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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宗智 关依琴:刑事庭审对质程序新论 | 主题研讨

2020-11-04 09:04:27 字体:

龙宗智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关依琴  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检察官。

内容提要:庭审对质作为特殊的人证调查方法,对核实人证有重要作用。关于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法庭调查的司法解释扩展了对质主体范围,明确了对质询问的适用条件和目的,规定了调查方法。从实践看其仍然适用范围较窄、适用比率偏低,以致控辩双方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为落实该司法解释的要求,完善对质程序,需要适当把握对质询问的启动条件和适用方法,支持控辩双方对质询问,改善对质模式。应保障被告人“对质权”,同时避免被告人参与对质的负面效应;应防止被害人的当事人身份影响对质的客观性,同时应防止对质造成被害人“二次伤害”;还应提高人证出庭率,构建对质询问条件,提高控辩审操作对质程序的能力。关键词:刑事审判;庭审实质化;人证调查;对质询问对质询问,是在审判长主持下,不同人证就言词证据间的矛盾当面对质,以辨别真伪、查明事实的证据调查方法。此种方法经司法解释确认,在实践中长期采用。然而,其适用范围有限,适用程序不完善。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12月28日发布、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扩大了对质范围,明确了对质条件和程序,推动了制度的完善。如何落实“规程”要求,充分发挥庭审对质对于实现庭审实质化及其有效性的作用,尚需探讨。一、完善庭审对质制度的意义(一)庭审对质是一种特殊的人证调查方法对质指两人同时在场,面对面互为质问。庭审对质,是以法庭为空间,在相关人证,包括被告、被害人、证人之间,就人证存在的矛盾进行当面质证以辨别真伪。对质也是人证调查的一种方式,但不同于一般的人证调查。对质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同时性。一般人证调查,无论是对被告人、证人,还是其他人证,依法均须“分别进行”人犯调查,以防止信息干扰,因此具有历时性特点。对质则是两个以上的人证“同时到庭”,进行人证调查,因此具备同时性特征。二是相互性。一般人证调查是单向询问,只能询问人向被询问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发问,而不能相互发问。对质询问的特点则是互为质问,这是对质询问与其他人证调查在外观上最为明显的区别。三是进阶性。一般人证调查是法庭通过询问获知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可以看作“第一次调查”。对质询问,则是在此基础上,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第二次调查”,即“进阶性证据调查”。四是对抗性。由于对质询问以存在证据实质差异即证据矛盾为前提,且对质双方或多方又是处于面对面不容回避的状态,因此往往形成对抗性人证调查的突出特征。(二)对质询问对于核实人证、实现公正具有重要作用庭审对质以事实亲历者“面对面”为显著特征,特殊的调查方式决定了对质询问相对于一般性询问更能防止人证捏造事实、夸大其词等不实作证行为,它对查明人证真伪的特殊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事实亲历者“面对面”,说谎心理更容易被压制。“一般人容易在人背后捏造事实诬陷他人,而比较不容易当着对方的面这样做”,这是生活常识。其二,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更容易揭穿谎言。因为对质使人证更具有发现和戳穿虚假陈述的动力,将尽力实施攻击和防御,维护其作证和人格;作虚假陈述者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将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更有可能承认事实;当面交锋,有利于法官通过听取和观察对质询问时人证的言词和情态,作出真伪判断,从而提高心证准确性。其三,对质主体间的相互问答,有助于唤醒和检验人证记忆,促使人证更为全面、客观地回忆事实、矫正记忆误差。此外,庭审对质以直接、透明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言词证据形成、调查、采信的过程,有利于彰显司法公正。(三)原有的对质询问制度需要改革完善对质询问,作为具体的法庭调查方法,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做明确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则有具体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运用,但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对质询问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质询问适用范围狭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99条规定了对质询问,由于对质询问系法院主持的庭审调查行为,这一司法解释规范是实施对质询问的基本规范。其规定的对质范围较窄,仅限于同案被告人之间对质。二是对质询问适用条件和程序不明确。《刑诉法解释》第199条规定的对质,就适用条件与程序仅做了“必要时”传唤同案被告对质的笼统规定,并未规定具体程序与方法。三是“两高”的各自相关司法解释之间有矛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修订)第438条第4款规定了对质询问:“被告人、证人对同一事实的陈述存在矛盾需要对质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传唤有关被告人、证人同时到庭对质。”201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402条第4款保留了该规定,同时增加了“必要时可以建议法庭询问被害人”的规定。可见检察机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对质范围较宽,对质询问可适用于证人之间,被告人和证人之间。“两高”规定的不一致,给司法操作带来困难——如果公诉人根据《刑诉规则》,在法庭上申请被告人与证人对质,但合议庭推进庭审须执行《刑诉法解释》,势必以“于法无据”为由驳回申请。这种规则矛盾与实践冲突显然不符合法制统一性原则。二、“规程”的改革及新规范实施状况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构建规范、合理、实质化的刑事庭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规程”,细化和完善了庭审对质询问程序。“规程”第8条规定:“有多名被告人的案件,对被告人的讯问应当分别进行。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被告人到庭对质。审判长可以分别讯问被告人,就供述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被告人之间相互发问。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审判长可以安排被告人与证人、被害人依照前款规定的方式进行对质。”“规程”第24条规定:“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法庭可以传唤有关证人到庭对质。审判长可以分别询问证人,就证言的实质性差异进行调查核实。经审判长准许,控辩双方可以向证人发问。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证人之间相互发问。”从上引规范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制度完善。首先,“规程”扩展了对质主体的范围,同时也扩展了对质询问的适用阶段。“规程”将参与对质的主体,从被告人之间,扩大到被告人、证人及被害人。与之适应,对质询问不仅适用于讯问被告人程序,也适用于询问被害人和证人的程序。其次,明确了对质询问的适用条件和目的。“规程”将证人证言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作为启动对质询问的前提,由此也将解决这种证据矛盾作为对质询问的目的。最后,“规程”规定了对质询问的证据调查方法。换言之,此即审判长直接询问各方的方法、经准许控辩双方发问的方法,以及经准许人证之间相互发问的方法。以上三个方面的制度完善,使对质询问方法的设置更为合理,同时协调了“两高”的相关规范。然而,从“规程”出台后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庭审对质询问规则的适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个较突出的问题,是适用范围较窄,适用比率偏低。从法院庭审的普遍情况看,法庭审判仍然基本沿用《刑诉法解释》的规定,将对质询问基本限于同案被告人之间,且适用比率较低。以某直辖市检察Y分院为例,该院2018年至2019年,即“规程”实施后的两年间,提起公诉刑事案件共计274件484人,启动庭审对质询问程序仅3件6人,人数占比1.24%,且均为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对质询问。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质询问由审判长主导并实施,其他主体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实践中,对质询问基本上是由审判长启动,审判长实施,并将其作为法庭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的手段。控辩双方极少申请对质询问,也很少参与对质询问,因此控辩方基本未将对质询问作为自己的证据调查手段。从具体的刑事诉讼实践看,庭审对质询问,通常由审判长决定启动,审判长首先核实言词的实质性差异,再要求对质主体对差异内容加以解释,其间审判长常常针对证据矛盾进行一定的质询,最后询问公诉人和辩护人有无补充发问。因审判方主导并实施对质询问,控辩双方参与的积极性不足。即使参与,因审判长通常认为该问的问题自己已经询问,因此控辩方的补充询问往往不太受重视,对人证调查效果影响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对质询问常常成为审判长的“独角戏”。为推进庭审实质化,“规程”本已强化和完善了对质询问制度,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其未取得预期效果。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受证人出庭率低这一根本性条件制约。虽然推进庭审实质化,出庭作证的人数相较过去有所提升,但由于我国既未建立言词诉讼原则,也缺乏证人出庭的有效程序性保障,加之立法对以宣读笔录方式开展的人证调查予以认可,使得以书面言词替代证人出庭仍然是司法常态。对质询问以人证出庭为前提,证人出庭率低使得证人与被告人的“面对面”难以实现,第一次直接人证调查尚不能实现,更何况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次调查,即对质询问。因此庭审对质通常也只能在共同犯罪案件的同案被告人之间开展。其二,审判人员怠于适用。对质询问程序的复杂性和对质主体问答的双向性,加大了询问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法官驾驭、掌控法庭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法官往往出于工作便利考虑,更倾向于简单采用分别询问的方式开展人证调查而不用对质询问。其三,控辩双方对使用对质询问不熟悉,有顾虑。有的公诉人和律师甚至不知道控辩双方可以根据“规程”采用对质询问的调查方法。并且,相对于举证质证书面证言,对直接人证的调查难度较大,不可预见、不可控制的情况容易出现。与此同时,因实践中证人很少出庭,公诉人与辩护人对直接人证进行调查的训练普遍不足,而且就对质询问技术则更不熟悉,更担心对冲突证言(供词)进行调查的效果,因此极少申请使用对质询问。此外,“规程”并未规定控辩双方对质询问启动权,也妨碍了此种调查方法的多元化展开。三、合理、有效进行对质询问的一般操作要求及程序完善建议证据间相互印证,是刑事证明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如果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陈述出现实质性差异,则不仅不能实现印证,且突显信息冲突与证据矛盾,妨碍事实认定。因此,刑事证明和查证过程,需要尽力辨识真伪,排除矛盾。如前所述,对质询问是一种抑制虚假陈述,帮助法官判断陈述真假,有时还可唤起人证记忆的有效方法,尤其在被告人、证人、被害人陈述间矛盾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因此,具备适用条件时,诉讼各方应当积极适用对质询问的证据调查方法。(一)把握诉讼个案中对质询问的适用条件和必要性对质的适用前提是不同人证的陈述存在“实质性差异”。这是指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因存在人证矛盾而难以认定。由于人证调查以个别调查为原则,如果通过个别调查可以解决矛盾,排除合理怀疑,则不须启动对质询问。
人证陈述的实质性差异在各类案件中普遍存在,但是否使用对质询问方法,还需判断其必要性,即对质询问可能产生的效果——对质询问是否有助于澄清事实和解决矛盾。因此,应考虑人证庭前陈述与庭审作证、人证的个性与品格以及对质各方的相互关系等因素,预判在对质的情况下,各方陈述可能发生的变化。如果根据经验判断显然不会发生澄清效果,则毋须启动对质程序。
必要性判断还需考虑对质询问是否可能发生某些负面作用,特别是负面效应可能大于积极作用的情况。如有的证人性格软弱,或与对方有某种共同的利害关系,或因对方比较强势,可能使其“顺竿爬”,即不是因为愿说真话,或记忆恢复而改变陈述内容,而是因受对方态度和意见的影响而作出顺从性陈述。此外还要注意与之相反的情况。如被害人与被告人对质时,因被告人态度不好而被激怒,影响其客观陈述案情。这也是需要防止的情况。
不过,对质询问具有在证人证言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查明案情的作用,且对质可能涉及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因此,如无较为充分的根据,不应当以必要性审查作为压制对质询问进行的理由。(二)适当使用对质询问方法适当使用对质询问方法是合理、使用对质询问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包括对质人数、发问顺序、发问方法等三方面的适当把握。对质的典型方式是两人对质。这种对质与法庭证据调查的一般逻辑相协调,便于明确问题焦点,把握影响因素,也比较方便操作。不过,确有必要时也可增加对质人数。如果是共同被告人之间的对质,则可以在亲历事实的全部被告人之间展开对质。
对质由审判长主持,发问顺序则分不同情况处理。如审判长发动并实施对质询问,则先由审判长与合议庭成员发问;经审判长准许,先控方后辩方进行发问;对质人员经准许也可发问及相互发问。如系控方或辩方提出,则可参照《刑诉法解释》第212条的规定,一般由提请一方先发问,对方后发问,法官补充发问,但如审判长认为必要,或经控辩方申请,也可由法官先发问。
对质询问的基本方法包含以下几点。一是先明确证据间的实质性差异。换言之,以对质主体原陈述为基础,明确各方在何种事实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二是为了聚焦实质问题,提高对质效率,发问应采取一问一答式,原则上不使用人证自然陈述所经历事实的所谓“自然陈述式”问答方式。三是以人证原陈述为基础,减少开放式问题,多用“是不是”这类选择性问题。如问:“根据你刚才的陈述,在案发时,你已经离开现场,是不是?”由于是在原陈述基础上的进阶式、质证性发问,不违反禁止诱导询问规则。四是可采用追问和质疑方法。可以要求对质主体一方或多方对证据矛盾作出合理解释,询问者还可对不合理、有矛盾的解释进行追问和质疑。
(三)把握程序节点,注意程序转换对质询问与一般人证询问是不同的人证调查方法,适用不同的程序条件和程序规则,因此审判长和诉讼参与人应当注意区分两种人证调查。一旦需要对在场双方或多方作证的实质性差异进行核实,并展开多元询问,则需经审判长决定或由控辩一方提出申请经审判长准许,按照对质询问程序进行人证调查。(四)支持控辩双方使用对质询问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刑事庭审借鉴对抗制,施行所谓“控辩式”庭审,由控方承担法庭举证责任,以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为主实施证据调查。推动庭审实质化,则更需发挥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功能,以实现法庭证据调查对于认定事实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对质询问成为法官“独角戏”,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行庭审程序逻辑以及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并且,还应注意,与庭审改革的理由一致,法官过度使用职权调查,容易与法官中立和司法的被动性相冲突。因此应当支持控辩双方使用对质询问,而法官更多地充当主持者和客观冷静中立的判断者角色。尤其是在对质询问这种具有突出对抗性的人证调查中,法官不当运动员而作裁判员,在一旁察言观色,冷静判断,更有利于防止“运动场上的烟尘迷住裁判员的双眼”。为此,合议庭对控辩双方对质询问的请求,只要确认拟对质的人证的证言存在“实质性差异”,因而有对质必要的,即一般应予以支持。不过,需要提出一方说明对质主体与对质理由。鉴于“规程”对控辩双方对质询问的启动权未作明确规定,而采用了法官主导并强调法官职权调查的模式,可以考虑在修改规程或修改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时,确认控辩双方的这种权利,以体现司法支持,同时将对质询问的设置模式调整为一种多元互动模式。此外,法官发动的对质询问,也应当支持控辩双方参与,甚至在必要及可能时,促使控辩双方成为主要的发问人和对质询问的推动者,从而发挥控辩询问对同一事实从不同角度观照探究的功能,使对质询问成为多方互动的产物,使案件事实获得进一步的澄清。(五)加强对质询问后的质证程序对质询问结束后,法庭是否需要安排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对此,《刑诉法解释》《刑诉规则》和“规程”均无明确规定。“规程”第28条第3款规定,“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不过,对质询问能否视为控辩一方的举证,该解释并未明确。并且,对质询问经常是由法庭发动的,而“规程”并未设定法庭询问结束后,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的规范。笔者认为,虽然对质询问本身就是在证据矛盾的情况下进行质证的一种方式,但仍然有必要在对质询问后安排控辩双方发表对该询问的质证意见,理由如下。其一,询问后发表质证意见有利于法院查明事实。对质询问是通过询问进行的质证,它虽然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可以从中得出某种结论,但并非不言自明,且控方和辩方对同一对质过程可能产生不同看法,因此,对质询问本身不能代替之后由控辩双方对于对质程序与对质的证据价值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法庭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理清证据裁判的思路。其二,发表质证意见符合司法解释精神。一方提请的对质询问,是其证据事实上攻击防御措施之一,可以作为其举证内容,适用对一方举证另一方可发表质证意见的司法解释规范。法庭发动的对质询问,系法庭职权调查行为,可参照“规程”第36条第2款关于法庭在庭外调查所获证据应当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定,安排控辩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其发表质证意见,通常应在提请出庭对质的人员(除当事人外)退庭后进行。四、被告人参与对质的规则和注意事项被告人既为被追诉而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对象,又是享有辩护权的诉讼主体;在证据调查中,其既是被调查的对象和证据来源,又是享有调查权的调查主体。被告人在这两方面具备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证据调查包括对质询问,有一定的特殊性。(一)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对质询问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作为查清事实技术方法的对质询问,另一种是基于对质权的对质询问。前者是法院查明事实的一种证据调查方法,后者是被告人实现辩护权的一种手段。《刑诉法解释》及“规程”中所规定的庭审对质询问,显然是前一种类型,即作为证据调查方法的对质询问。应当注意的是,面对并质询反对自己的证人的权利,即所谓“面对权”,或“对质权”,应当属于被刑事追诉者基本的诉讼权利。首先,这一权利可以获得“自然法”上的证成。如美国最高法院在科伊案中所指出并在克雷格案中重复的,“任何人在面对刑事追诉时,要求与控诉者面对面对质,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也是确保审判公平的要素”。笔者也曾举罗马法以及中国文学典籍中的例证论证这一“自然权利”。其次,这一权利可以获得部分实定法的支持。多项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已确认对质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款明确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戊)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此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以及《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2款第6项也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虽未明确规定被告人的对质权,但规定了证人的出庭责任以及被告人的质证权。庭审实质化改革,包括“规程”中新的规范,进一步强调人证出庭的必要性,为被告人面对和质询反对自己的证人创造必要条件。并且,基于对质权的“自然权利”性质,以及尊重被告人基本程序诉求,加强司法人权保障,在使用对质询问的技术方法时,当然应当承认被告人对质权的价值,因此须注重保障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这一权利。基于上述理由,在庭审对质程序中,可从两个方面保障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其一,赋予被告人对出庭人证作对质询问的申请权。被告人认为证人、被害人或同案被告人作证不实,有权向法庭申请与该人证当面进行对质询问,审判长可根据证人出庭的必要性条件进行审查,同时进行对质询问必要性审查,如无正当理由否定其申请,应同意并安排对质询问。如对质人证仅有书面陈述而无当庭陈述,则应首先安排一般的人证询问,再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对质。其二,扩大被告人在对质询问中的发问权。“规程”规定被告人的对质发问需由审判长“认为必要”,并经审判长“准许”,方可进行。这样规定审判长的控制权虽然有一定意义,但不得以此不当限制被告人对不利于己的人证的发问权。操作中,审判长应询问被告人是否需要向对质他方发问,应将其作为被告人参与庭审对质时的必经程序。(二)区别情况,把握分寸,避免被告人参与对质的负面效应被告人与本案审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而被告人可能希望利用诉讼手段避免或减轻罪责,因此应注意防止被告人利用合法的手段达到不正当的诉讼目的。实践中有几种情况需要注意:一是被告人与被害人对质时,对被害人可能造成再次精神伤害;二是被告人尤其是暴力犯罪或其他有势力的被告人,与某些精神弱势或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对质时,可能对证人产生心理压制或诱导的作用;三是共同被告人(包括对合犯罪的被告人)之间,可能因共同的利益关系在对质中施予、接受不正当的影响等。为了在保障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同时,维护司法公正以及其他法律权益,在被告人参与的对质中,应注意利用审判长的程序控制以及职权调查权力,发挥审判长在对质中的主导作用。操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其一,预判问题,应对有方。审判长应当注意案件的特点以及参与对质者的特点、相互关系和各自陈述的内容,预判对质询问可能发生的问题,以便采取适当的应对方法。其二,先期发问,固定信息。在被告人可能对其他对质者产生诱导、心理压制等不适当影响的案件中,如某些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对合性犯罪(贿赂犯罪等)案件中,审判长应当注意发挥主导作用,通常应当首先利用职权调查方式,固定一些容易发生变化的信息,以防止因不适当影响发生证据变化。其三,区别情况,适当把握和调整程序,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当影响。对质的前提是人证的“实质性差异”,但在部分案件中,这种差异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如对质人甲因自身经历而掌握了某种信息,从而做出了存在某一事实情节的陈述,而对质人乙因为没有这种经历而否定某一事实情节,两者形成“有”与“无”的差异。在此种对质询问中,审判长原则上应当安排否定者乙先陈述,肯定者甲后陈述,然后再进行追问。因为否定者被先询问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相关信息而难以即时增添;如由肯定者先陈述,由于提供了相关信息,在而后的询问中,否定者可能受其影响而出现“顺竿爬”现象。这种询问的先后次序安排可以降低对质中的不当影响,减少“串供”以及违背事实“翻供”等问题。不过,即使如此安排,乙在甲陈述后也可能改变陈述,与甲趋于一致,此时法庭就应进行追问,查明是因为顺从甲的说法提供不实陈述,还是因为乙受甲的信息提示而恢复或更正了记忆等。其四,控制发问与回答。在各种对质询问中,均要求审判长注意控制被告人以及其他对质参与者的发问方式,及时制止可能损害司法公正以及对质人人格尊严的不当发问和回答。其五,为适应特殊时期防止疾病传染,以及提高效率的需要,对质可以采用远程视频方式。不过,应注意庭外作证环境需要达到刑事庭审的规范要求,音频和视频效果应符合对质询问需要。法庭应当在庭审笔录中载明相关情况,并刻录庭审录像光盘附卷。其六,出庭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应承担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出庭检察官应当履行客观义务及控诉职责,积极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在被告人参与的对质询问中,一方面应维护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另一方面应防止其利用诉讼权力施加不当影响,乃至扭曲对质程序。辩护律师同样具有维护司法公正的责任,也应当协助法官查明事实,不采用不适当的对质询问方法,同时不支持被告人违背事实影响他人作证的不当做法。五、被害人参与对质的规则和注意事项被害人与被告人同为犯罪事实的亲历者,而双方的陈述常常存在“实质性差异”,因此,在分别调查的基础上视情况安排对质询问,对某些案件查明事实能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被害人在我国刑事庭审中具有案件证据来源和诉讼当事人的双重角色,因其当事人身份而享有庭审在场权、申请回避权、对证据和案件发表意见权等诉讼权利。然而,“规程”中的相关规范较为简略,并未设置被害人对质询问的特殊规则,致其程序适用要求事实上与证人一致。因此,在“规程”的相关规范实施时,应当注意被害人的特殊性,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为此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被害人参与对质,应注意“一次调查”的充分性以及对质询问的及时性。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同时也是证据来源,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矛盾,因为作为诉讼当事人,有权于庭审时一直在场,从而了解各种证据信息,并可能因此改变自己的陈述。因此,对于被害人进行法庭陈述以及对其发问(即“一次调查”),依法应固定在庭审调查的开始阶段,具体是在对被告人讯问后进行。为防止被害人始终听证可能影响其作证的弊端,就被害人参与对质,应当注意在对被害人进行“一次调查”时就穷尽问题,充分获取被害人的信息,并使其相对固定。在被害人调查结束后,如果有必要,随即进行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对质询问。在后续证据调查程序中,不再安排被害人对质,以避免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因了解其他证据情况而改变陈述,妨碍证据的客观性。其二,设置对质询问前被害人意见征求程序。被害人作为案件的证据方法,虽然负有配合法庭查明案件的义务,但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被害人参与庭审对质将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并且,被害人在实践中较少作为当事人出庭并一直参与庭审,而安排对质询问,则需要其出庭,且与侵害行为人“面对面”,容易导致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尤其是性侵犯罪及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和未成年被害人,更容易受到精神伤害。为切实保护被害人权益,建议设置对质询问前被害人意见征求程序。具体而言,审判长在启动涉及被害人的对质询问前,应当先行征询被害人是否同意,再由审判长权衡对质询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与可能给被害人带来伤害的利弊后,作出是否启动的决定。对于性犯罪、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以及未成年被害人,应当承认被害人的拒绝对质权。换言之,一旦上述案件的被害人拒绝对质,法庭如无特别理由应当同意。目前可以将其作为操作要求,今后可以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或“规程”,有限制地确认被害人的拒绝对质权。其三,建立保护性对质询问方式,防止“二次伤害”。一是为避免或降低对质询问程序中被害人遭受再次伤害,对于性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被害人、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其他可能遭受“二次伤害”的被害人,即使安排对质,也应视情况采取特殊的对质方法。换言之,被害人可通过物理隔离等方法与被告人进行对质询问。采取保护性措施应由审判长根据被害人申请,或依职权决定。具体而言,可以采用视频方式或屏风隔离,但要注意保证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辩护人能够全面观察被害人对质询问时的表现;也可以对声音和画面作技术处理,以保护被害人。二是在被害人与被告人对质过程中,审判长要注意控制对质过程,防止和制止被告人的不当发问和回应,对被害人形成再次伤害。此外,为了充分发挥庭审对质在庭审人证调查中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建构其运行的基本条件,尤其是进一步提高证人出庭率。只有提高第一次人证调查的实质化水平,才有条件推进第二次人证调查(即对质询问),从而进一步澄清事实。与此同时,还须提升公诉人、辩护人进行对质询问的技术水平,增强审判人员对多元化、对抗式庭审询问的掌控能力以及对于对质询问规范的运用能力,以有效发挥对质询问在推进实质化庭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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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与法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