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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培新:医务人员的离去,不叫“死亡”,叫“殉职”,请授予烈士称号

2020-02-17 13:53:34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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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培新  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法学教授

他们不是普通医护人员,他们是战士
疫情围城,信息漫天。无意中读到这样一句话:

“这场疫情,像一个放大镜。让我们发现,这世上,好人是真好,坏人是真坏,蠢人是真蠢,善良的人是真善良……”估计,很多人,会把最后一句,与医务人员联系在一起。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两万多名白衣天使,踏歌而行,驰援荆楚大地,以自己的勇气与担当,将国家兴亡扛在肩上!他们要做的,是与传播力极强的病毒赛跑,尽最大努力救死扶伤!这已经是一场战争。国家已将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殊死较量,称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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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有太多的悲壮与悲悯:摁着血指印的请愿书、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拥抱、为防止感染而剪断的披肩长发、口罩勒出道道印痕几近毁容的脸、匍匐案前斜靠椅背或直接歪坐地上的种种睡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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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白衣天使,从未辜负祖国的召唤!同样,我们这个时代,也不能辜负这些奋战在一线的抗疫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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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离去,不叫“死亡”,是“因公殉职”
信息的全面真实,是有效防控的前提,也是满足民众知情权所必需。因而,武汉与各地,近日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

近日,关注到了两场。一场是关于医务人员的伤亡,另一场是关于伤亡后的待遇。2月14日的这场新闻发布会上,卫健委某领导披露,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3.8%。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占全国死亡病例的0.4%。这是多么惨烈的牺牲!然而,我们怎样被感动,就应当怎样去尊重!仅仅是出于尊重,我们就应当在新闻发布会上,将这场战役中医务人员的“不幸死亡”,改称为“不幸因公殉职”!将冰冷的客观描述,转换成温暖的道义评价!另一场新闻发布会。2020年2月7日上午,国新办发布会结束后,有记者问财政部某副部长,“对于抗击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是否有财政方面的帮扶政策?”该副部长回答说“他们将享受工伤待遇”。为什么仅仅是“工伤待遇”,不能追认为烈士吗?不能怪这位应答的官员,分管条线不同,职责各异,这个问题,或许不该由他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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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白衣天使,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而对于这些最勇敢的人,我们是否温柔以待,考验着文明的成色。我们向来不乏良善的例子。1911年,中国东北地区,鼠疫爆发。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按照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两相对比,可知分量之轻重。关于如何发挥伦理价值,向来有两种观点。当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持“节约使用伦理”的见解。他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我们不应过分依赖利他、慷慨、团结或公民职责,因为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资源。如果这些美德就像化石燃料等自然资源那样,是一个给定的数值,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保护好它,因为用得越多,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越少。用此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武汉日报《流产10天后,武汉90后女护士重回一线》这篇报导令人阅后相当不适,因为这样只会加速耗竭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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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笔者更加愿意相信,只要路径通达,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恰似源头活水,汩汩而来,它们不仅不会因为被使用而减少,反而愈用愈多,历久弥新。先哲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因而,利他心、慷慨、团结与公民精神,需要经受风雨而不断生长。好人要有好报,这是养育利他之心与牺牲精神的最朴素、也是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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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四川省与南京市的做法,令人眼前一亮。2月9日,四川省出台政策:在本省直接参与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人员的子女,由当地教育部门统筹,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1)在当地就读幼儿园和义务教育学校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优先安排;(2)需在当地就读普通高中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在同批次学校中直接录取;在省内就读中职的,按照家长和学生意愿直接录取;(3)对报考普通高校的,实行全程“一对一”服务。这实在是非常贴心的安排!南京紧随其后。2月12日,南京政府办公厅《关于为赴湖北医务人员办好十件实事的通知》规定,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可享受一次子女就学照顾。当年入学幼儿园的,结合家长意愿,优先安排在区内普惠性优质幼儿园就读;入学义务教育学校的,纳入政策照顾对象;参加中考的,参照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有关规定予以加分照顾录取。此外还规定:全面了解一线医务人员及家属的需求和困难,建立台帐,积极协调解决问题。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发动志愿者或安排专门人员开展“多帮一”服务。对无人照看的未成年子女、高龄老人,根据需要,由社区和学校安排托管照顾和送教服务等。我们既然认为医务人员是时代的英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实在是一种发自初心的善良!笔者说一个小小的事例。家乡福建省连城县,由若干乡贤创建福莲教育促进会,特设福莲医学奖励基金,给每一位驰援武汉的连城籍医务人员颁发奖励证书及慰问金10000元。在评审过程中,有人问及,护士要不要给予奖励。我们回答,医护本一体,护士接触病人最多,最为辛苦,他们的贡献同样巨大,精神同样高贵!福莲关注的是基层,是利他与牺牲精神!在奖励证书上,我们写道,你们的勇敢,充分彰显了连城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高洁品格。希望你们做好防护,平安归来!英雄从来不分等级。确立好褒奖“利他与牺牲”这一价值后,就不要为其他因素所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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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中牺牲的医务人员,既属工伤,又是“烈士”

在法律上,对于因职务行为而造成的人员死亡,存在两种评价后果,即因公死亡与评定烈士。

因公死亡是工伤的极端情形。在抗疫中牺牲的医务人员,享受工伤待遇,完全没有问题,那位财政部领导并没有说错。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即在上述用工主体内工作的全部职工或者雇工,有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医务人员供职的单位属于事业单位,当属于该范围。

紧接着,该条例第14条规定了工伤认定情形,其中第一种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最典型的工伤情形。医务人员牺牲或者受到感染,当属工伤无疑。

问题在于,评定为工伤,是否就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并非如此。两者不是互斥关系,完全可以兼容。烈士评定的依据是国务院《烈士褒奖条例》。该条例于2011年7月26日由国务院令第601号公布,并经过2019年3月2日和2019年8月1日两次修订。《烈士褒奖条例》第2条规定的适用范围是“公民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医护人员因抗击疫情牺牲,无疑属于“在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牺牲”。 紧接着,该条例第8条规定的“公民牺牲可评定为烈士的情形”中,做了典型列举,包括:“1.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2.抢险救灾或者其他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民生命财产牺牲的;3.在执行外交任务或者国家派遣的对外援助、维持国际和平任务中牺牲的;4.在执行武器装备科研试验任务中牺牲的;5.其他牺牲情节特别突出,堪为楷模的。”在如此险峻的疫情之下,医务人员为抢救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显然符合前述典型列举的第2项。而且,认定为工伤后,又被认定为烈士的,《烈士褒扬条例》与《工伤保险条例》已有明确的制度衔接。《烈士褒扬条例》第15条规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规定适用范围的,还享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以及相当于烈士本人40个月工资的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由此看来,工伤认定强调职务行为,而烈士评定强调牺牲巨大。在逻辑上,完全存在同时符合两种情形的行为。因公死亡的职工只要符合烈士评定条件,可以同时适用《烈士褒扬条例》与《工伤保险条例》。烈士评定具有超拔的道德内涵,这是工伤补偿无法达成的价值。《烈士褒扬条例》本身即蕴藏着“褒扬”的道德取向,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牺牲的肯定和称颂。该条例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宣传烈士事迹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纪念烈士,学习、宣传烈士事迹。”《工伤保险条例》显然无此规定。无论如何,这些最美逆行者,是值得被宣传与歌颂的。最后,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烈士遗属享有的保障标准显著高于因公死亡的家属。二者差别请参见下表(本表参考了王天玉发表于2020年2月9日《中国法律评论》讨论同一主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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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疫”现场奋勇拼博、负重前行的医务人员,其承担的风险,远远超出了正常职业风险的范围。既然军人、警察可以被评定为烈士,将英勇牺牲的白衣天使评定为烈士,同样既合法益,又顺民心!怎么被感动,就怎么去尊重!感谢你,最美逆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