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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敏:虚假诉讼罪客观要件的检视与规制

2020-05-22 08:57:17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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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毒品问题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摘要

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86份虚假诉讼罪判决书的检索及梳理发现,刑法第307条之一虚假诉讼罪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以下问题:妨害司法秩序和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种类认定混乱、情节严重适用缺失。借用数学上影响力系数分析的方法对捏造事实对虚假诉讼罪的影响进行解析,并以此确定捏造事实中“事实”的范围,应将“起诉”与“提交伪造证据”两个独立的行为作为该罪危害行为认定的两个必备要件,并将两行为在时间轴上予以标示,释明两者在时间上的关系。虚假诉讼罪应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犯罪结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作为结果加重情节,对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加以范围上的限制。

关键词:虚假诉讼罪  客观要件  妨害司法秩序  限制秩序说

虚假诉讼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元发展,虚假诉讼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猖獗,其社会危害之大不言而喻,因而应具有可罚性。随着案件“爆炸式”增多以及立案登记制的落实,虚假诉 讼也堂而皇之的进入法院的大门,在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损害了法律权威,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针对此种情况,虚假诉讼罪这一罪名应运而生。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不确定以及配套司法解释的缺失,在审理和定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完善当前的立法成为最迫切的难题。笔者根据此条文,在借鉴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86份一审判决为分析样本,结合司法实践经验,着重对该类案件犯罪的客观要件进行分析,在确定了客观要件中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基础上,用数字表达的方式构建本罪的客观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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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假诉讼罪客观要件的透视与问题分析

(一)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行为的自由裁断

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5年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至 2018年10月1日期间,全国审理的涉及虚假诉讼罪的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其中一审案件186件,在这些案件中,法官对虚假诉讼罪法条中“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上存在重大差异。

中国裁判文书网186份一审判决样本中,妨害司法秩序及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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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同一案件可能有数个违法行为或者危害结果),法官对妨害司法秩序和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错综复杂,种类繁多,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包括:错误查封、扣押、冻结、作出错误裁判、调解书、错误执行,对该部分的认定,主要以行为人虚假诉讼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作为定案依据;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包括伪造起诉状、借条、收条、银行流水单据等,对妨害秩序的认定,既有将行为人实施的具体行为作为认定标准,也有将行为人虚假诉讼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开庭审理、裁判)作为认定标准。结合表1可知,对于该罪客观行为的认定,法官只能根据法条简单的规定结合自身审判的实际经验进行构成要件要素的判断,有较大的随意性,如表1,认定为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有19种或者更多,认定为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数量较少,但也有6种,此种情况证明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妨害司法秩序以及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有基于主观经验的不同理解,虽然审判归根到底是法官在断案,但是过于“宽松”必然带来一定的弊端。

首先,过度的自由裁量会导致权利的肆意,致使法官在判案时,掺杂个人情绪和感情,同一种案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量刑,有悖于同案同判的原则,也不利于司法公正和权威的树立。

其次,法律规则的模糊也会导虚假诉讼罪刑事案件追诉率偏低。近年来加大了错案追究机制,最高院连续几次再审都将数十年的错案予以纠正,使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沉冤得雪。纠正错案的同时即意味着追责,错案终身制使司法机关对于案件的态度慎之又慎、紧之又紧,相对不确定的规定自然对应着相对不确定的结果,出于谨慎,司法机关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宁可错放,不能错杀”,此种做法可能放过部分“漏网之鱼”,间接削弱了刑法在犯罪防控方面的意义与功用。

(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法律适用虚置,犯罪圈扩大化

严格根据法条的文义,那么虚假诉讼罪的定罪的客观标准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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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定罪标准,本罪的危害结果是妨害司法秩序或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即提起诉讼后,不论是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抑或是妨害了司法秩序,都该认定为此罪,但是仔细推敲,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该行为必然妨害了正常的司法秩序,而妨害了司法秩序又符合该罪的客观要件,即触犯了虚假诉讼罪。隐瞒、捏造事实起诉,先妨害了司法秩序,然后才能造成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结果,那么本罪的客观定罪标准会变成如下模式(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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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法条规定了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都是定罪客观要件的内容,但是根据上表,因为在时间点上,以捏造事实起诉必然先妨害了司法秩序,如法院作出了错误的保全、判决、执行等,才能算作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损害处于最后一点,导致法条上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定罪标准从逻辑上处于空置状态,而且事实与预计基本吻合。(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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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假诉讼罪的认定上,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客观危害结果定罪的有186个,包含样本中所有的案件,但是以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客观危害结果定罪的有77,占样本案件的41.4%,从表上可以看出,所有的样本均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客观危害结果定罪,据此,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这一用以定罪的危害结果显得“多此一举”。这种法条“空置”的状况,不利于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与权威性。

基于上文讨论的结果,严格根据法条原意,行为以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后,即损害了司法秩序,构成本罪。但是在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在起诉时仅仅捏造部分事实,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丝毫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此定罪,是否有过度之嫌?在民事诉讼的审理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极少能够保持一致或者相互印证,更多的情况是双方针对案件的事实展开唇枪舌战的讨论,刑法不宜对双方“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所采取的某些不可罚的行为”进行规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民事诉讼争议法律关系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当事人夸大、隐瞒具体数额、期限或者对其他事实作虚假陈述的,其应归于“诉讼技巧”,不宜定为犯罪,应由民事法律予以规制。

有观点认为,捏造事实起诉时,立案法官经过初步的审查,识破了诉状中捏造事实的部分,从而将立案材料退回或者裁定不予立案,此种情况下并没有妨害司法秩序。对于此种说法,确实难以认同,从立案到开庭审理,再到作出裁判,每个环节都是民事审判的一部分,都有其正常的司法秩序,扰乱立案秩序理应算作妨害司法秩序的一种,且民事案件的立案受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制,是一种有序行为,虽然案件没有进入实际审理环节,但是虚假的诉讼同样浪费了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民事法律所规制的秩序。如果仅以捏造事实提起诉讼,从而认定妨害司法秩序,然后以虚假诉讼罪科处刑罚,片面地认为只要提起虚假诉讼就构成本罪,势必会造成打击面过于宽泛,不符合立法目的;其次,刑法谦抑性要求,只有当某种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其他法律不足以防范时,才启动这最后一道防线予以保障,如果入罪门槛过低,打击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也势必使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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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节严重”的适用缺失(见表5)根据上表,在虚假诉讼罪的样本中,一般情节的样本有186案,情节严重的样本有0案。从样本来看,有的刑事案件涉及多个民事案件,有的错误判决已经得到了执行,有的错误执行款高达千万之多,但都没有适用情节严重的法律规定,该条款处于闲置状态,既有悖于立法者的本意,也没有对罪犯的犯罪情形在科处刑罚上加以区别。综上所述,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清晰,产生了“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法律适用的虚置导致刑事犯罪的扩大化、客观行为随意自由裁断等弊端。因此,对虚假诉讼罪客观要件的细化显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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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假诉讼罪中危害行为“捏造事实起诉”的数字化解析

根据法条原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根据行为的性质和具体表现,或以妨害司法秩序定罪,或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定罪,那么该罪客观要件标准的构建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的认定,其二是实害结果的认定,即妨害司法秩序和严重侵害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认定。(一)捏造事实的认定
捏造事实起诉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捏造事实,第二部分是起诉。具体而言,首先,什么是捏造事实,什么行为可以认定为捏造事实,对于事实该如何理解,事实的边界在哪里?其次,起诉和捏造事实是同一行为,还是分开的两个单独的行为?1.捏造事实行为对诉求实现的影响力系数及捏造事实的认定捏造事实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在民事诉讼争议法律关系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当事人夸大、隐瞒具体数额、期限或者对其他事实作虚假陈述的,不易定为犯罪,该种类似于诉讼技巧的行为,应由民事法律予以规制;而且捏造事实认定的范围不易过大,否则可能导致犯罪的扩大化或者“罪不责众”的社会现象,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有损司法权威。为了划定捏造事实的范围,首先从捏造事实对行为人的诉求产生的影响入手进行分析,在此,笔者引入一个概念——影响力系数F,行为人捏造事实的行为为a,其违法诉求为b,法院依据捏造的事实作出的错误判决为c,用公式表示为:F=a/b,或F=a/c。“捏造事实”行为对诉求实现的影响力系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笔者现将其放入坐标图中,逐一分析“捏造事实”行为对不同的案件所造成的影响力系数的大小,具体如下:(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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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无论是否捏造事实,诉求均能实现。

如果F=1,这是影响力系数的基准线,坐标点P(a2,b2)中纵横坐标是相等的,那么“捏造事实”的影响力与诉求或判决是平衡的,无论当事人是否捏造证据,法院根据案件的主要事实、双方的陈述、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或者对具体案件深入的调查和法官的内心确认,足以作出正确的判决,也就是说,当事人的诉求的实现是因为案件的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真实的事实,法官没有受到捏造证据的影响。

影响线:因为“捏造事实”行为,诉求才能实现。

如果F〉1,那么“捏造事实”行为对其诉求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当事人的诉求因为其“捏造事实”所产生的效应而予以达成。此时F的影响力分为正反两方面:

F趋向于1的方向为正影响力,如图F=m线,坐标点M(a1,b1)中a1〉b1,显然纵坐标a1占绝对优势,即根据案件原有的证据及陈述认定的事实,达不到令法官错误判决的程度,但“捏造事实”行为促使法官产生了错误的判断并作出了错误的判决。

F趋向于+〇〇(正无穷大)的方向为负影响力,即“捏造事实”的影响力超出了与之相反的其他证据或者陈述的证明力,或许案件的陈述或者证据有不一致甚至是相违背的情况,但鉴于该虚假的陈述或者证据对本案的影响力之大使法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从而导致了罪犯所期望的错误的判决的产生。在某些案件中,虽然被告方对原告所捏造事实予以否认,但是原告伪造了足以证明捏造事实属实的证据,比如合同、借条(表1所示的违法行为)等,使法官不得不认定原告所捏造的“事实”从而作出错误的判决。

无效线:无论是否捏造事实,诉求均不能实现。

如果0〈F〈1,那么“捏造事实”行为对行为人的诉求的影响力是不起正面作用的,从坐标点N(a3,b3)中可看出a3〈b3,横坐标b3占绝对优势,即根据案件自身的实际情况,现有的陈述或者证据的证明力足够大,行为人捏造事实并为此提供的证据根本不能对案件的事实产生误导,也就是说,无论行为人是否“捏造事实”,其诉求均无法达成。如民间借贷类案件,如果有真实的银行流水明细或者转账记录,行为人虽然作出了虚假的陈述或者提供了虚假的证人证言来否认该笔款项的存在或者数额,但由于银行流水明细或者转账记录的真实性,行为人的行为不能对案件产生误导,法院一般不会选择与类似银行流水明细或者转账记录等相反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在此条件下行为人的诉求得不到实现。

理想线:不存在捏造事实的发生,司法秩序平稳有序。

如果F=0,此时不存在“捏造事实”行为,法院根据案件的事实、法律,在综合分析双方陈述及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判决,原被告服从法院判决,司法公信力深人人心。这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理想状态。

虚假诉讼罪中,当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实际效果在影响线1≥F〉0时,法院没有作出错误裁判;当伪造证据、捏造事实的实际效果在影响线F〉1时,法院作出了错误的裁判。因此,行为人捏造的事实,应为足以影响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事实。

2.本罪中“捏造事实”的认定

足以影响法院作出公正判决的事实,本文认为,该证据应为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法官在判案时,应根据案件的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而用以定案的案件事实应为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或者符合常理的事实,其中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是断案的主要依据,行为人捏造事实就是通过虚假陈述及伪造证据到达目的,在此先对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探讨。

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证明都指向案件事实,法官的裁判也是基于上述事实。目前,学者们主张这里的事实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或消除的客观情境。在民事诉讼法学中,待证明的案件事实一般分为三大类: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借鉴该观点,本罪中应把行为人所捏造的“事实”局限于具有法律意义的“主要事实”。因为原告是为了谋求胜诉结果才会去提起民事诉讼,原告主张的事实,想要产生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效果,必须与该法律规范中的要件相对应。行为人捏造“事实”,在进行虚假诉讼罪的追诉时,属于对此行为的二次评价,自然有必要从法律事实层面进行。

“判定主要事实的基本构成”。根据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原则,借助实体法律规范及证据规则才能完成从生活事实向法律事实的转变,目光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流转”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具体而言,结合原告的申请,在详细审查其陈述的基础上,应细致考察主体、客体、行为、权利等其他要素,在综合上述结果的前提下,才能界定当事人请求所属之法律领域与性质。综上所述,足以影响判决的证据即够对上文中主要事实的认定产生改变的证据,也可以理解为足以误导法官作出错误裁判的证据。根据表一,在实践中,该类证据主要是合同及与此类似的书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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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捏造事实与起诉行为的孤立性

案件的事实仅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于法官心中的,对案件来龙去脉的一种描述,一个真实的事实,必然是有证据予以佐证、证实的事实;缺少证据的事实,经不起严密的推敲,亦不能最大限度的还原案件的本来面目。简而言之,事实既是全部证据的叠加,捏造事实也可以理解为捏造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就是通过伪造证据来误导法官对于事实的认定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法条的表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捏造事实是通过伪造指向案件事实的证据(包含书证、陈述等)予以体现的,但是以伪造证据作为捏造事实的具体表现行为,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可行。如果行为人伪造了证据,但是没有向法庭提供,该行为没有对司法秩序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单独的伪造证据的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因为行为本身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当然不能将之认定为犯罪客观行为。所以应将捏造事实理解为伪造证据并提交法院,如此一来,伪造证据才能对案件产生实际的影响力,造成实质的社会危害,便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对侦查机关而言,也便于刑事案件相关证据的固定,利于追诉。

根据上文,为了便于司法实践,该罪的危害行为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为提起诉讼,其二为提交伪造证据。一个犯罪行为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危害行为,此种情形在我国的立法上已有先例,理论上称为犯罪的复杂危害行为。基本上复杂危害行为均由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组成。一般来说,这类犯罪行为以复杂危害行为均已实行为标志。要充分实现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仅是实施了手段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实施目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几个包含复杂危害行为的犯罪。较为典型的是聚众型行为的犯罪,如聚众斗殴罪、聚众持械劫狱罪等,以聚众斗殴罪为例,其客观行为表现为:聚众与斗殴,如果仅仅聚集人员,即使有聚众斗殴的意图,但没有实施斗殴这一行为,实践中也往往难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综上所述,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行为符合复杂危害行为的定性,提交伪造证据是为手段,进行诉讼是犯罪目的;而且在当前立法已有具有复杂危害行为的聚众型犯罪前提下,对该罪进行如此规定也符合立法的一致性。

(三)起诉与捏造事实时间上的联系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捏造事实起诉与提交虚假证据往往不是同时进行,两者一般有一定的间隔,一方面,是因为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在民事立案阶段,法官只对案件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少数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有限的实质审查,行为人不需要提交证据即可进入审理阶段。另一方面,行为人在立案时,或者出于时间的考虑,或者由于自身无法调取证据,或者对证明案件事实的所需证据没有考虑周全,从而没有在立案的时候提交证据。捏造事实起诉,此时间点即为起诉之时,而提交证据的时间点,根据个案不同,可能有的在起诉时提交,有的在开庭时提交,也有的在庭后提交,起诉和提交证据两行为时间,通过下图可以更好的理解:

表中,m表示起诉的时间,n表示提交虚假证据的时间,下面的横轴为时间轴,代表法院审理案件的一般顺序,B、C、D分别为一审案件接收材料、立案、开庭、裁判的时间点,如上图所示,行为人提起诉讼的m点,对应法院接收材料的B点;行为人提交伪造证据的n点,最早为m点,即提交诉状时提交伪造证据,最晚在E点之前,即法院裁判前提交。可表达为如下数学式:m=B,B≤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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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假诉讼罪中危害结果的规制选择

(一)犯罪结果标准的多元化

首先,张明楷教授坚持“选择说”。他认为,本罪保护的法益似乎具有选择性,并不要求行为同时妨害司法秩序与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只要妨害了司法秩序或者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便具有违法性。在妨害司法秩序的场合,该罪属于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行为犯。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场合,该罪是结果犯。
其次,还有以妨害司法秩序和严重侵犯他人权益共同作为犯罪结果的“共存说”。虚假诉讼罪是结果犯,只有在虚假诉讼行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或骗取法院对己有利的判决,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时,才构成既遂。因此,将妨害司法秩序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并列作为该罪的危害结果。最后,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犯罪结果的“秩序说”。本罪应属于抽象危险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符合法律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就成立本罪,至于是否实际骗取了司法机关生效的民事法律文书以及是否给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二)现有观点存在的局限性

上述几种关于本罪犯罪结果的标准的观点都具有其局限性。就“选择说”而言,如果成立,本罪必然被分裂成两种类型,即“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妨碍司法秩序”与“捏造事实提起诉讼→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司法裁判时的问题在于,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即可被定罪,不需要对“是否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再进行评价;另一方面,虽然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存在,但却不足以认定该罪,仍然需要对行为人是否“捏造事实提起诉讼”进行审查。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犯罪标准实际处于“空置”状态。

“共存说”在某些情形下并不合适,例如行为人恶意串通提起虚假民事诉讼,虽然妨害了司法秩序,但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时,因缺乏次要客体,就不能认定为本罪。上述情形的不合理之处在于,某些虚假诉讼罪的所涉及的行为并没有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确实妨害了司法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例如根据一些地市的规定,新购置房屋2年内不允许买卖,当事人为了规避地方行政规定,名为“诉讼”,实为“买卖”,此行为有明显的违法性,应予以规制。

“秩序说”认为行为人只要向法院提起恶意诉讼,就对司法秩序进行了破坏,虚假诉讼所造成的错误裁判结果只能作为加重情节对行为人加重处罚。此观点不符合现行刑法关于“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规定,且妨害司法秩序的范围过宽,不利于进行刑事追诉。(三)“限制秩序说”的提出
综上所述,由于上述三种观点的局限性,本文提出另外一种观点,即“限制秩序说”:本罪应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犯罪结果,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作为结果加重情节,对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加以范围上的限制。即行为人只要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就对司法秩序造成了侵害,而对司法秩序的侵害程度,则以捏造的事实是否为主要事实加以限制,具体而言,就是行为人通过伪造证据而捏造的事实是否为案件的主要事实或定案依据,如果是主要事实或定案依据,则在提起虚假诉讼的基础上构成本罪,反之,则不构成本罪。如果法官因此受到误导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则该犯罪结果应作为本罪的结果加重情节,在量刑上对行为人加重处罚。理由如下:首先,“限制秩序说”更符合法律逻辑。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将“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该罪客观要件的构成之一没有必要。因为,一方面,无论虚假诉讼行为是否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都将不可避免的对司法秩序造成妨害,不存在处罚漏洞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虚假诉讼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则完全可能与其他罪名形成想象竞合,此种情况下仅从一重罪处罚即可。其次,便于实践中控诉机关的追诉行为。检方仅需举证证明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就算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根据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的犯罪事实即可适用法律作出裁判。此时,虚假诉讼罪的控诉和裁判会相对便捷。严格按照字面含义,妨害司法秩序前面没有修饰词,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前面有“严重”二字。因此,对于妨害司法秩序的追诉较为便利,不用受举证责任的困惑,不用对妨害司法秩序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区分何为一般,何为严重,如以妨害司法秩序作为标准进行追诉,在没有法律细化的前提下,出于谨慎的考虑,很可能使追诉行为难以开展;或者因为对于“严重”的程度缺乏尺度,使得裁判活动难以进行。最后,综合起来看,“限制秩序说”比较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情况。 语《刑法修正案(九)》将虚假诉讼罪入刑是我国刑事法律法规的一大进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关于对此行为定性的争议。就虚假诉讼罪而言,法条对于本罪客观要件的描述过于笼统、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予以阐述。本文在确定客观要件中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的基础上,建议用数字表达的方式将本罪的客观要件构建完成。数字化就是用可以量化的字母、数据表达复杂多变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可以用这些字母、数据建立起适当的数字化的模型。数字化的模型相较文字而言,十分的简洁明了、一目了然,只要确定字母、数字与相应文字的对应关系,即可以数字模型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能够清晰、准确的阐述前提、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罪名能够有更加直观认识;而且数字相较文字而言,模糊性及不确定性大大减少,有利于公众全面、直观、形象地了解法律相关规定。现阶段,法学的研究方法相对固定且单一,可以尝试其他学科的视角,给法学研究带来一些新鲜的养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将所有的犯罪要件进行数字化的构建,那么只要将刑事案件的案件事实输入计算机,就能够得出是否构成犯罪、触犯了何罪的结果。如此,就能节省更多的人力资源。本文试图通过理论结合实证,对该罪客观要件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同时辅以数学模型构建的方法,意图能够让本文观点更具有说服力,让构建的标准得以更清晰的展现。根据上文论述,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要件标准,就危害结果而言,妨害司法秩序是捏造事实起诉的当然结果,也是用以定罪的危害结果的标准,而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只是量刑的依据;就危害行为而言,其行为为复杂危害行为,包含起诉(诉状中包含虚假陈述)和提交伪造证据两个行为,以复杂危害行为的实施作为既遂标准。该罪在满足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以捏造事实提起诉讼,即将含有捏造事实内容的起诉书递交到立案法官的一刻,本罪进入着手实施阶段,当行为人将足以影响公正判决的,用以证明捏造事实“真实性”的证据递交到法官手里时,该案成立既遂。如此,虚假诉讼罪的客观要件应做如下改变:单独提起诉讼(诉状中包含虚假陈述),并未提交足以影响判决公正的虚假证据的行为;或者起诉时没有捏造事实,在诉讼中提交了足以影响判决公正的证据的行为,都不能构成本罪。前者应受民事法律中对虚假诉讼(不包含刑事部分)处置条款的约束,而后者可能构成伪证罪、帮助伪造证据罪等其他罪名。结合虚假诉讼罪的复杂危害行为及伪造证据对案件的影响力的数学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虚假诉讼罪=m+n,F〉1.(结合表6、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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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0年第2卷(西南政法大学卷)。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