的,是相对于仲裁、司法调解而言的。第二,刑法中,行为人可以是单独的一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的多个或者对立的当事人( 指恶意串通);民诉法中,行为人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第三,民事虚假诉讼的本质是骗取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的行为,使审判者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作出明确意思表示;刑法上虚假诉讼的法院支持回应行为可以是形成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也可以是其他司法行为,如予以立案或者进入开庭审理。刑法中的虚假诉讼系站在维护司法秩序的角度,规定较宽泛,在犯罪认定中应当坚持用犯罪概念衡量,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考虑刑事司法政策、刑法谦抑原则。

如何认定司法解释中的“无中生有”

有专家认为,虚假诉讼针对的仅是“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不能作为犯罪处理。有学者却认为,对于虚假诉讼“无中生有”的理解不应仅仅限于毫无事实根据这一情形,也应包括存在诉因事实却肆意夸大诉讼数额的情形,否则极易引起犯罪嫌疑人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有专家指出,现实中,纯粹的“无中生有”较少,夸大事实的行为类型按照司法解释似乎不在入罪之列。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标的既包括请求事项也包括诉因,夸大事实系对诉因的捏造,应当属于捏造事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无中生有”。

如何看待虚假诉讼罪中的程序性难题

有学者提出,虚假诉讼罪的追诉权在谁手中,是公安查明还是法院发现后主动移交,现实中法院自身业务繁忙,可能小事化了。有专家进一步指出一个两难情景:隐瞒已经清偿债务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究竟是虚假诉讼罪还是诈骗罪,如果认定为诈骗罪,被害人的财产可能并未被执行即未遭受损失;如果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法院作为被害单位继续审理该案件则与程序法上的回避制度存在冲突。

虚假诉讼罪与其他犯罪如何界分

有学者认为,如何区分虚假诉讼与诈骗罪,需要进一步明确,否则在涉及侵犯相对方利益时,可能会架空了虚假诉讼罪的存在空间。有专家认为,虚假诉讼罪是行为犯,通过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引起法院的相关诉讼行为,并且达到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标准,就成立既遂;虚假诉讼与诈骗罪系牵连犯,通过虚假诉讼骗取他人财物的,以诈骗罪从重处罚。还有专家指出,在法院判决对方败诉但尚未执行的情形下,存在虚假诉讼罪的既遂与诈骗罪的未遂的交织,此时应以何者论处也是一个疑难问题。

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如果认可三角诈骗,几乎所有的虚假诉讼都与诈骗罪存在竞合,虚假诉讼罪被虚置。该专家认为,只有诉讼双方恶意串通、并未指向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才能构成虚假诉讼罪,因为双方对案情的虚假性均知情,受骗的只是法官,并且没有实质的财产损失。有学者认为,如果虚假诉讼所涉及的诈骗金额较小但对司法秩序影响较大,可以只认定虚假诉讼罪;如果被害人财产损失数额较大同时对司法秩序影响较大,两者可以从一重处罚。

如何认定套路贷行为的犯罪性质

有专家指出,套路贷具有严重的现实危害性,国家出台政策从严惩治是合理的。关于套路贷与高利贷的区分,有专家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主观目的上,前者意在非法占有相对方财物而非单纯获取高额利息;在行为手段,前者精心设计“套路”肆意制造违约等,从而最大限度地占有他人财物。也有学者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高利贷与套路贷存在明显不同,前者在还款付息上有着清晰、真实的规定,在事实及法律认定上基本不存在争议;套路贷则往往通过制造银行流水、肆意认定违约等隐瞒不法意图,进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形成了套路贷与虚假诉讼的并存现象。

有专家认为,套路贷不是法律术语,对其内涵外延应严格界定,当前应警惕入罪扩大化风险ꎮ对套路贷犯罪、虚假诉讼犯罪,要注意分层处置,严惩首恶,胁从从宽,不能一味求重。有学者指出,在对套路贷行为进行刑事认定时,应把握好行使权利与财产犯罪的边界,在非法拘禁罪中,刑法规定为索取(即便是非法)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最终只认定为非法拘禁罪而非侵犯财产罪。由此推导出,在套路贷类财产犯罪中,放贷人在追回借款时涉嫌的犯罪,应该限于其追讨手段所涉及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原则上不应追究财产犯罪的责任。

有专家对套路贷进行了区分。如有专家从行为方式上着手,主张套路贷案件中获取钱财的手段可分为欺诈与欺诈之外的手段,如果行为人直接通过欺骗、暴力威胁等方式取得对方财物,可以直接以其手段行为认定为诈骗、抢劫或者敲诈勒索;如果行为人借助法院的判决获取财物,按照三角诈骗的理论则属于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还有专家从相对人的态度入手,指出,对于套路贷应当一分为二看待,如果当事人间的借贷系和平发生、双方自愿履行,即便实际数额与合同注明数额明显不符,也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如果通过诉讼的方式,则破坏了诚信原则、扰乱了司法秩序、欺骗了法官,成立三角诈骗可以认定为诈骗罪。

如何看待将套路贷认定为诈骗罪?

有专家认为,应当淡化“套路贷”该抽象名词的影响,是否是套路贷与案件定性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看在放贷过程中是否采取了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的专家对此则持不同看法。有专家指出,实践中认定套路贷案件存在几个倾向:确定为套路贷自然认定是诈骗;不太关注案件的被害人问题,很多案件被害人对砍头息、违约金、保证金等均知情,系“自愿”。有专家直接对套路贷以诈骗罪论处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诈骗罪需要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而套路贷中被害人对出借人所设置的本金、利息、还款方式等存在主观明知,难以认定其陷入错误认识。有专家进一步指出,很多套路贷案件中的借款人在急切需要款项的情形下宁愿承担高利息的风险而借走少部分钱财,对超高额支付部分往往存在认知,难以认定为陷入认识错误,实践中其实是在套路贷案件中对诈骗罪进行了扩张解释。

会议总结

孙万怀会长对以上发言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进一步指出在虚假诉讼罪的适用中,如何协调好政策与规则、理念的关系,需要引起重视。孙会长在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点疑问,刑法与民法上对恶意串通的理解如何区别?这也许是厘清本罪界限的重要依据。孙会长对三角诈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同为被害人与被骗人分离,也应区分不同的情形。基于虚假诉讼而取得他人财物的情形并不同于一般的三角诈骗,其一,是被害人(被执行人)交付财产而非被骗人直接交付;其二,被害人有时是基于强制而被迫交付而非基于被骗交付。

在研讨会最后环节,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张志军副主任谈及了自身对本次活动的感受,他充分肯定了个案名辨系列活动的意义,认为该活动小而精,与会人员范围广、具有代表性,选题新颖、与当下热点案例紧密结合、针对性强,这种会议形式值得推广。张主任进一步传达了上海市法学会的会议精神,提出了对案例法学研究会的期待,并鼓励案例法学论坛继续开展,加强和全国案例法学会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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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5卷(案例法学研究会卷)。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