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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正洪: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之公益诉讼若干问题探究

2020-07-17 09:19:05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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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正洪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内容摘要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党史、军史、国史上具有标杆作用,曾经感召引领几代人成长的英雄人物,却频频遭到一些人调侃嘲笑、肆意抹黑、丑化侮辱。英烈的名誉不容亵渎,更不容侵犯。2017年3月《民法总则》增设了“英烈条款”,回应了人民的期盼,为捍卫英烈的名誉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检察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符合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需要对“英烈”的范围界定、提起诉讼是否有顺序排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是承担责任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的认定、言论自由的边界、赔偿损失责任的承担、提起诉讼的路径方式等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侵害  英雄烈士  名誉  公益诉讼

常言道:“亡其国先去其史,灭其党先诛其心。”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党史、军史、国史上具有标杆作用,曾经感召引领几代人成长的英雄人物,却频频遭到一些人调侃嘲笑、肆意抹黑、丑化侮辱。英烈的名誉不容亵渎,更不容侵犯。2018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要求着重加强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案件提起公益诉讼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就厘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略陈管中之见。

一、深刻认识“英烈”条款的立法背景和重要意义

英雄人物的个人名誉、荣誉,总是与一定的英雄事件、历史背景相关联,也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紧密相关,更与我国的社会共识和主流价值观相关。基于这些因素,人们普遍认为英雄人物的事迹、形象和精神价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和民族感情的一部分,它们对现代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并由此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所言:“《‘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虽然在形式上是对我国抗日战争史中的一个具体英雄事迹细节的探究,但它实质上是对这起英雄事迹所代表的抗战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再评价。”可以说,这些名为细节考证、质疑,实为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恶意诋毁否定革命英雄人物,冲击扰乱思想阵地,进而歪曲肢解党史、军史和国史,为的正是消解民族信仰、懈怠民族精神、泯灭民族气节、侵蚀民族根基,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正当性和共和国建立的历史正当性。在《“狼牙山五壮士”后代集体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最近数年一浪高过一浪的抹黑诋毁否定英雄大合唱中,我们听到了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势力斩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命脉的旋律”。当历史虚无主义者抹黑诋毁国家英烈时,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年来不断倡导呼吁立法保护英烈的名誉。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法总则》,其中第185条明确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英雄烈士保护法》也被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议程,且草案已经通过一审审议。由此,回应了人民的期盼,也为捍卫英烈的名誉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笔者深刻认识到用法律国之重器来捍卫我们英烈的名誉,正是针对社会现实中频频出现的诋毁、侮辱英烈的不良现象所作出的有力回击,也是对逝去的英烈所作出的特殊保护和制度安排。站高望远,这不仅仅是捍卫英烈个人的名誉问题,更是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这一规定置于境外敌对势力持续多年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斗争视角来观察,积聚正义力量展开反击,以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改旗易帜的阴谋,显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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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从邱少云的胞弟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和“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纠纷等案例看,之所以能提起诉讼,是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英雄烈士在世的近亲属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反之,由于年代久远,英雄烈士的近亲属都不在世的情形下,谁来捍卫我们英雄烈士的名誉,检察机关能否作为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公益诉讼的主体?尽管目前在这方面法律还是空白,没有给出非常直接的、明确的、具体的条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资格的依据,但不影响我们从立法本意上来探寻答案。

如前所述,英雄烈士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形象已熔铸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民法总则》第185条“英烈条款”侧重保护的,不是仅仅具有私人利益属性的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而是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重要组成部分的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即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换句话说,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私人利益的属性,又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属性,“英烈条款”的核心更在于维护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所融入的社会公共利益。

2017年9月11日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惩治和预防犯罪、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等职责,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已经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职权。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表面上看,似乎仅限于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其实并不尽然,“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一个“等”字,本身就对将来可以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范围作了一定的预设或者埋伏。由此借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将公益诉讼语境下的“公共利益”范围扩大到《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案件,并非不可。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能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绝不会仅仅停留于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两类案件上,待时机成熟时不断拓展扩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已成必然趋势。“英烈条款”的立法背景、立法本意告诉我们,由于英雄烈士的名誉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所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不仅侵害了英雄烈士的个人名誉,更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受害主体也不再单纯地局限于近亲属,还包括了社会公众;检察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是符合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尤为欣喜的是,正在审议之中尽管尚未生效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已经作出“被侵害的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能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等规定,这将为检察机关名正言顺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公益诉讼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安排和法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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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的实务问题探析

(一)如何界定“英雄烈士等”的范围

何为“英雄烈士”?这个概念已经不再仅仅是日常用语,而是被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赋予了法定意义。笔者结合《民法总则》“英烈条款”立法过程中的相关意见以及正在审议的《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相关内容来作如下理解:一是保护对象主要是英雄和烈士这两部分人。此处的“英雄”是名词,而不是形容词,即英雄不是烈士的修饰语,法条中的“英雄”和“烈士”是并列关系。当然,英雄和烈士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按照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表述,英烈不限于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人物,还包括抗日战争、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还包括由此上溯一百年至几百年几千年的一切中华名族抵抗外族侵略的烈士,都是人民英雄。不同之处在于“烈士”的评定有一套规则程序,《烈士褒扬条例》对于烈士的评定条件、评定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就“英雄”而言,没有具体的评定标准程序,按照字义“英雄”一般是指令人钦敬、杰出之人。人们崇拜英雄、敬仰英雄,那么何人能成为“英雄”,则完全取决于其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程度以及人们的认可度。二是此处英雄和烈士均指已故的死者,而不是生存的自然人。烈士指已经牺牲之人,但英雄则并不一定,有的已经牺牲,有的也许健在,所以法条中的“英雄”应指已经牺牲的英雄,而并非指在世的英雄。三是该条的“英雄烈士等”是特指还是泛指?对“等”是否还包括与英雄烈士具有相同社会影响的自然人,抑或还包括普通自然人?对此,笔者认为应以该条既保护英雄烈士本人的人格利益,更保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所融入的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作为逻辑指引。在理解“英雄烈士等”的内涵时,对于其中的“英雄”和凡其人格利益能够融入社会公共利益的,无论是“英雄”,抑或是与“英雄烈士”获得同等受法律保护地位的英雄历史人物,均可纳入英雄烈士人格利益民法保护制度中予以保护。“当然,对于‘英雄’和‘等’的认定,应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由审判机关以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予以具体确定,不可一概而论。”(二)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诉讼是否需要顺序排位从《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规定“被侵害的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能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所透露的信息看,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起诉讼;如果近亲属在世的,检察机关还不能一下子立马就直接提起诉讼,得先由其近亲属提起诉讼,只有当其近亲属不能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才能提起诉讼,由此看是不是有个顺序排位问题?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要视情区别对待。讨论这个话题,还得把视角放到“英烈条款”的立法背景上来考量。正确认识和看待“英烈条款”的立法背景,就离不开法的本质属性,即离不开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本质特征。众所周知,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为了完成历史赋予它的相应任务。《民法总则》“英烈条款”的出台,无疑首要解决的是那些在党史、国史、军史当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具有标志性、代表性,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英雄烈士名誉频频被抹黑诋毁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必等到近亲属不能提起诉讼时才出手,当侵害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时,应该主动积极作为提起诉讼,及时捍卫英雄烈士的名誉,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是不是承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责任的构成要件《民法总则》第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是不是承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侵害死者名誉的侵权责任,有两个构成要件:一是实施了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二是因此造成死者近亲属的精神痛苦。具备这两个要件,才构成侵害死者名誉的侵权行为。由此及彼,承担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侵权责任,须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构成条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至于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是衡量侵权情节的一个考量因素,并不是必然构成要件。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是:第一,这是对保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做出的注意规定或特别提醒。我们承认,英雄烈士首先是死者,是一般死者;但是他们与一般死者又有区别。因为他们卓越的历史贡献,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符号、民族精神的代表。所以,做此特别规定;第二,予以更加必要的有力保护,对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已不再单纯地局限于对其近亲属利益的保护,更是对当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这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主流观点;第三,相对“私诉”来说,它属于典型的“公诉”。按照一般侵害死者名誉的侵权责任,确需“实施了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且由此造成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这两个要件。由其近亲属起诉,这属于“私诉”,即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英烈条款”着重强调的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这里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为国家有关机关和组织通过“公诉”的方式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提供法律依据,并非将其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只是衡量侵权情节的一个考量因素。(四)如何认定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侵权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侵犯他人名誉通常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侮辱、诽谤。对于侮辱、诽谤表现形式的具体描述,还包括贬损、降低被侵害人名誉、社会评价等等其他方式和类型。名誉侵权,需从行为是否违法、违法行为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以及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等方面加以分析。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大多像用肢体语言、文字语言或口头语言等行为进行侮辱、诽谤,这种侮辱、诽谤形式的一个特征是显性的、明示的方式,即明白表示要贬损、诋毁他人的社会评价。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纠纷一案中,作者在文章中作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通过强调与主要事实无关或者关联不大的细节,引导读者对“狼牙山五壮士”这一英雄人物群体及其事迹的细节产生质疑,从而否定主要事实的真实性,进而降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这种侮辱、诽谤是显性、明示外的侵害方式,用非常隐晦的手段达到贬损、诋毁革命英雄名誉的目的,这样的行为方式同样构成侵权。所以,对于认定什么是侵权行为,也需要根据侵权方式的变化而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个别影视创作、新闻出版、文艺作品、网络文章存在着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不良倾向。有些看似宣扬英雄,实际上是用花边搞笑和离奇情节七拼八凑的一出出“闹剧”,这种行为同样存在着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可能性。(五)如何界定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边界言论自由在任何一个宪政发达的国家,都具有崇高的价值和意义。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我国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研究历史有充分自由,党和国家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不是恶意捏造事实,揭人隐私或者无端谩骂,批评的天地广阔无际”,那就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梁志平教授所言)。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并非只允许歌功颂德,一团和气。当对英雄烈士的功过讨论时,也并非禁止一切对其名誉不利的言论,不能因《民法总则》为此做出的特别保护规定而将其作为扼杀一切讨论英雄烈士事迹的“利器”。只要不是出于恶意的诋毁历史人物、英雄烈士等所代表的精神以及所蕴含的民族情感,而是出于学术研究或者出于合理的质疑、追本溯源及探究事实等正面的研究并且能够说明其出发点是善良公正纯洁的,就不认为是对英雄烈士的诋毁,即使这种言论有所偏激或者缺乏强有力的证据。(2017年第30期《法制与社会》对民法总则第185条英雄烈士名誉权保护的讨论)所以,哪怕是立场、观点错误,结论也是错误的,也不一定非得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也是有边界的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触犯法律。只要不违法,就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主观上故意侮辱、诽谤、贬损、诋毁英雄烈士的名誉,显然一定是错误的立场、错误的观点以及错误的结论造成了损害后果,那就必须对此承担法律责任。由此,任何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时,都负有不得超过自由界限的法定义务,即以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这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任何一个公民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更是界定衡量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边界考量的重要因素。那种以戏说代替正说,以调侃代替客观中立的叙述,以质疑代替解读……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制造“还原揭秘”的噱头,百般歪曲、丑化英雄人物,抹黑、诋毁国家英雄的言论,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样的行为不被法律所容许。当然,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名誉权纠纷案件中,面对英雄烈士的名誉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这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更应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妥当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严格把握恶意诋毁、侮辱等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与一般性的言论自由学术研究讨论之间的区别,既保护言论自由,不对学术问题作出司法裁判,保持学术言论的相对自由;同时也对以学术研究为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作出制裁,不可使“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沦为恶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借口。从而,引导公民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享受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明确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使,不得侵害他人权益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承担不得损害共产党的领导,不得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义务。(六)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对侵害人格利益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总则》和《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有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赔偿损失等。但在一系列社会瞩目的侵犯英雄烈士名誉的案件中,大多没有提到经济责任的赔偿问题,即使提到也是很少仅具象征意义。2016年9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对邱少云胞弟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中国)饮料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孙杰和加多宝公司公开发布赔礼道歉公告,消除影响,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由此,仅具象征意义的“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引发了作为精神慰藉的赔偿损失到底能否适用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的案件的疑问。代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件的赵小鲁律师在采访中谈到“我们确实考虑到,提出经济赔偿的要求数额不好定,对于给英雄名誉造成如此深重的损害和引发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的严重侵权行为,巨额赔偿其实都不能弥补实际上的损失。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在既往审判中,法院对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都很低,如果我们的赔偿数额提的很高,最后法院判决很低,这实际上不利于这个案件的整体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案子中,不提经济赔偿损失。”赵小鲁律师的这段话,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作为精神慰藉的赔偿损失能否适用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方面尚未形成共识。笔者认为,在全社会特别在司法实践中要形成合力、达成共识。判令侵权人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一方面具有抚慰英雄烈士的亲属以及社会公众的功能,因为对承载民族精神的英雄烈士的侵害,其受害人已经完全超越了英雄烈士及其亲属,还包括了社会公众;另一方面也具有惩戒侵害人、预防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重要功能。而且,可以考虑适当提高经济赔偿的数额,使其承担违法行为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相适应的违法成本,以有效预防和解决“违法成本很低,维权成本却很高”的怪现象。至于损害赔偿金的归属问题,笔者建议可在国家层面设立保护英雄烈士专项基金,一方面可以资助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另一方面当英雄烈士没有亲属的,所获得的赔偿金额由公益诉讼起诉人上交国库,归入该项国家保护英雄烈士专项基金。此举,可以解决一旦判令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英雄烈士有亲属的,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归其亲属;没有亲属的,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归属问题。(七)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诉讼的路径方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所有英雄烈士,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英雄烈士属于国家和人民,全社会都有共同维护好英雄烈士名誉之责任。鉴于英雄人物一般都由所在单位上报,主管部门认定;且烈士认定、审批由民政部门批准。因此,除英雄烈士的近亲属提起的民事诉讼外,英雄烈士的生前所在单位、英雄人物纪念馆、民政部门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机关,从维护英雄烈士名誉之角度,都可作为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为了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公益诉讼适格主体表述方法体例保持基本一致,除《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已经表述的“被侵害的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能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外,还可增加“对侵害的英雄烈士名誉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负有保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管理职责的有关机关和组织不作为的,致使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有关机关和组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有关机关和组织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相关内容。话虽如此,改革创新还是要于法有据,至于谁享有诉权、如何寻求权利救济、诉讼有无顺序排位等,还望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现有的检察机关关于公益诉讼的方式上看,提起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诉讼的,同样可以借鉴。
第一,检察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不论是对英雄烈士的近亲属还是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的诉讼,确有必要的话,可以“支持起诉”的形式,即检察机关致函人民法院支持近亲属、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表明支持维护英雄烈士名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观点。第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发现有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行为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怠于履行维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职责,不作为不起诉的,可以“督促起诉”的形式,即检察机关督促有关机关和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三,一旦出现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的,又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可以提起诉讼的时候,检察机关则应担当起自觉地履行维护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职责,可以“直接起诉”的形式,即检察机关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由此,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直接起诉”等多种方式,将保护英雄烈士的名誉落实到不同的责任主体,编织起强而有力的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保护之网。综上,冀望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提起公益诉讼的共同研究和运用,使创设这一制度的立法目的得到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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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0年第3卷(法治理论与实务文集)。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