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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心声 |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由来与启示

2018-08-22 09:47:01 字体:

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是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解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尤为重要。通过梳理制度演进的脉络,可以发现那段历史对推动审判中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分工负责、配合制约原则的提出的早期

最早确立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法律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但史料表明:早在1953年,党内的文件中也已经出现了这一提法。最早见之于中央政法党组建议批准高检党组的报告给中央的信。同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检察工作情况和当前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意见的报告》。由董必武、彭真主持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党组同时提出一份建议中央批准该报告的建议,这份建议在叙述前苏联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互相关系之后,提出“法院、公安、检察署通过一系列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比较完善的司法制度的保证,错捕、错审、错判的现象自然就减少到极小的限度。”

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原则,是因为“发现了不少错案。这些错案和假案使许多无辜群众遭受冤狱,引起许多群众的不满”。据王桂五的文章记载,这一原则是彭真的秘书李琪提出来的,李琪是研究哲学的。互相制约一词,是借用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原则。当时提出这一原则实质上是“托苏建制”,正如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一样。

上述报告报送之后,于1954年3月12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并被转发至县以上各级党委。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另一份报告时进一步指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由此标志着该原则得到中共中央全体代表大会决议的确立。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原则虽然是根据前苏联刑事诉讼制度经验总结的,但并不是对其制度的照搬照抄。理由有三:

其一 

翻开前苏联刑事诉讼法,我们可以看到苏维埃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都规定在斯大林宪法里,例如,该宪法第127条关于保障公民的人身不可侵性,第110条关于诉讼程序上适用语言的规定,第111条关于审判公开及防御权的规定,以及第112条关于审判员独立及审判员仅服从法律的规定等。在宪法条文和单行法规中都表明下列苏维埃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实质真实的原则、公开原则、口头陈述和直接原则、防御权及辩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上诉权等。可见,前苏联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三机关关系的原则。

其二 

俄罗斯学者曾经表示前苏联没有像中国的公安机关那样相对集中统一的侦查机关。俄罗斯古岑科教授在其主编的《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中认为:“我国早就在讨论建立一个能够将不同部门、机关所属侦查员联合‘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统一侦查机关的问题。”这一判断印证了前苏联不同于中国的侦查体制。

其三 

我国1954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一方面借鉴了前苏联的检察制度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一些不同于前苏联的规定。其中,就包括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程序中体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这在当时尚未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为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这一原则提出之后,也遭到一定的质疑。王桂五在《高检院对〈刑事诉讼法〉的贡献》中谈到:

“关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反问说,如果检察院不批捕、不起诉和抗诉属于制约的话,那么被告人申诉意见是否也是制约呢?反问的用意实质是不同意这个原则。这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互相制约是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制约,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被告人申述意见是为自己辩护,也是行使诉讼权利,不具有国家权力的性质,因而不能称为制约。由于这一原则早已载于党的文件,并为多数人所主张,所以没有经过更多争论就确定下来了。”

分工负责、配合制约原则载入宪法

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之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成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1982年《宪法》中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由此,从宪法的宏观高度确立我国公检法三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将该原则由刑事诉讼法提升为宪法规定“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司法工作中长期行之有效的一项好经验,因此应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确认。虽然这一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规定,但写到宪法中就更加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

分工负责、配合制约原则是建国以来刑事司法经验教训的总结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它的提出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刑事司法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法治虚无主义的反思以及党内犯“左”的错误提出的“支持第一,配合第二”口号的纠正。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政法工作方面提出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办案,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的错误做法。1959年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合署办公,工作中提出“支持第一,制约第二”的原则代替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人民的公、检、法机关视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障碍,以极左的思想全盘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在政法战线上的统治地位。在无法无天的思想误导下,砸烂公检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在“群众专政”的名义下遭受了侵犯。在司法制度上,取消了《五四宪法》所确立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等原则、废除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制度。甚至取消了检察院的设置,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从1968年开始,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自上而下被彻底砸烂。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1974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七五宪法》,肯定了检察机关被砸烂的事实,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代行”,实质上是完全取消了人民检察院。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时地进行拨乱反正,1977年中央决定修改《七五宪法》,但是由于当时党内“两个凡是”的错误依然存在,《七八宪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草的,因此,它保留了《七五宪法》的某些错误提法。例如,在法制问题上依然没有恢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等正确原则,却保留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专政”。直到改革开放,人们在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法治虚无主义的危害下,将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纳入其中。

1979年6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修正通过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其中在检察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继续体现了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由此可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是对文化大革命法治虚无主义教训的总结。

结 语

历史表明:不论是“文化大革命”的砸烂公检法,还是左倾错误下提出的“支持第一、配合第二”都是违背司法运行规律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提出就显得非常重要。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中,仍然要坚持该项原则在强调防止冤假错案、反对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