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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法学会互联网司法研究会“拍了拍”你

2020-07-24 12:05:12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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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初,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长宁法院)成立上海首家互联网审判庭,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积极探索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模式。同年,在上海市法学会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长宁法院牵头成立上海市法学会互联网司法研究小组。经过一年的实践积累,2019年底,上海市法学会批复成立上海市法学会互联网司法研究会

互联网司法研究会目前共有成员69名,由上海长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米振荣担任会长,另设副会长4人,秘书长1人。

研究会紧紧围绕“互联网”“司法”两个关键词,以努力打造与上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定位相一致、与长宁率先开展互联网审判探索的实践定位相一致、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互联网司法研究全要素聚合平台为目标,提升研究力、凝聚力、引领力,全力做好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开拓者”和 “引领者”。

作为上海市法学会下属的首个由研究小组升级转型而来的研究会,半年以来,在上海市法学会的领导下,在米振荣会长引领带动下,互联网司法研究会成员集智聚力,发表互联网学术文章54篇,完成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十余个,发布《互联网审判三年行动方案》《互联网空间十大行为规范指引》《涉职业打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参加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论坛,1个案例入选“201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五十个典型案例”“2019年度浙江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1个案例入选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第一批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上海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经典案例,开展在线庭审1193场,在探索互联网司法规则、完善互联网审判实践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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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米振荣

主持完成《互联网审判三年行动方案》、中标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智库课题、2020年度全面依法治市课题,完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互联网审判的应用和发展》课题研究,所承办案件入选上海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第二批典型案件等

副会长王春晖

牵头组织2019年全年个人信息保和隐私保护法治事件研究和评估,接受中央广播电视台经济之声的专访,解读国务院常务会议“加快信息网络等新基建建设”,积极开展疫情形势下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研究等

副会长李有星

与其学术会团队组织举办了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释义系列讲座,开展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监管规则研究”的课题研究,参加司法部重点课题“优化营商环境环境下的《公司法修订》”研讨会并发表演讲,积极开展区块链技术下删除权研究等

副会长洪冬英

带领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全面开启学校新学期研究生教育“云端”工作模式,保障2020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开展,作为民建会员提交《关于当前肺炎防治的几点建议》,积极促进疫情防控工作

副会长褚凯华

组织牵头区复工复产复市大调解工作机制联络员工作会议暨业务培训,为区域复工复产复市和“平安长宁”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秘书长金练红

主持完成《互联网十大行为规范指引》,中标2020年度依法治市课题、上海法院报批课题,推进在线庭审、庭审记录改革等各项改革工作,统筹开展研究会日常工作

理事赵超

参加市网信办举办的网络直播规范管理专题工作会议,围绕网络直播行业特点及监管工作难点、规范举措等议题展开交流发言,并赴知名主播李佳琦所在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座谈

理事沙丽

所属审判团队承办案例入选“201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五十个典型案例"”2019年度浙江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理事潘静波

参加上海大学组织的“网络餐饮平台用工责任的承担”学术研讨会

理事徐川

参加最高法民四庭有关涉疫情法律问题视频会议,并参与最高法涉疫情司法解释征求意见工作

理事陆川

参加“企业加强商业秘密的管理和保护”线上直播

理事杨钦

参与公安部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法律符合性评估》,进一步开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参加《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建议准则》 线上研讨会等

理事王坚

积极参与互联网电商平台规则制定,疫情期间,围绕平台医疗卫生商品管控治理情况,就涉嫌临时调价、虚假发货和商品质量等问题,参与电商平台维护和商家整改等

理事张晨钢

由长宁公安分局网安支队牵头开展电网诈防范宣传,支队为分局各派出所治安社区民警专门制作“一警一码”,形成公安民警入户宣传规定动作,通过扫码关注注册公众号,订阅公众号推送的电网诈案件宣传文章,让公众了解电网诈案件各种类型和作案手法

成员胡凌

参与公安部课题《个人信息保护措施法律符合性评估》,进一步开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参加《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建议准则》 线上研讨会

精选文章概览

于小丽 国家开放大学科技金融学院副院长

疫情后的中国数字经济

新冠疫情背景下,在线教育、视频娱乐、视频会议、在线医疗、网上购物、在线销售等这些不依赖人员空间物理移动的数字经济业态异军突起。为进一步促进疫情后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应当积极打造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配套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制度建设并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数据孤岛。

王春晖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深度解读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治理规定》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网络信息内容为主要治理对象,突出“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观能动性,重点规范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等主体在网络生态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

运用信息技术支撑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的十项建议

利用信息技术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出十项具体建议:

加强网络信息技术设施的畅通与安全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产业链稳定运行

推广非接触式高精度红外体温测量技术

运用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为复工员工提供医学咨询

通过云服务推动企业远程复产复工

全面推广智能无接触式物流配送

利用大数据统筹制定分类分批复工复产

充分发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作用

积极丰富在线教育、文化和娱乐服务

严厉打击涉疫情电信网络诈骗与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的违法行为

毛海波 上海一中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

梁春霞 上海一中法院法官助理

网络食品交易纠纷求解

“互联网+”框架之下的食品交易责任承担必然涉及行业保护与消费者权益等多方主体利益保护的矛盾。文章从四起涉网络食品交易纠纷不同裁判结果出发,分析了各方主体间不同利益保护的原因,指出法院在处理该类纠纷时,应明确各方利益之所在,注重利益衡量,在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的同时,还需维护经营者与电商平台的合法权益。

邓鑫 上海长宁法院

商事(互联网)审判庭审判员

优化网络营商环境语境下

电商平台自律管理的边界

针对电商平台自律管理中出现概念定义模糊、过程认定随意、处罚标准不一等问题引发的大量诉讼,分析了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面临的电子合同效力认定、违约行为认定及违约金认定标准等问题,对此,司法机关除了维护平台自律管理的积极性外,还要引导其把握管理与盈利的边界,并对其自律管理的全过程予以公示,同时积极探索电商平台自律管理类案件在审理中应当把握的原则。

杨力(课题组)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我国审计地方政府

新冠疫情数据发布研究报告

《报告》就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各地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进行了系统的采集、分析和比较。指出目前各地实际信息发布水平缺乏规范等问题,我国还需要在发布实效、发布内容、发布标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制定更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和市局标准,从而使得疫情数据开放工作更加依法合规和统一有序。

关于《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

配套制度涉及“结构性信息披露”

相关条款修订建议

修订建议重点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结构性信息披露”相关条款,建议要进一步明确共同列为突发事件的疫情公布义务人,并明确疾控机构作为监测主体及时提供最新掌握信息的法定义务和问责机制,同时鼓励和宽容非法定信披义务主体之外的自愿性信息披露。

深化运用异构多维

大数据优势打赢节后返程肺疫防控阻击战

文章围绕上海节后疫情防控问题,提出要基于多维数据尽早完成“确诊或疑似患者画像”等,同时要重视各种困境和问题,从面对节后疫情采取“广义维度”的数据归集方式、 加快推进各类大、小数据实现“分对总”的汇聚、着手建立省际之间“分对分”的疫控数据区块链、节后疫控的路径是数据、制度和信用的综合运用等8个方面推动异构多维数据的深度融合和分析。

张楚炜 上海外服中心助理主任

多种举措精准管理服务

在沪外籍人士防疫抗疫工作的建议

总结了目前在沪外籍人员防疫抗疫所面临的语言沟通问题、无统一宣传管理接口、居住分散等问题,建议在上海市政府官网英文版首页添加“疫情防控”专栏,由市新闻办牵头将统一版本的抗疫防疫信息传递给在沪外籍人士,同时,建议开发12345市民服务热线英文版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为在沪外籍人士防疫抗疫中各种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吴卫明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开放与保护

文章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开放的法律依据、数据开放的范围、数据开放的对象及数据保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数据控制者应配合对数据的调用。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应考虑公共利益与数据控制者的财产性权利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平衡,在数据开放的同时,逐步完善数据保护机制。

电子合同远程签约的效力实现

与法律风险应对

文章从电子合同与远程签约的法律基础出发,指出电子合同的效力实现存在三个维度的法律问题,论述了电子合同效力实现的证明要点并详细论述了电子合同远程签约的法律风险和应对建议,要谨慎挑选具有相应数据保护能力的签约平台,就数据保护责任作出明确约定,同时根据实际业务涉及的数据重要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电子合同存证方式。

吴文芳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疫情防控中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

法律困境及其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广泛应用的追踪确诊者及其密切接触人的应用程序是必要的。但数据的采集面临重重困难,欧洲多数国家仍然希望在不降低数据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广泛使用智能化技术抗击疫情。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性以及保护水平的下降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进一步完善掌握公民大量敏感信息的政府之监督机制极为迫切。

吴慧琼 上海一中法院商事审判庭审判员

涉区块链纠纷解决方式

选择及应用

文章从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及其应用出发,指出涉区块链的纠纷主要集中在智能合约领域,并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定义及主要特点。仲裁程序的灵活性能够与新类型纠纷保持同步,并有利于涉区块链纠纷的最终解决。为了更好解决涉区块链纠纷,要处理好涉区块链纠纷的存证、涉区块链纠纷的链上证据审查、涉区块链纠纷的非链上证据审查等问题,以为即将到来的新类型纠纷做好准备。

袁波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

走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法分析

七个误区—以“微信封禁飞书”实践为中心

微信封禁飞书事件折射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分析的七个误区,为了避免陷入误区,应当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非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并遵循传统的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力--竞争效应(R-M-C)的分析范式,关注网络平台管理规则及相关行业管理极有可能构成互联网领域经营者从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正当理由等。

黄韬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员

金融科技:

如何优化小微企业信用规则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大量商业活动通过互联网平台等信息系统来完成,信用机制的重构,需要利用金融科技改进小微企业信用环境,同时需要保持更积极姿态的准入政策,打造更为开放、竞争更为充分的征信与评级市场,并适当增加监管的弹性空间。

程乐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院长

王春晖 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维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供应链安全的里程碑

文章指出《审查办法》确立了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网络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和活动实施国家层面的安全审查制度,并指出网络安全审查应当主要考虑产品和服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制、遭受干扰或破坏,以及重要数据被窃取、泄露、毁损的风险等五大因素。

上海长宁法院课题组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互联网审判的应用和发展

为促进互联网审判的发展,应当探索打造互联网案件审理的纠纷管辖机制,推进互联网案件“固定区域”管辖到“跨区域”管辖,尝试探索互联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从诉讼模式的平台化、庭审方式的集约化、人员配置的专业化三方面促进构建互联网案件审理的流程再造机制,同时要大力建构互联网案件审理的规则产出机制。

上海长宁法院刑事审判庭 涉电商企业犯罪白皮书

通过对案件数据的统计和分析,《白皮书》指出涉电商企业犯罪三大特点:

涉电商企业犯罪呈现出犯罪类型较为集中

犯罪手段多样

被告人以青年男性为主

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应当从电商企业完善自身合规制度、职能监管部门提升履职能力水平、公安司法等部门加强协调联动等方面解决相关问题。

典型案例集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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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商服务平台

涉疫情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系列案

 入选上海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第二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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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许某因计划三月底出境旅游,于年初在某在线票务服务平台订购了十余段航程的机票。后受疫情影响,许某无奈取消行程,并与该电商服务平台协商退票。但机票航程服务提供商均为外国航空公司,退票政策与国内不同,情况较为复杂,原告与平台经多次协商未果,遂基于不同航段机票订购服务,将平台起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长宁法院受理该批系列案件后,立即对案件情况进行全面排摸,指定专人分别了解当事人双方调解意向、进行统一答复、及时汇总调解进度,通过反复居中协调,在征询当事人意见后,就该批案件统一安排,集中在线庭审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许某与平台解除订票合同;按照风险共担原则,平台退还许某部分订票费用并给了一定金额的优惠券。许某遂向法院申请撤诉。该批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典型意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国内国际旅游行程取消,从而引发较多的网购机票退票纠纷。本案中,涉案电商平台运营方系国内知名票务服务公司,业务范围广,交易量较大,受疫情持续影响,容易使企业陷入长期涉诉的困境;且短时间大量涌入的退款申请也将冲击企业资金链,对正常经营造成影响。因此,在处理此类纠纷时,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分流、化早、化小,妥善定分止争。

在该批案件的诉前调处中,通过涉疫情纠纷上报机制第一时间掌握案件情况,第一时间统一调度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调解,充分运用在线调解优势,在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础上,快速解决了该系列案件纠纷,实现了案结事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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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消毒液经销商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入选上海法院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第二批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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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原告系出租方,被告承租方系一家代理销售医用级消毒液的民营企业。因被告拖欠数月房屋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双方经多次自行协商,仍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租金和管理费的金额、及滞纳金、违约金以及保证金的处理等无法达成一致,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欠付的相关费用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裁判结果

法院充分听取双方的诉讼主张,考虑到被告实际经营困难的原因及履约诚意和履行能力,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秉持调解协商、互谅互让、共渡难关的原则,促成双方达成了调解。最终原告同意给予被告一定的履行宽限期,并同意若被告在期限内支付欠付的租金及管理费,则免除其滞纳金,且不再要求支付违约金和律师费,双方继续履行系争租赁合同。

典型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小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资金周转压力。2月底,中央政法委会同“两高两部”制定了《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提出12项工作举措和具体要求,努力为企业有序、顺利复工复产,为稳定社会预期、为维持正常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优质高效、坚强有力的执法司法保障。本案被告的生产经营受到疫情的影响,且被告代理销售的产品与疫情防控紧密相关,属于疫情时期重要物资。上海长宁法院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妥善审结此案,既依法保障了作为债权人的出租方的合法权利,也缓解了民营企业承租人的资金周转压力,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促进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更好地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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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生鲜电商买卖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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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今年1月2日,上海某食品公司将某生鲜电商公司起诉至上海长宁法院,因被告未按双方之前签订的商品采购合同按期付款,且在逾期付款并多次协商后仍未支付剩余货款,要求被告生鲜电商公司支付货款本息287万余元。同时,为防止被告进行财产转移,原告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并获准。

裁判结果

经法庭调解,被告生鲜电商公司在今年7月底前分四期付清剩余本金及利息。签署调解笔录后,原告向法院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典型意义

为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降低疫情防控对审判工作的影响,充分发挥互联网法庭特有优势,上海长宁法院充分发挥院、庭长带头示范作用,积极推进在线庭审工作,为当事人提供畅通、便利的诉讼服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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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公司诉付某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案

——网络垫款类纠纷的法律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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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今原告D公司在未取得办理金融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以开设网络垫款平台“D宝”的形式对外开展消费贷、分期贷业务,被告付某某、H公司分别系该平台注册用户与注册商户并分别签订领用合约。合约载明:会员间使用D额度用于计量平台交易金额,D额度数额等值于人民币金额,D额度的支付等同于人民币的交割。D公司为会员提供垫付服务,在会员间通过指定网络平台达成交易时,D公司通过将用户账户中的D额度划转至账户的方式,完成替用户向商户垫付消费款的服务,用户无需再向商户支付价款,即可取得相应的商品或服务。

2018年4月,三方签订《卡车分期垫款服务及担保协议》,约定:付某某因向H公司购车需用资金故向D公司申请垫资,在付某某将卡车抵押给D公司、H公司向D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后,D公司进行垫资。付某某、H公司为此出具相关书面保证材料。在办理车辆抵押登记前,D公司即通过平台为付某某向H公司进行垫资。同年6月,涉案车辆被H公司过户至案外人。

后因付某某未及时还款,D公司起诉要求付某某返还剩余借款本金、违约金,H公司承担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

裁判结果

H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一审法院判决确认H公司对D公司的欠款;驳回D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D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法院。

经审理,上海一中法院认为:首先,付某某与H公司系合谋以车辆买卖的形式包装出付某某向D公司借款的表面假象,并不追求车辆交易的实现,其真实目的是借名以实现H公司向D公司借款。由此,D公司与付某某之间的垫款关系因缺乏一方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成立。

其次,结合在案证据,D公司并未将付某某视为实际借款人,其在履行协议时应知晓H公司为实际借款人,实际在D公司与H公司之间成立借贷关系。再次,D公司与H公司借贷行为有违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最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H公司基于《卡车分期垫款服务及担保协议》收取款项,现该协议无论是形式上的垫款服务,还是实质上的借贷关系均认定为无效,而H公司是实际领用人,故应予以返还。

典型意义

企业借用网络平台利用自有资金,通过“信用额度”“现金额度”向注册消费者、注册商户垫付、预付资金的行为,其名目虽极具迷惑性,但其本质仍为出借资金行为,属于企业经营性借贷性质。

依据当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九民会议纪要》第53条之精神,该行为应认定为属于国家特许经营范畴,其在未获得相应经营牌照的情况下,所实施的垫款行为应属无效。至于垫款行为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根据是否存在真实交易等,作相应处理。

近年来,资金市场出现不少垫付、预付业务,该类业务多为新型网络平台以金融创新之名开展,对于该类行为法律效力的认定在审判实践中争议颇大,认识、判决不一。

本案判决对“垫款类”新型交易模式下的法律关系、法律责任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认定,明确其实质为企业经营性借贷。本案有助于统一网络垫款类纠纷案件裁判尺度,亦有益于规范金融市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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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A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

长沙B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C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微信小程序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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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微信小程序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程序。深圳市C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微信公众平台”官网提供的《微信小程序接入指南》将小程序的“产品定位及功能介绍”表述为:“是一种全新的连接用户与服务的方式,它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同时具有出色的使用体验。”杭州A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经许可取得《武志红的心理学课》的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维权权利。2018年7月4日,A公司发现长沙B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运营的三个微信小程序中均有“武志红心理学”收听栏目,经比对,其中“命运”“自我的稳定性与灵活度”音频内容与权利作品一致。

A公司遂以其著作权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C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即B公司立即删除在被诉三个微信小程序上的涉案作品,C公司立即删除被诉三个微信小程序;B公司、C公司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5万元。A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未就B公司的被诉侵权行为向C公司通知或投诉。一审审理过程中被诉三个小程序已下架。

裁判结果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C公司是否构成帮助侵权及是否应承担下架涉案小程序的责任。

C公司是否构成帮助侵权及是否应承担下架小程序的责任,取决于C公司向开发者提供的小程序服务的服务内容及性质。从技术原理看,小程序是开发者独立运营的一组框架网页架构,只通过指定域名与开发者服务器通信,开发者服务器数据不保存于C公司,开发者通过小程序直接向用户提供数据和服务。因此,C公司提供的是架构与接入的基础性网络服务,其性质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自动接入、传输服务。与直接存储或控制第三方内容的网络服务不同,C公司未存储开发者小程序的数据且亦无法进入开发者服务器查看或处理相关内容,其客观上难以对小程序内容作出审核,因此,A公司提出C公司违反审查义务构成帮助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不能成立。至于下架涉案小程序的诉请,因C公司对B公司提供的小程序服务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自动接入、传输服务,C公司不属于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此本案情形不适用该条款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此外,从C公司所能采取的必要措施看,由于小程序内容均存储于开发者服务器,小程序只是通过开发者域名作为端口与开发者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因此小程序平台技术上无法触及开发者服务器内容,更谈不上精准删除开发者服务器中侵权内容,如一定要屏蔽侵权信息,C公司技术上可采取的措施只有彻底关闭通信端口,切断用户与开发者之间的联系通道,即彻底删除小程序,但一律彻底删除小程序并非法律规定的“采取必要措施”所追求的“定位清除”效果。综上,以法律规定和客观技术事实为依据,C公司作为小程序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应承担开发者小程序内容出现侵权时整体下架小程序的责任。因此,对A公司提出要求C公司下架涉案小程序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B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含合理开支)15000元。A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微信小程序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界定,被称为“微信小程序”第一案,也是全国首例新类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司法认定。通知-删除”规则应建立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控制侵权内容并可以精确删除的基础上。C公司提供的是小程序架构与接入的基础性网络服务,小程序内容均存储于开发者服务器上,该服务具有无差别性、技术性和被动性等特点,其性质不属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搜索、链接服务。故小程序服务提供者,应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小程序网络服务虽然不适用“通知-删除”规则,但并非没有任何法定义务,C公司理应在权利人有效通知后,在技术可行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同时,应对小程序开发者主体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并予以公布。而对于重复侵权的小程序开发者,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侵权现象的再次发生,并依托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惩戒机制,在权利保护与技术中立之间保持一定平衡,共同维护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网络环境和竞争秩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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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某某、胡某某诉

上海A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B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在线旅游合同因“成团人数不足”解除的举证分配及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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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18年3月23日,原告通过A旅行网预订“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24日20晚跟团游”旅游产品,支付旅游费用共计114,592元。同日,被告A国际旅行社向原告发送《团队出境旅游合同》,载明出境社为A国际旅行社。该合同就“出境社解除合同” “旅游者解除合同” “出境社的违约责任” 

“拼团约定” “产品说明”“违约条款”进行了约定。2018年10月10日,被告A国际旅行社致电原告,告知涉案旅游产品可能不成团,要求原告向被告B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咨询成团事宜,并提供了工作人员手机号码。原告致电工作人员后认为,被告以机票航班问题拒绝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遂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旅行社通过在线方式招徕旅游者组团旅游,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的,旅行社就成团人数不足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应对此类证据的真实性与关联性进行实质性审查,除审查涉案旅游产品已报名订单详情、支付凭证、退单记录外,在双方有争议时,还应要求旅行社提供后台数据端口下单记录等具有更高证明力且与待证事实直接相关的证据。

本案中,被告旅行社提供了涉案旅游产品收客记录、案外人度假产品确认单及发送记录、订单详情及光盘等证据材料,但证据内容并不完备且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如:度假产品确认单的发送日期与订单退款日期为同一天,四名案外人下单支付金额远低于原告下单金额,旅行社对此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证据予以补强。并且,旅行社在原告致电询问时答复为机票航班问题而非成团人数不足。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法院认为旅行社的该项主张依法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责任。法院认为,本案被告的违约情形在于未尽合同义务促进成团并解除合同,故应当适用涉案旅游合同第十七条第3款约定,即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据此,判决被告A旅行社应当支付两原告违约金34,377.60元。

典型意义

《旅游法》第63条规定的“旅行社未达到约定成团人数时可以单方通知解除合同”本是旨在平衡旅行社商业风险与消费者期待利益的法律制度。但“是否达到成团人数”这一基础事实通常由旅行社单方掌握,尤其在线上签约成为主流的交易模式下,消费者收集并提供有效证据愈加困难,这无疑为旅行社恶意利用该制度谋取私利、侵害消费者权益留下空间。实践中,很多旅游产品存在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提前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下单,然后在出团时间三十日前通知消费者未能成团,该种情形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旅行社揽收资金非法获益提供了途径,不利于旅游市场秩序的有序发展。

本案判决明确了互联网环境下,旅行社以“成团人数不足”为由解除在线签订的合同应承担的举证责任。“成团人数不足”作为旅行社主张的事实,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旅行社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及时提供证据。

在明确举证责任分配后,鉴于单个产品项下在线招徕旅游者及在线签约的全部记录一般均由在线旅游平台以电子数据形式保管,因而具有可篡改、保管期限不确定等特征。如果仅对旅行社提供的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则极有可能无法还原客观事实,且使得旅行社的举证义务被轻易规避。本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及事实查明的途径,根植于在线旅游产品的缔约过程及交易惯例,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也未超过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仅实现了个案层面良好效果,对同类型案件处理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