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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莉:从“非典”看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

2020-03-02 09:41:45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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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莉  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三级调研员  法学博士

2020年,中国再次和疫病正面交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17年前,“非典”疫情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回看“非典”过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预判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精准应对,可尽量减少疫情造成损失,早日度过疫后恢复期。

“非典”疫情过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疫区”摘帽问题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我国北京、广东、香港、台湾列为疫区。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WHO)把中国最后一个疫区(台湾地区)从非典疫区名单上排除。宣布为“疫区”虽然是临时措施,但因为对人员、货物进出采取了不同程度管控措施,必然对“疫区”经济产生重大影响。WHO将“疫区”摘帽后,经济活动才得以真正恢复。如,以香港会展业为例,2003年WHO将中国香港从疫区中除名后,“香港会展业的救市措施计划”才实施。

(二)恢复经济

据国家统计局估算,非典造成我国经济损失达933亿元,占2003年GDP的0.8%。其中,旅游业首当其冲,运输业受到影响突出,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冲击严重。由于农民工返乡增多,农产品流通、销售受阻等原因,对农村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下降。非典疫情期较长,产业链受损严重。疫情中后期,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减费、节支、贴息等措施,对灾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面临就业压力

相较于对经济的影响,“非典”对就业影响程度更大、时间更长。受非典影响最大的旅游、商贸、餐饮等行业,虽然占GDP的比重比较低,但因为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占就业的比重比GDP的比重要高3倍。企业经济活动下降或停止,往往通过裁减用人来降低经营成本,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受到很大冲击,成为遭遇“非典”就业压力的主要群体。

(四)倒逼法制健全

“非典”是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建设的历史转折点,“非典”以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法规。2003年国务院紧急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是,“非典”中所暴露出来的法治漏洞并未能完全修复,如禁食野生动物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信息公开问题等,这些顽疾在本次疫情中再次显现出来。

(五)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非典”疫情引发了从公共卫生到社会、经济、生活全方位的突发公共事件。针对疫情期间,政府应对中所暴露出的反应慢、效率低、信息不畅等问题,推动了应急管理分散协调、临时响应模式到综合协调应急管理模式的转变。201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成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应急管理模式。在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政府在物资调配、统筹应急资源方面有了较好的应对。但是完备的应急管理应是一个大概念综合体系,包括应急决策、舆情管理、信息公开、物资保障、医疗救治等诸多方面,提升综合应对能力,仍应是我国应急管理能力亟需补足的短板。

(六)卫生事业大发展

“非典”之后,加速了公共卫生体系、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也成为推动反思医疗卫生发展、撬动新医改的标志性事件。当前,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但本次疫情中,网络直报系统似乎未能有效发挥应有的直报作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便捷、快速的优势,使其成为简化医务工作者上报流程、手续的工具,而非额外增加网上审批负担,才能真正发挥出此类系统的价值,助力政府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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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联合国)

新冠肺炎疫情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非典”、新冠肺炎两场疫情时隔17年。“非典”疫情过后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在本次疫情结束后再次出现。同时应考虑到全球化、信息化对疫情的影响,对本次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十点对策建议。

(一)尽早走出疫情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WHO不断调高新型肺炎疫情全球范围风险,最终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12条第5款规定“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结束,需要由总干事按照第49条规定的程序做出决定。疫情何时结束,与WHO对于“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的解除有密切的联系。 疫情防控后期,我国政府更应加强与WHO等国际组织的沟通合作,切实履行缔约国通报、信息分享等义务,争取世界卫生组织早日作出解除决定。

(二)加强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

《国际卫生条例(2005)》生效以来,WHO共宣布了五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五次认定中有两次认定目前尚未解除,最长的时间已达74个月。如果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存在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大暴发,将会打破我国快速结束战“疫”的预期,对经济、社会、民生带来更大影响。我国政府应通过WHO,及时加强与重点疫情国家合作,分享我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诊疗等方面的前期经验;向重点疫情国家提供必要的物资援助;建立重点疫情国家的疫情跟踪监测,根据疫情发展情况调整检验检疫、强制隔离、交通管控等防疫措施等级;制定统一的境外人员入境管理、管控、救治措施,谨防各地措施不一,出现流入漏洞。

疫情过后,中国应以更主动的作为,推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国际合作,加强从共同维护人类健康安全的角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提供精准服务支持复产复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适逢春节假期,直接影响住宿、零售、餐饮、娱乐及旅游等国内主要消费及服务业,延迟复工也将对工业生产乃至出口造成一定的冲击。实体经济中,脆弱的民营企业首当其冲。目前仍然处在疫情期,企业经营、管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困难,建议行业协会牵头摸底行业内企业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困难和需求,由政府部门根据需求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行业扶持政策。考虑到人员流动隔离措施对跨地域业务洽谈带来不便,建议为企业提供电子合同签约平台,便利企业商务活动开展。疫情中可能催生企业转型自救或创新型企业的诞生,政府应予以大力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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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中国贸易报)

(四)健全完善法律制度

疫情过后将迎来完善立法的最佳时期。2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从根源上解决了两次疫情暴发的源头性问题。但疫情防控中暴露的其他问题,如疫情报告、内部举报、信息公开、应急管理措施、紧急权力行使、慈善捐赠等多方面问题也需要通过修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慈善法等法律法规加以解决。

(五)建设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在疫情期间,面对公众公开疫情信息的要求,政府部门快速反应,全面公开,正确引导,妥善安抚了前期信息沟通不畅所积生的群体情绪。疫情过后,民众对于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会有更高的期待,特别是在执行力和公信力方面。政府应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以信息公开杜绝谣言产生,而不是通过事后的辟谣来消除谣言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

(六)补足医疗设施不足、医护工作者缺员的短板

 在本次疫情当中,公共医疗机构收治能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市医疗机构因收治能力不足,使得一些患者无法及时救治,滞留医院等待诊疗增加了聚集性感染的风险。武汉市医疗设施、医护人员的不足只是我国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的一个缩影,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这种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将日益显现。未来应加大对公共医疗机构医疗设施建设的投入,提升诊疗设施水平,增加医护人员编制数量,补足医疗资源不足的短板。

(七)支持生物科学、医学、药学等学科发展

疫情暴发以后,在病原基因组宏测序、疫苗研发、疫病救治等各个关键环节中,生物科学、医学、药学等学科既有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应加大对生物科学、医学、药学以及相关学科人才的培养,为科研工作开展提供经费支持和设施保障,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同时健全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加强生物安全监管,健全监管体系,防止生物技术的滥用。

(八)推广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

本次疫情的突发性、城市管理手段的落后,加剧了疫情初期防控的困难。随着个人基本信息、出行信息、就诊信息的共享、汇集,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众获得了更为快捷、方便的公共服务。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应推广运用云平台、大数据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打破数据孤岛、数据壁垒,实现统一规管下的数据汇总、对接,真正发挥大数据在智慧管理中的作用,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实现科学管理。同时在新技术运用中,注意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防止个人信息泄露所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尊重保护个人隐私。

(九)建立健全突发应急事件一线工作人员保障机制

在本次疫情中,广大医护工作者在疫情阻击战中站在了最前线,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但是目前尚未建立起突发应急事件中一线工作人员系统的职业保障机制。建议从荣誉、奖励、保险等多个方面对于广大参与突发应急事件处置的一线人员(含统一招募的志愿者 )给予全方位的制度关怀和保障。

(十)做好常态化防疫宣传、知识普及

加强防疫日常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引导民众增强防护意识,杜绝生活陋习。建议以每年8月19日中国医师节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纪念日,纪念医护工作者在两次疫情抗战中的突出贡献,警醒民众疫情留下的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