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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达:建立医患信任关系的六点建议

2020-02-28 11:07:15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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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邦达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上海青年法学法律人才库成员

在全国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奋战中,我们感受到广大医务工作人员的可贵精神,也感受到患者对医务人员发自内心的感谢。在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前,医患关系更似军民关系,鱼水情深,医患信任也成为社会各界必须携手构筑的精神城墙。风雨过后有彩虹,相信疫情过后,医务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奋战的身影会永远烙印在广大患者脑海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他们的付出终将换来社会的尊重。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来之不易,没有广大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负重前行、鞠躬尽瘁,就没有广大患者感同身受的岁月如此静好。医患信任的维护和巩固同样不可一蹴而就,除了需要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去呵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建议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抓好医疗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以改革推动医疗体制具体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我国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医改体制取得一些成果,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公平性得以改善,全民健康水平得到提升。但是中国医改还面临巨大的挑战,比如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乱还没有根本解决;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改善还不明显;住院患者医保报销比例仍处在较低水平;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核心体制机制还没有建立;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的力度不大;对一些关系医改全局的重大问题仍有不同看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了努力的宏观目标,提出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这些都是关系我国医疗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重点问题。只有把具体医疗体制改革完善了,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认同感才会提高,医务人员的社会获得感才会提升,否则医务人员和患者都可能成为不健全制度的受害者,医患信任的目标就更难以实现。

2

推进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树立预防疾病与治疗疾病并重的健康理念。医疗资源的供给侧不足造成患者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趋于紧张。据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医疗资源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数量上都存在严重不足的问题。即使在医疗资源相对充足的上海,医疗资源人均分布上依旧存在紧张的现状。试想,老百姓对许多普通感冒等简单的疾病都会想到去医院看病。医院人满为患的现象在各大医院自然很普遍。医生处于高负荷状态下疲惫工作尚且有诊断不完的病号。对于患者而言,为了看病可能排上几个小时的队,轮到就诊时都希望医生能多花点时间诊断病情。但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形下,满足一个病人的这点要求,就意味着要牺牲其他病人就诊时间。更为严重的是,患者对医学常识要么存在知之甚少的“傲慢”,要么存在期望过大的“迷信”,所谓“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健康靠的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疾病做到防微杜渐,更关键是靠平时的卫生保健。医学的发展水平始终是有限的。钟南山院士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疾病告诉了你,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听它的,然后改正,那它自然就会走掉。”但我们许多患者不明白这个道理,对医疗诊治抱以过多的期待甚至依赖。许多极端的伤医事件往往发生在病人抢救无效死亡,患者家属无法接受事实而认为抢救无效就是医生失职,就是诊疗有过错造成的。

3

搭建医患之间的沟通机制,缩小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认为,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信任具有简化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功能,降低社会活动的成本,信任建立在必要的知情基础上。在过去虽然医疗卫生常识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但是农村村民对赤脚医生却十分敬重。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由于赤脚医生都是乡亲们熟悉的村民。他们满足了当时农村大多数群众的基本医护需要,村民们由此更信赖赤脚医生。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陌生化”的社会,医患之间的信任失去了以往有效的“人际信任”伦理保障,进而激化了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任缺失”。建立医患信任在现代社会无法全靠人际信任的维系,还要靠制度信任的保障。信息沟通是信任的基础。在医患矛盾之中,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医患双方不信任的重要因素。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患方对医院的不信任感会加强。信任模式是基于较低的信息成本和特殊的道德情感特质建立,能够有效地预防医患纠纷。沟通则是建立医患信任的桥梁。

4

坚持正确、科学、客观、积极的舆论导向,防止媒体带有偏颇的报道激化医患矛盾。社会价值观的树立和维护需要每个行业、每个公民的勠力同心。媒体担当着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的职责,尤其是新闻媒体更是肩负着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做好向导的使命。笔者相信,绝大部分媒体都是富有责任心的,是实现舆论监督、信息披露、公民知情的重要途径。媒体对医患纠纷的报道时,医疗纠纷往往还处于萌芽的状态,一方面,媒体让社会公众实现了知情权,及时了解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进而采取应对策略。从这点看媒体是很有功劳的。另一方面,媒体也要注意对专业性极强的医疗纠纷报道秉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表述一旦稍有差池,就如同“真理哪怕向前迈进一小步都会变成谬论”,更何况对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医学术语的表达要规范到位,临界点一过,事物的性质就变了,就容易造成受众的理解出现偏差,就容易误导社会舆论。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时应当避免以偏概全、妄定结论、虚假夸大、煽动激化等负面做法。尤其是在今天的自媒体时代、快餐式文化时代,许多问题一旦发酵就会被公众无限放大。对医疗纠纷的报道应当尊重客观事实,避免媒体代替司法审判,避免吸引眼球的标题误导公众视听。

5

鼓励医疗诉讼外的调解等制度发挥多元化纠纷化解的功能。司法是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重要机制,但并非万能,在解决社会纠纷过程中也存在局限性。司法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居主导地位,但司法遵循效力刚性、程式统一的客观性要求与多元纠纷主体追求效果柔性、方式灵活的主观性愿望之间难免存在不协调。司法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从司法活动本身的规律看,审判是一种专业性强的司法过程,对大众而言存在难以理解的局限。人民调解相对于审判的独特优势不仅体现在上述程序层面的化繁为简,更在于调解过程在遵循国家法的同时,更多地将软法精髓融入其中。软法能够通过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软法在基层社会纠纷化解机制中发挥了国家法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为:一是在人民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灵活适用软法,避免司法裁判依据硬法作出的刚性裁决,有利于医患等基层社会关系的修复;二是软法能够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起到填补硬法漏洞的功能;三是软法能够为执法、司法人员正当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依据。

6

加大对医务人员合法权益保护的执法力度。近日,新闻曝光的极个别新冠肺炎患者家属对医务人员拳脚相加,故意撕扯口罩、防护服,造成医生防护衣物损毁,因身体暴露在病毒环境里被迫进入隔离室,无法治病救人。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医务人员就是战士,他们却遭到这样的袭击,实在令人心痛。这样的事件虽是极少数,造成的影响却很恶劣。好在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社会舆论纷纷谴责患者家属的违法行径。医生那一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的回答,尽显医者仁心与大度。这种悲剧发生的根源值得反思。它伤害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加剧了医患不信任,到头来受害的是广大患者本身。如果说医患信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采取慢性治疗的方法,那么对于伤医事件就必须零容忍,必须引起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我们常常把疫情防控比喻成阻击战,将疫区比喻成没有硝烟的战场,这说法丝毫不为过。广大医务人员肩负着治病救人的使命,向着最危险的一线逆行,必须为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我国《刑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立法对伤害医生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予以严厉打击。但是对医闹行为的有效制止,对伤医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还不够。因此有专家建议设定医闹联动惩戒规则,共同制定影响正常医疗秩序行为清单,在一定期限对其医保进行限制,乃至采取治安处罚和刑事惩罚措施。笔者十分赞同,并认为对疫情期间要加大对伤医行为的打击力度,将特殊时期的伤医行为视为审查批捕、量刑情节的从重情节考虑因素。并通过法治宣传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的遏制,向社会发出警醒:伤医行为必严惩不贷。

爱心和信任是可以传递的,相信只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一次疫情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