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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田: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再区分

2020-05-22 08:50:54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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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田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结果犯是指以特定实害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行为犯是指以特定行为的完成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我国传统理论在犯罪既遂意义上区分结果犯与行为犯的观点存在缺陷,应当在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上区分两者。需要注意的是,该分类标准是以刑法总则和分则共同规定的罪刑规范为单位而不是以罪名为单位的。

关键词:结果犯  行为犯  构成要件理论  罪刑规范

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区分、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结果加重犯的性质及其未遂形态存在较大争议,其背后涉及如何看待刑法规范、如何看待我国的刑法规范以及如何合理地定罪量刑等问题。笔者仅就上述问题发表一些简单的看法,供各位思考。一、传统观点的理论背景
行为以意思为要件,行为与结果之间,又须有因果关系,始成立犯罪。结果犯是行为犯的对应物。关于结果犯和行为犯的区分标准,国内外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我国刑法理论通常是将两者作为具有不同犯罪既遂标准的两种犯罪类型加以对待。在犯罪既遂的意义上,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大陆法系国家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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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日等国的刑法学理论中,构成要件不是犯罪成立的最低标准,而是所有犯罪形态中的核心角色和典型模式。在构成要件理论之下,构成要件具有犯罪个别化之机能,刑法通过构成要件将生活中的事实行为上升为规范中的违法类型,而各罪的犯罪既遂形态在客观方面所呈现出的违法样态无疑是最具有区分性的,以此为标准,可以更好地实现构成要件的个别化功能,进而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理论选择把实行行为的既遂形态作为构成要件的实体。但是,国外刑法理论中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对我国刑法是否依然具有同样的解释力是存在疑问的。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一切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都是犯罪”;我国《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可知,犯罪未遂具有社会危害性及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性,与既遂犯同属于犯罪,只是由于行为的不法样态未能达到既遂犯的严重程度而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在“三阶层”理论之下,犯罪“是指该当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成立犯罪的前提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作为犯罪的特殊形态自然也是一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刑法》第13条、第23条对犯罪概念和犯罪未遂的明文规定,“犯罪未遂属于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依照法律应受刑法处罚性,是符合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这一逻辑关系是十分明确的。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同样适用于对犯罪未遂是否成立的判断,犯罪构成要件就不仅仅是既遂犯的构成要件,也是未遂犯的构成要件,因而构成要件只是成立犯罪的最低限度条件,而非犯罪既遂的条件。事实上,“犯罪构成只能决定犯罪的成立,而不能决定犯罪的形态”。我国通说在犯罪既遂的意义上区分结果犯和行为犯,实际上是在“既遂犯—未遂犯”的分类之下对既遂犯的再分类,而不是对犯罪的一次分类。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分标准至少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判断标准的模糊性。根据通说的定义,判断一个犯罪是行为犯和结果犯需要借助犯罪既遂的概念,而对于具体犯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莫衷一是。例如,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失控说、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对于普通抢劫罪、事后抢劫、绑架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等常见犯罪,有关其既遂标准的观点也是多种多样。如果对于一个犯罪何时达到既遂都尚不明确,又如何能够清楚地将其归入行为犯或是结果犯之列呢?一个标准如果需要借助另一个标准才能发挥它的区分作用,那么它就带来了更多的易变和困扰。

第二,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如前所述,这一分类标准的理论前提是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是在默认构成要件以犯罪既遂为蓝本的基础之上对既遂犯的再分类。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过失犯无法归类。过失犯并不存在未遂与既遂的判断,只有成立与否的判断。结合我国《刑法》第14条、第15条和第23条的规定可知,从过失犯罪的客观方面来看,过失行为只有发生特定结果才构成过失犯罪,且要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才负刑事责任,无结果则无过失犯罪;从过失犯罪的主观方面来看,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并不存在犯罪意图,且对结果的发生持否定态度,这种心理特征决定了行为人不可能在犯罪意图的支配下着手实行犯罪,也无所谓得逞与否的问题。可见,过失犯没有犯罪未遂形态,与之相对的“过失犯罪既遂”的说法也不具有实际意义(既然没有犯罪的特殊形态,也就无需适用《刑法》 第22条、第23条和第24条中比照既遂犯的规定),所谓“过失犯罪是结果犯”的说法应当是建立在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结果这一层面之上的。在犯罪既遂的意义上区分行为犯和结果犯,会不当排除《刑法》第233条、第235条等犯罪,使它们无处安放。

第三,违背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每一制定法的条款都应该参照整体的法律来理解,制定法解释是一种“整全性”的努力。刑法总则和分则之间是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总则规定的抽象规范内容自然适用于分则具体条文所规定的具体规范内容,只有将总则的概括性规定和分则的个别性规定相结合才能明确分则条文的文字内容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如果不考虑我国《刑法》第13条、第23条等关于犯罪概念、犯罪特殊形态的规范内容,只是孤立地考察分则所列明的各种具体罪状,进而得出犯罪分类的标准,那么这里的“犯罪”也仅仅是指“分则的犯罪”,而不是整体法规范意义上完整的“犯罪”。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片面,有违法秩序的统一性要求。事实上,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说明犯罪既遂的标准样态,故将“既遂犯”同分则各条文规定的罪状简单等同起来,认为我国刑法分则以犯罪既遂为基准的观点,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第四,逻辑上难以自洽。在犯罪未遂属于犯罪的前提下,无法回答“未遂犯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的问题。根据该标准,既然认为犯罪既遂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等几类,则既遂犯是种概念,结果犯是属概念,可以得出结果犯是既遂犯的结论。而事实上其又认为结果犯是发生犯罪结果才既遂的犯罪,结果未发生即未遂。换言之,结果犯并不总是既遂犯,还可以是未遂犯、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并不存在既遂与否的问题,但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其也属于犯罪。例如,根据该观点,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以发生死亡结果为既遂标志),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否认故意杀人未遂也是故意杀人罪。既然如此,故意杀人未遂也应当是结果犯,但是这显然不符合该标准所给出的判断标准。故该标准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理论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通说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合理解决犯罪分类的问题。而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其忽视了我国刑法与外国刑法在立法上的差异,错误地运用在他国立法体系之下具有生命力的修正的构成要件理论对我国刑法进行解释,却因与我国刑法规定不相兼容而失去解释力。而这正是法教义学所不允许的。应当认识到,“法教义学正是要特别重视和尊重法条,把法条视为不可置疑的前提。无视国与国之间法律规定的差异,而不加区别地把对他国法条的解释结论嫁接到中国,这无异于以教义学之名行反教义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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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犯中的结果仅指法定实害结果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区分,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以行为是否能够产生在时空上与行为相分离的客观效果为标准的;另一种是以构成要件是否包含结果要素为标准的。持第一种观点者认为,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因果关系不成为其问题;结果犯则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显然,这种观点将行为对法益造成的实害和一切可能造成实害的危险状态都视为刑法意义上的结果。但是,如果以我国刑法为依据,并认为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之一的结果仍负有构成要件的个别化功能,那么结果犯中的结果就应当仅限于法定的实害结果。

首先,在犯罪成立的层面,作为违法类型的构成要件只能够区分违法的有无,而不具有区分行为不法程度高低的作用。换言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结果,其作用在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不在于区分既遂犯、未遂犯等犯罪特殊形态。如果在构成要件意义上承认危险结果的概念,站在法益保护论的立场,由于一切犯罪行为都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此时结果便失去了区分的价值,这会导致其在构成要件理论中无所立足。虽然持该论者认为“各种犯罪都有一种结果。在单纯的活动中,结果存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就表现为行为构成的满足”,将行为本身的危险当作结果看待,对结果作广义理解,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标准并不能完全界分现实中所发生的任何行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构成都能够清楚地归类于结果犯罪或者单纯的活动犯罪的,有时,人们只能根据具体案件加以区分。例如,对于身体伤害(德国刑法第223条)来说,通过打耳光来实施时是一种单纯的活动犯罪,但是,在通过丢石头来实施时就是一种结果犯罪了。”

其次,结果具有独立于行为的意义。在直接故意犯罪中,犯罪既遂通常以特定结果的发生为前提,没有发生特定结果的,可能构成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根据我国《刑法》第22条、第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对于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的处罚通常会比既遂犯轻,这背后体现了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区分:一方面,一个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自实施之时起便具有规范违反性,实现了行为不法,因而在原则上值得处罚;另一方面,由于其没有进一步造成刑法所禁止的实害结果,未实现结果不法,所以其不法程度轻于既遂犯。一般认为,在不存在主观的正当化要素时,属于行为不法的是行为人的举止和主观构成要件的要素。相反,人的死亡、伤害等结果以及所有其他的行为情状,属于结果不法。在区分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以及说明未遂犯等犯罪特殊形态的处罚根据问题上,独立于行为的结果有其特殊价值。

最后,仅承认客观的实害结果有利于坚持刑法的客观主义立场。刑法不仅是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还是一种客观的评价规范。将结果限定为法律所明确规定且与行为相分离的诸种事实情状,可以清楚地确定违法的判断对象和判断基准。而“危险概念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对于危险的概念(究竟是行为危险还是结果危险)、危险的判断资料、判断时点和判断基准(究竟是以本人的认识还是一般人的认识、行为时还是事后为准)以及抽象危险和具体危险的界分等问题,理论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相对稳定的结论。将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危险当作结果,难免会使认定犯罪的标准滑向主观世界,导致违法和责任的混同。如前所述,虽然持该论者将行为本身的危险也当作结果,但其也只是在讨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分类时才有意义。其实,国内外刑法理论事先已经确定了行为犯、结果犯的具体范围,即哪些犯罪属于行为犯、哪些犯罪属于结果犯已经被固定化,如非法侵入住宅罪、伪证罪属于行为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等属于结果犯,然后根据这种已经固定化的分类说明其分类标准。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立法者从生活中所提炼的构成要件类型也在不断地扩充、细化,同时,因果关系及其判断标准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繁复而变得错综复杂,这种形成于过去且相对单纯的事实分类还能否与规范意义上的犯罪分类互相反映并有助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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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标准的提出

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应当从犯罪成立的意义上区分结果犯和行为犯,结果犯是指以特定实害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行为犯是指以特定行为的完成(无需发生特定实害结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根据这一标准,《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第234条第1款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其成立并不以实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在行为没有致人死亡、受伤等情况下,仍然成立犯罪(只是需要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或者中止犯的规定),因而是行为犯;而《刑法》第233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则以发生特定的实害结果为犯罪成立条件,无结果则无犯罪(无所谓既遂与否),因而是结果犯。
基这一标准清晰明确、易于把握,不过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该标准的适用对象不包括预备犯和预备阶段的中止犯,换言之,该分类标准是针对犯罪实行行为提出的。犯罪预备和预备阶段的中止不同于犯罪的实行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2条、第24条的规定,犯罪预备和犯罪中止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或者自动中止,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首先,从相关法条的规定中可知,犯罪预备行为具有独立的事实情状,即“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构成要件而做的准备活动。依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理,在认定实行行为(既遂犯、未遂犯和实行阶段的中止犯)时需要存在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客观事实,而对于犯罪预备行为,符合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事实只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想象之中。在预备阶段,客观上只能以“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作为判断资料,这显然不同于有关构成要件的判断模式。其次,实行行为的法益侵害危险是一种定型化、类型化且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危险,而总则规定的预备行为无论是在事实还是在规范层面都只具有抽象、模糊的危险,在行为人未能着手实现构成要件时,其在客观上并不存在经由构成要件得以类型化的根据。另外,《刑法》第22条所规定的“为了犯罪”也表明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的性质迥异。事实上,我国刑法虽然原则上处罚犯罪预备,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罚犯罪预备是极为例外的现象。总之,由于预备行为具有法定的独立性、抽象的危险性和处罚的例外性,将之从行为犯之列排除是合适的。第二,对于刑法分则规定了加重结果的罪刑规范需要结合未遂犯的性质区别对待。依照传统见解,行为犯和结果犯的分类是以罪名为单位的,例如,普通抢劫罪以行为人取得财物为既遂标准,因而是结果犯(犯罪既遂意义上的分类标准)。但是,《刑法》第263条不仅规定了抢劫罪的基本情节及基本法定刑,还规定了八种加重情节及加重法定刑,“抢劫罪是结果犯”这一论断能否完全适用于《刑法》第263条第5项规定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笔者持否定态度。一方面,我国刑法对罪名的立法方式是采取法定罪状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做法,即立法机关只在刑法分则部分具体规定以犯罪构成内容为主要特征的罪状,而将犯罪的命名工作交由最高司法机关来完成。我国刑法典基本上属于“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模式,并未明确标明分则规定的绝大多数罪刑规范的名称,虽然最高司法机关有相关的罪名解释,但罪名的取定应属立法问题。从法教义学的立场出发,以一个现行刑法并未明确规定的概念作为划定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作用范围的基本单位,其合法性、合理性存在疑问;另一方面,刑法分则是以法律条文为形式,以具体的罪刑规范为内容的。法律条文里的一段文字,其背后可能蕴含着两个以上的规范内容,具有双重的规范属性。对于《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这种多重性就体现为其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当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结果持直接故意时,该罪刑规范是行为犯;当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的结果持间接故意或者过失时,该罪刑规范则是结果犯。由此可见,一个犯罪(准确的说是一个罪刑规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取决于其何时能够满足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需的构成要件。当总则关于未遂犯的规范可以得到适用时,它便是行为犯(无需结果发生即可成立犯罪未遂);当未遂犯的规范不能适用时,它便是结果犯。这里会涉及到未遂犯的认定问题,即在不同的罪过形式下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其中主要是间接故意犯罪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问题。应当认为,只有直接故意犯罪存在未遂形态,而间接故意犯罪并不存在未遂形态。因为,间接故意在主观上谈不上确定的犯罪目的,危害结果是否发生以及哪一种“可能”的危害结果发生,均为行为人的放任心理所包含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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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一罪刑规范能否允许故意和过失这两种罪过形式并存,进而肯定未遂犯的适用空间?答案是肯定的。“以结果加重犯为例,其必然同时存在着行为人对基本犯罪结果的罪过和对加重结果的罪过,而对于很多情况下的加重结果,刑法允许行为人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这种‘并存罪过’。”正是由于行为人在不同罪过形式的支配下实现刑法分则规定的同一个客观构成要件会带来规范意义上的不同效果,所以在犯罪成立的条件上会因不同情形下结果是否仍然必要而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直接故意的场合下,可以适用未遂犯的规范,该犯罪属于行为犯;在间接故意和过失的场合下,不能适用未遂犯的规范,该犯罪则属于结果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结论并不是仅凭事实经验所作的泛泛之谈,而是站在法秩序统一性的立场上,将刑法总则与分则相联系,结合总则关于犯罪概念、故意犯罪和犯罪未遂的规范内容与分则的具体罪刑规范所作的体系化解读。第三,在行为与结果相分离的语境之下行为仍然具有侵害法益的属性。如前所述,行为犯中的行为仅指实行行为,而实行行为是经由构成要件定型化的行为。由于客观构成要件是为保护法益而设置的,所以,实行行为就应当是有引起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行为。这是一种实质的立场,即判断是否有实行行为,不是简单地从外形上看行为人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是看行为是否有现实地导致法益侵害发生的危险,是否实质地符合构成要件。坚持实质判断的立场,可以防止因为对构成要件作过于形式化的理解而将本来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为犯包含了危险犯的全部内容。

例如,《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既是行为犯,也是危险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放火行为即成立犯罪,但存在未遂的空间,因为危险犯的成立标准和既遂标准是不同的概念,犯罪成立在前,犯罪既遂在后;

而《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罪,虽然规定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实害结果,但这只是直接故意犯罪之下的既遂条件或是间接故意之下的犯罪成立条件,在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直接故意时,《刑法》第115条的文字内容属于具有行为犯属性的罪刑规范(可以适用总则关于犯罪未遂的规范);

在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间接故意时,本条则属于具有结果犯属性的罪刑规范,此时只有犯罪成立与否而没有既遂与否的问题。

因此,《刑法》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罪,在成立行为犯的场合成立危险犯,在成立既遂犯的场合也成立危险犯,而在成立结果犯的场合则成立侵害犯。

在我国,危险犯与侵害犯不是就罪名而言,而是就犯罪的具体情形而言。而本文关于结果犯与行为犯的分类,则是就结合刑法分则条文背后所体现的罪刑规范的实质属性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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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0年第2卷(西南政法大学卷)。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