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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 裴长利:论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处置

2020-02-15 13:00:57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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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康  华东理工大学讲师 法学博士 

裴长利  上海汉盛律所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法学博士  上海涉外法律人才库成员

前言

在对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进行制裁的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以维护防疫秩序为根本目标,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避免刑罚的不适当扩大。办案过程中要加强人员防护,避免交叉感染。在具体个案中,司法机关应当本着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正确评价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坚持罪刑法定,准确适用各项罪名。

关键词: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传染病防疫 新型冠状病毒 罪刑法定 宽严相济

问题的提出

鼠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整个中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极大威胁。为了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各级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对于政府采取的管制措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社会秩序基本平稳。但是少数不法分子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个别心理扭曲的犯罪分子甚至主动传播病毒,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防疫秩序,严重地甚至危害了公共安全,损害了他人的生命健康。对于妨害疫情防控的严重违法行为,轻缓的行政处罚已经不足以惩戒,应当运用刑事手段予以制裁,从而震慑犯罪分子,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斗的顺利进行。总体来看,司法机关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法律工具是充足的。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就充分考虑了传染病防治期间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专门规定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同时“妨害公务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也有关于传染病防治的内容。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在2003年非典防疫期间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8号,下称《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司法解释》),对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的法律适用作出了具体规定。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最高检于2020年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对防疫期间办理刑事案件的相关程序问题进行了明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也有针对性地制发各类通知,为下级法院适用《刑法》提供指导。例如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年1月31日制发了《关于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相关刑事犯罪的紧急通知》,指导下级法院准确适用9类36种罪名。在疫情防控期间,社会运行处于特殊状态,毫无先例的意外事件频繁发生,犯罪治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因循以往经验无法有效处置。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处于紧张应急状态,执法、司法机关承担着巨大的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在执法中难免出现考虑不周严的情形。此外,疫情的广泛传播造成了心理恐慌,公众对妨害疫情防治犯罪的容忍度极低,自媒体对信息以几何级数增长速度传播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愤怒情绪,刑事司法活动受到舆论干预的风险大大增加。在此情形下,司法机关既要提升办案效率,“从重从快打击犯罪”,也要维护司法公正,保证办案质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为了调节这种张力,我们有必要讨论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刑法处置问题,其核心是讨论具体罪名的适用条件,一则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指引,将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予以及时处置,提升司法效率;二则限定犯罪行为的边界,将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维护司法公正。

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处置原则

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行为,其目的是维护防疫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既要快速识别犯罪、从严打击犯罪,避免犯罪行为破坏防疫秩序,也要注意排解社会矛盾,避免刑罚滥用;同时司法人员要做好疫情防护,避免司法活动中的交叉感染。具体来说,对破坏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处置要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维护防疫秩序的根本目标

为了实现维护防疫秩序的目标,刑事司法活动不仅应着眼于犯罪的事后打击,更应注重犯罪的事前预防。司法机关应当通过刑罚手段对犯罪分子进行威慑,预防各类危害防疫秩序的犯罪的发生。刑罚的威慑力包括三个方面:确定性、及时性和严厉性。各级司法机关必须首先要做到有罪必惩,才能打破潜在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避免其以身试法。其次要及时处置各类犯罪行为,避免损害后果的扩大,快速恢复受损害的防疫秩序。最后要在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前提下适当从严,使犯罪分子畏惧刑罚的后果,不敢在防疫期间轻举妄动。我们注意到,各地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作用,实行网格化管理,及时掌握社会运行的动态信息。司法机关可以利用这一组织优势,快速发现、精准识别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将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二,坚持“罪刑法定”的定罪原则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而法律对犯罪的定义体现为具体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主体、行为主体的主观方面、行为所侵害的客体、行为的客观方面。由于语言文字的歧义性、模糊性,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需要由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具体的解释。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司法机关为了应对维稳任务和舆论压力,容易对犯罪构成进行扩大解释,甚至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将不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有罪。为了避免错误归罪,疫情防治期间的刑事司法活动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最高司法机关要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对法律规定的模糊之处予以明确,避免具体案件的审判人员对构成要件进行扩大解释,比如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过失”认定问题;其次,要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避免其受到来自外界的不当干扰;最后,要发挥审级监督、再审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功能,及时纠正错误判决。

第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在防疫期间,司法机关应当充分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违法行为保持克制。疫情的蔓延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在采取限制出行、延长假期等防疫措施同时也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有经济界人士初步估算2020年春节期间旅游业、餐饮业、电影行业因新型冠病毒遭受的收入损失高达人民币1万亿元。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最终将由整个社会来共同承担,部分个体可能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困境。行政、司法机关应充分考虑突发疫情所带来的困境,对个别人因情绪失控而偶发的激情举动,优先适用训诫、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制止违法行为,对于行为人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犯罪后果严重、必须予以严惩的情形,才能诉诸刑法。

第四,坚持做好诉讼程序中的疫情防控

司法机关在办案时应注意防护,避免造成疫情扩散。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很多涉嫌犯罪的行为人本身就是传染源,司法机关应根据这一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展办案活动。如,疫情严重区域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单独关押,避免在押人员交叉感染;需要逮捕的可能感染病毒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考虑在医院的特殊区域进行监视居住。同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也要做好自身防护,必要时可以借助远程提审系统、远程审判方式等“智慧司法”系统,实现非接触式讯问、开庭。最后,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要贯彻人权保护的理念,司法机关要对患病的犯罪嫌疑人积极施救,给与其必要的关怀,促使其真正认罪悔改。

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的常见罪名辩析

在重大疫情防控中,防疫活动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平稳的社会秩序,破坏疫情防控秩序将会加剧疫情蔓延,司法机关必须以雷霆手段予以打击。通过对近期媒体公开报道的相关案件的整理,常见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主要有三类:

其一,利用防疫物资紧缺非法牟利的行为,主要涉及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其二,拒绝遵守防控措施、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涉及的罪名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公务罪;

其三,传播传染病病原体,主要涉及的罪名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罪名的适用条件辩析如下:

第一,非法经营罪

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手套等防护用品的需求量激增,个别商家趁机哄抬物价。此类违法行为如果达到数额较大、情节恶劣的标准,就会构成非法经营罪。

《妨害疫情防控司法解释》第6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最高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对哄抬物价的行为适用非法经营罪于法有据。尤其是对于恶意串通集体涨价、利用垄断地位强行涨价的行为,更应该予以严厉打击。

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之恶劣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疫情防控期间经营者面临着物流受阻、原材料涨价、劳动力紧缺等现实的困难,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导致经营成本的上升,司法机关办案时应当充分考虑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困难,区别合理的价格调整和不合理的哄抬物价。此外,在疫情仿制过程中,部分享有信息和货源优势的企业或者个人临时性地为他人代为购置防护用品,该等行为并非以获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而是群众之间自发的互助行为,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弥补政府统筹力量之不足。即使代为购置的物品价格较高,也不能当然地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应结合全案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牟取暴利的故意,慎重定罪。

第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刑法》第330条也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传染病防治法》第42、43条授权政府在传染病流行期间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限制人员流动、扑杀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对疫区进行封锁、征用紧缺防控物资等。“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要适用于违反了上述疫情控制措施的行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地政府结合病毒的传播特征和临床表现,纷纷发布决定、命令宣布采取一级防控措施,主要包括(1)限制人员流动;(2)要求公民进入公共场所要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3)要求外地流入人员进行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在此情形下,不得随意外出,必须佩戴口罩、接受体温监测、接受隔离等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必须履行。

近期出现了个别人未佩戴口罩硬闯商场、拒绝体温监测、拒绝隔离的案例,如果这些行为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认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但需注意,对于发生此类违法行为的普通民众,特别是老年人,应考虑其获得信息渠道不够通畅和自身理解能力不足的问题,优先以教育为主,多做规劝工作;对于少数执意为之,且存在有恶意违反、蓄意破坏之人,应当及时采取制裁措施,从快从严追责,以保障疫情防控的有效开展。

第三,妨害公务罪

在防疫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一步凸显,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各部门充分协调,积极履职,推动防疫工作顺利开展。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公民有配合义务,如果不法分子对正在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暴力,阻挠其履行职务,则构成“妨害公务罪”。

根据《刑法》第277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对于“妨害公务罪”的适用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该罪的成立以行为人使用暴力或威胁为前提,若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只是消极应对当前要求的防疫措施,则不构成本罪。但行为人消极对抗的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可以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二)在疫病防控期间,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也可以构成本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但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承担着组织捐赠、发放物资、救治伤员的法定职责,刑法将其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公民必须予以配合。即使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行为有异议,也应在事后进行申诉控告,不能阻碍其执行任务。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党中央已经派出人民军队参与了疫情抗击活动。对于军人执行军事职务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执行职务,否则会构成《刑法》第426条规定的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第四,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刑法第115条第二款,因行为人过失造成病原体传播的,可以认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上的过失包括两种形态:

其一,行为人应当注意到危险,但因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最终造成损害结果,称之为“疏忽大意的过失”。

其二,行为人已经注意到危险,但轻信自己可以规避风险,因此未采取防范的措施,最终造成损害结果,称之为“过于自信的过失”。在防疫期间,部分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感染病毒是一个偶然事件,轻信自己不会得病。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这些人消极对待防疫措施,不履行防疫义务,可能会造成病毒的传播。科学研究证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可以通过飞沫、气溶胶、接触等多种途径传播,部分人疏忽大意或者盲目自信会为病毒扩散提供可趁之机,破坏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防疫努力。为了保障防疫措施的全方位落实,应当将过失传播病毒的行为纳入刑法打击的范畴,引导公众摒弃“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的心态,充分重视、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疫情暴发至今,卫检部门已经通过各类媒体全方位介绍了防疫知识,公民应当对病毒的高传播性有了充分了解,能够预见走亲访友、聚众集会等行为具有传播病毒的危险。如果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病毒传播的,则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适时适当的刑事责任的追究,也是疫情防控措施的一部分,应当让民众充分认识到个人盲目的行为会受到刑事处罚,从而自觉地配合防疫工作。

第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根据《刑法》115条第一款,故意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造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这是《刑法》中最为严厉的罪名的之一。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适用该罪对传播病原体的行为进行制裁,可以有效震慑不法分子,有力保障防控秩序。在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制发的《关于严厉打击涉疫情防控相关刑事犯罪的紧急通知》中,就认可对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人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在司法实践中,青海、吉林等多地的公安机关已经对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行为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进行立案。需要指出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会对行为人的自由乃至生命产生重大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应慎重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具体到传播病原体的行为,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应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一,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具有传播病原体的风险。已经确诊的病人自然知道自己具有传染性,这一点自不待言。此外,新闻媒体对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有疫区旅行史、亲密接触史、发病症状的高危人群也应当知道自己具有传播病原体的危险性。高危人群不能以“尚未确诊”为理由主张自己不知道传播风险。其二,行为人是否积极追求或消极放任传播病原体的危害后果。已经确认感染病毒的人可能通过随地吐痰、参加集体活动等方式积极主动地传染病原体,尚未确诊的高危人群也可能通过瞒报个人信息、逃避隔离的方式放任病原体传播。需要说明的是,对故意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自身的认识为标准,不能因为行为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就强行认定其具有“故意”。对于没有疫区旅行史、没有亲密接触史、没有任何发病症状的人,鉴于他们无法预知自己具有传播病原体的危险,即使他们客观上造成了传播的结果,则不能认定其具有“故意”。此外,“故意”的认定应当考虑行为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瘟疫面前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心理极度脆弱,不能一概认定逃离疫区的人具有传播病原体的故意。特别是对于武汉“封城”之前尚未发病并且通过正常途径离开的人,只要他们能够主动向防疫部门报告并配合隔离措施,就不能认定他们具传播病原体的故意。

除了主观方面的故意外,本罪的成立还要求行为人实施了“投放传染病病原体”的行为。传染病病原体,是指能够直接用来使人、畜染上传染病的物质,通常包括细菌、病菌、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氏体等,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不包括病毒携带者本身。因此,行为人明知自己已经患病仍四处流窜传播病毒的,是否构成本罪值得讨论。我们认为,不能片面理解“传染病病原体”的概念,在常见的表现形式之外,任何能与上述物质起到同样危害性的物品都可以视为“传染病病原体”。传染病病毒携带者在明知本人已被感染的情况下,应当对自身具有传染性这一事实具有清醒的认识,其身体就是“传染病病原体”。若病毒携带者不顾自身的传染性四处流窜,表明其对病毒的传播有一种放任的心态。从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的角度考虑,对该行为必须予以制止,因此我们主张将病毒携带者本身视为“传染病病原体”,病毒携带者四处流窜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投放”,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

四、结语

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生活的暂时失序会诱发各类违法犯罪,司法机关应当积极履行职权,通过严惩犯罪维护防疫秩序,这是司法机关应尽的职责使命。同时,疫情是暂时的,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将迎来疫情发展的拐点,但刑罚对当事人造成的消极影响将是长期的,尤其是死刑一旦执行将不可挽回,因此司法机关同样要守好公平正义的防线,正确适用各项罪名,使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