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 banner sls2
欢迎光临上海市法学会!   您是第位访客 今天是
标题 内容 作者
  • 财税法学研究会
  • 法理法史研究会
  • 法学教育研究会
  • 港澳台法律研究会
  • 国际法研究会
  • 海商法研究会
  • 金融法研究会
  • 禁毒法研究会
  • 经济法学研究会
  • 劳动法研究会
  • 民法学研究会
  • 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
  • 商法学研究会
  • 社会治理研究会
  • 生命法研究会
  • 诉讼法研究会
  • 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会
  • 未成年人法研究会
  • 宪法研究会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 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学研究会
  • 刑法学研究会
  • 行政法学研究会
  • 知识产权法研究会
  • 仲裁法研究会
  • 反恐研究中心
  • 教育法学研究会
  • 航空法研究会
  • 卫生法学研究会
  • 立法学研究会
  • 法学期刊研究会
  • 法社会学研究会
  • 自贸区法治研究会
  • 竞争法研究会
  • 非公经济法治研究会
  • 人民调解法治研究会
  • 欧盟法研究会
  • 海洋法治研究会
  • 破产法研究会
  • 财富管理法治研究中心
  • 法学翻译研究会
  • 慈善法治研究会
  • 司法研究会
  • 海关法研究会
  • 环境和资源保护法研究会
  •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会
  • 案例法学研究会
  • 互联网司法研究会
  • 文化产业法治研究小组
  • 体育法学研究小组
  • 人工智能法治研究会
  • 刑罚执行与回归社会研究小组
  •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学会活动

检察机关介入监护权撤销问题研究——以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为视角

2019-12-09 09:48:00 字体:

作者王春丽、梁勇来自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内容摘要

近些年,在儿童被性侵、遗弃、家暴等案件中,各地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参与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但检察机关参与监护权撤销,依然存在法律适用、主体地位及实践成效等方面的困境。检察机关监督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或监护缺失,在当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建议通过设定必要性原则、强化兜底保障、明确介入方式及保护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等方面来完善监护权撤销的介入制度,多角度探索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强化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

关键词:支持起诉 未成年人 监护权 撤销 

近些年,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或监护缺失的情况受到社会各方关注。对监护权侵害或缺位事件导致的儿童被性侵、遗弃、家暴等问题,一些检察机关通过撤销监护权等方式来开展法律监督,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例如,从“福建仙游监护权转移第一案”到“徐州监护权撤销案”,从“南京女童饿死案”再到陕西兴平、江苏常州等一批典型监护权资格撤销案件的公布,如何运作与完善监护权撤销制度,以及如何保障未成年人获得适当、良好的监护等问题,也成为未成年人保护的前沿问题。

检察机关对撤销监护人资格支持起诉的实证考察

监护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父母基于亲子关系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监管看护的权利义务,属于监护制度的重要内容。那么,一旦发现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或监护缺失,检察机关应如何开展监督,也是当前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关注点之一。下面笔者结合曾办理的一则案例,来分析检察机关介入撤销监护权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难点问题:

未成年被害人蒋某(案发时12岁)多次遭受亲生父亲蒋某某性侵害,因不堪忍受而告知长期在外地出差的母亲张某某,后案发。2018年5月,J区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上海市J区检察机关在审查蒋某某猥亵案中发现,未成年被害人蒋某被性侵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同时担心父亲一旦刑满释放,可能再次与其及母亲共同生活,一直担惊受怕,为此还专门向学校班主任写信求助。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蒋某之母张某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撤销蒋某某监护人资格的民事诉讼,但张某某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以及还有二女儿需要抚养等生活困境,一直犹豫不决。J区检察机关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多次对张某某开展释法说理,张某某最终同意申请撤销蒋某某对女儿的监护人资格,但表示自己需要工作并照顾女儿,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诉讼。为此,J区检察机关帮助张某某委托专门办理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律师,帮助张某某开展相关诉讼工作,同时,考虑到蒋某某的性侵害行为已严重侵害蒋某身心健康,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支持蒋某及母亲张某某申请撤销蒋某某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同年6月20日,撤销蒋某某监护人资格案关押蒋某某的监狱开庭,承办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区法院当庭判决撤销蒋某某对被害人的监护人资格。

在该案的办理中,笔者发现存在以下一些难点:

一是如何精准把握监护权撤销中的谦抑性法律精神,即如何遵循好比例、必要性原则。撤销不适格主体的监护资格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了保护受害儿童,如果通过撤销监护权之诉讼无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获得更好的照顾,撤销监护权之诉讼就应慎用,否则其目的就会落空。

二是侵害人被剥夺监护权后,未成年被害人的兜底保障在哪里?以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为代表的少年司法工作,重点不仅仅体现在诉讼中,更多应着眼于对监护对象健康成长的正向保障,以及如何尽可能地避免产生负面的二次伤害。不适格主体的监护权被撤销后,如何配置撤销监护资格后的辅助措施,由于当前尚缺乏相应的配套救助体系,未成年被害人的兜底保障往往成为实践中的难题。

三是检察机关在支持起诉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在案件的处理,检法两家关于检察机关在支持起诉中的诉讼地位产生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系共同诉讼人地位,因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事实与原告的诉讼目的具有一致性,应享有原告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支持原告起诉,在诉讼中处于从属地位,仅系诉讼参加人身份;还有少数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其诉讼地位缺乏法律依据,建议不要参与庭审。而在本案中,虽由检察机关指派检察官以“支持起诉人”参与庭审,但“支持起诉人”处于何种诉讼地位,依然不明确。

关于监护权撤销制度相关问题之分析

(一)不适格主体监护权撤销制度受关注的原因探讨

近些年,以检察机关介入监护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对于不适格监护主体的撤销制度日益受到关注。之所以受到关注的因素众多,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日益受关注

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权利公约》所确定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逐步在我国的相关儿童政策中有所体现并得以适用。在性侵儿童犯罪中,家庭成员性侵儿童占据一定比例。例如,据“女童保护”统计,2016年发生的433起案件中,家庭成员性侵占30件,占比6.93%。一旦发生家庭成员性侵案件,关系到受害儿童的抚养、亲人伦理等问题。另外,近些年“留守儿童”“流浪儿童”“吸毒人员子女”等困境未成年问题不断涌现,依靠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通过自发调节的方式已难以有效解决,儿童的健康成长亟需整个社会的保护与支持。

2.公权力介入存在必要性

我国传统家庭“家本位”思想和地方性伦理道德与现代社会发展产生不适应乃至脱节。如贵州金沙县女童被虐案中,女童遭受了长期虐待却无人举报至公安部门,直到过往路人发现才最终事发。此类社会心理学层面的集体失智事件绝非个例,公权力的插手已成必然。

3.国家公益诉讼理论研究正在深入

特别是“南京饿死幼女案”等未成年人权益遭侵害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后,也推动了包括上述制度及理论的研究。人们也逐步意识到,未成年人权益尤其在监护权领域的国家保护,将间接促进家庭的健康维系进而使国家发展获益。正如Shelly Ann Kamei对于民事诉讼中国家利益的概括:迅速解决父权纠纷,以避免司法及行政资源的紧张;保障家庭结构以促进社会的健康与活力;确保子女可从父母中获得经济支持,在父母不能给予其充分的经济支持时,支持未成年人将是国家的责任。

(二)不适格主体监护资格撤销的立法梳理

实践中,对于监护权益的保护多采用撤销不适格主体资格的方式。该制度最早见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18条之规定,该条款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权利和责任,同时也对于提请撤销监护资格的主体、事由进行了规定。后1991年颁布《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对该制度进行了再次重申,经2006年首次修订后又进一步明确了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继续负担抚养费用。随后各地纷纷以地方性法规等形式加以细化。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还对制度运作进行细化规定,将撤销事由增添至7种,将申请主体归纳为4类。2016年5月,最高院以典型案例形式公布12起撤销监护资格的案例。2017年3月15日通过《民法总则》,其中36、37、38条正式规定监护资格撤销的条件、程序、范围。

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通过后,对于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的重心,从探讨“监护权撤销、变更如何启动”“如何长期保障程序主体主观能动性”“如何建立健全立法以提供法律支持”,已逐步转向根据民事立法的指引,进一步使监护权益保护工作完善化、具体化,更加注重如何有效适应于少年司法实践。对于监护权缺位问题,公益诉讼是出路之一,但正如其他少年司法工作一样,问题的有效解决往往也需要辅以诉讼外的大量工作。

上述规范性文件对于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关注。例如,从《民法总则》中的撤销监护权条款来看,对于撤销主体、撤销条件、恢复监护条件进行了细化,但从整体来看,针对未成年人监护资格撤销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着一些待探讨的部分,如未能充分调动社会性力量给予必要协助,妇联、残联、村居委自治组织等社会性力量的作用未被充分挖掘。再如因受限于专业性的不足,对于监护资格撤销如何避免一刀切的模式,如何避免诉讼终了但争端仍在的局面,也值得重视。为使裁判的刚性作用充分彰显,也需要调动社会力量,并形成多种力量的联动机制,才能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介入监护权撤销案件的合理性剖析

对于检察机关出于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参与以撤销监护权为代表的民事领域,目前存在不同认识,此反对意见者主要依据是对于多重身份的顾虑,例如“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和原告的角色,导致检察机关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还有对于因检察机关的介入导致“九龙治水”局面的担忧:“检察机关的介入可能造成国家法律制度的混乱”。但反对之声似日渐式微,检察机关介入以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为代表的共识正在逐步形成,笔者认为这种转变的理由在于:

1.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的创新与探索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中出现新的现象及难点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社会各界对其被赋予的职能与监督方式的理解也正在发生变化。例如,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逐步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8年在北京、辽宁、上海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该决定明确要求开展对未成年人监护侵害和缺失的监督,并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涉案未成年人的安置工作,即使在刑事案件之外,发现因监护侵害和监护缺失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或者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危险状态的,检察机关也要依法开展监督。可见,通过支持起诉、检察建议书等方式,支持或参与撤销监护权诉讼,并不违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法理内涵。

2.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保护中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优势

首先是专业性优势。检察机关内设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或未成年人检察官办公室(以下简称未检部门)专办未成年人案件,未检部门往往更关注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而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需要加强与社会治理之间的联系,并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因此,未检部门不仅具有办案的专业性,同时还具有较强的社会性特点,由其牵头将更有利于整合包括但不限于妇联、医疗、村居委等自治组织的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并实现在资源上的最优配置,还也可以籍此顺利开展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等工作。其次是社会性特点。在日常工作中,未检部门不仅积累了大量未成年人保护的经验,还与社会力量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协作,同时对内与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部门可以开展联动,继而形成对于未成年人全面的司法保障。再次是身份混同的应对。多重身份的处理,可以由未检部门担当民事诉讼主体职能,同时由民行部门按职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此种方法有效避免“运动员”与“裁判员”身份混同的问题。

3.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方面的需要

目前在未成年人监护权益撤销问题中,法院作为我国目前唯一可撤销监护权的主体,对于监护权履行是否适格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加以约束的权力不符合我国宪法所体现的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之精神。同时由于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结果会对未成年人的后续发展造成较大影响,需要司法机关与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形成保护合力,尽可能地避免为未成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基于上述考虑,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问题,具有合法性和必要性。

检察机关介入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对策思考

(一)强调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的必要性原则

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与监护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撤销不适格主体的监护权,就是为了保障不影响儿童如认知发展、社会适应性等多方面的健康成长,不至于因早期不良的依恋模式造成未来的隐患。对于该制度应坚持撤销是途径,保护是目的根本理念。

鉴于域外的法律同样可见一斑。美国法律规定儿童福利局在向法院提起终止父母权利诉讼之前,必须已经为避免父母子女分离采取了其他合理的干预措施,只有在其他干预措施无效的前提下,才能向法院申请终止父母权益。英国《儿童法》对于撤销父母监护权的条件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造成或很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并对于“伤害”“虐待”“遗弃”等概念进行了规范性文件层面的界定。

审视监护权撤销制度,实则是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必要性原则的具体化。国家公权力介入原生或新生家庭,通过强制力手段破坏而后重建,务必慎重。因此,应严格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启动条件,如增设当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遭受高度威胁同时无法采取其他替代性措施予以避免的情况下,方可以适用撤销监护权程序,即要将必要性原则融入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及其实践运作之中。

在我国,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仍需要国家和公众的群策群力。通过多方合作并联合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社会性力量,采取非分离干预措施,改善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环境,除非未成年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经过慎重评估与判断,才决定是否启动监护权撤销程序。

(二)体现对儿童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

需要明确的是,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撤销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其实质是对于“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精神的遵守。我国不少地区的检察机关着手建立健全撤销未成年人监护资格的告知与督促机制,加强对困境未成年人监护权益的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撤销监护权后,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以及对未成年人自身的心理影响等方面,仍需要长时间的跟踪与考察。

对于撤销监护权制度的理解,不能简单视为解决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万灵药”,对该制度的适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关系以及亲情的破坏,故应慎重理解该制度是一种最终手段。若过度适用,则不仅在司法资源、国家财政上造成负担,还会给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家庭造成影响。结合国外实例,优先使用非分离干预措施,即不拆散导致父母子女分离的方式达成对于家庭监护、抚养职能的良性运转。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援助、社会服务购买、亲职教育开展等多样途径。此类措施相较于过于刚性的判决,则更能体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中儿童利益最大化的精神,同时对于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会相对降低。以美国为例,绝大部分联邦政府提供的儿童福利财政资金都用于支付儿童寄养照顾的费用。2012年美国联邦政府给各州用于寄养照顾的资金为43亿美元,而用于一系列社会服务的拨款则仅为9亿美元。

(三)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的方式

从相关实践经验来看,目前检察机关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介入以撤销监护权为代表的诉讼中,一种是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第二种是作为辅助角色支持社会团体、公民个人提起民事诉讼,即作为诉讼参与者而不是诉讼的当事方。

在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中,检察机关的主动介入也将对此问题的有效处理给出助力。通过由检察机关牵头,联合民事行政、控告申诉等多部门商讨后出具建议类文书,尽量将诉讼风险把控在最小范围,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做到最大化。由于侵害未成年人监护权益类案件的社会环境一般较为隐蔽,同时受限于主体认知、认识层面的不足,检察机关无论在未成年人保护专业性、取证能力、程序合法性把控上都具有优势。

事实上,当未成年人监护权益受到侵害时,除却行为主体涉及遗弃、虐待等极端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行为介于一般性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之间。因而在面临前述问题时,检察机关无论是以民事原告或诉讼参与者参与其中,都需要明确自身的立场,方能更好在限度内行使权利以避免身份混同,继而使诉讼有序地进行。

检察机关参与监护权撤销,还应体现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连续性。所谓连续性,指的是检察机关介入监护权撤销,应由始至终地体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案件发生前的预防、案件发生时的调查取证、诉讼发生过程中的处理、案件发生后的后续监督等问题,都应当属于检察力量的介入范畴。为了尽早保障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不受到侵害,检察机关应与团委、妇联等儿童保护机构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对存有隐患的家庭提供支持与服务;发现问题及时介入,尽可能通过教育、帮助等非强制性方法予以处理,避免问题激化;案件诉讼程序启动时,对于证据的搜集以及撤销、变更监护权方面的论证应当充分;诉讼程序结束后也应注重结合个案,继续关注未成年人的生活、心理状况,及时予以帮助。

(四)保障监护权撤销案件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正如前文所述,未成年人监护权案件中诉外问题的处理较之相关司法程序的启动,具有同等乃至更甚的重要性。从诉前公权力介入的合适方式,到诉中对于未成年人选择权利、意志自由的尊重,再到诉后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等问题,上述诸多问题的处理,都将影响到是否会造成未成年人“二次伤害”。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尊重未成年人意见。未成年人作为监护权撤销案件的核心主体,面临着与自己日常共同生活的监护人相互分离,同时需要承受和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压力可想而知,因此,监护权的撤销应征询和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见。二是对监护权撤销问题应重视未成年人隐私的全面保护,保护措施也应贯彻于始终。诉前、诉中处理时,均应采取非公开方式;对于文书的寄送与签收,对姓名等信息作加密处理;事后的案卷材料也应作封存处理;对于媒体是否存在不利未成年人权益的报道给予高度关注,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确保其健康成长。

结语

监护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一环。该制度的完善不仅将切实地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性合法权益,也将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良好。当被赋予监护职能的主体未适当履行时,国家应当进行干预,为被监护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撤销、变更监护权,也成为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不可或缺之策。但我们也应看到,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问题涉及多方面,是全社会层面的问题,在强调通过诉讼等方式介入权益保护时,对于其他保护措施的探索也不可松懈,需强化诉讼与非诉纠纷机制的相互配合与衔接,进而为未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提供多元的保护与救济方式。

 

上海市法学会欢迎您的投稿  fxhgzh@vip.163.com

往期链接

>《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5卷——上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文集目录

>跨境外汇保证金交易的司法认定

>虚假诉讼及“ 套路贷”案件在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探讨>合同法视野下影视作品禁播后植入广告各方的权利义务分配>酒驾后检测前再次饮酒行为的法律分析——兼评法律推定与法律拟制>从一起侵犯商业秘密刑事案件的公诉审查浅析排除合理怀疑在司法实践中的展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的办理与法律适用>套取科研经费不宜认定贪污的另一种理由——与姜涛教授相呼应

>论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审查

>敲诈勒索还是行使商标权:刑事实质何以刺破民商事外观

>大数据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过剩犯罪化”的考量

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19年第5卷(案例法学研究会卷)。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