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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法学会研究会巡展之社会治理研究会 | 核心成果摘编

作者: 编辑:  时间: 2019-01-29 11:24:35 字体:

1、应培礼:《发挥政法院校法科优势 融入司法行政事业发展》,载《中国司法》2018年第2期

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正式打响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发令枪”,吹响了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的“冲锋号”。张军部长在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新时代司法行政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远景目标任务、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和司法行政工作创新发展有机融为一体,不仅主题明确、内容丰富,而且为推进改革定了向、指了路、布了局、鼓了劲,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总的要求和主要任务,必将进一步引导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纲举目张、协调推进、综合发力。

党的十九大赋予司法行政工作更加重大、更为光荣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不仅是一份信任,体现了中央的重视,更是一份重托,凝聚了人民的期望。根据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的部署,将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统筹、盘活、做优、做强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对于高等政法院校来说,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司法行政改革事业,考验着高等政法院校的担当、作为和智慧。

高等政法院校较之司法行政部门,拥有高素质的法学研究人才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完全可以在发挥法科优势、融入司法行政事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助力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切实承担作为法律人才培养第一阵地的使命,充分发挥法律职业教育主渠道的作用,深入推进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相结合,根据司法行政业务内容,调整优化相关专业高端人才培养方案,建立适应司法行政实战需求的业务培训模式,探索“订单式”模式,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增强公共法律服务本领,

为国家司法行政工作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二是助力推进司法行政改革事业。依托政法院校深厚的法学理论积淀,充分发挥法学研究对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的基础性作用,聚焦律师制度改革、公证体制改革等重大改革事项,汇聚社会各界智力资源,组织实施专项课题攻关,力争形成一批在理论上有创新、对实践有指导的研究成果,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决策提供精准服务,为司法行政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和智力支持。

三是助力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秉承“开放共享、协同服务”的理念,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前沿技术,对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整合政法院校丰富的中外法律文献资源,以全新的服务理念面向国内外提供专业、开放、先进的法律文献服务,致力于满足社会多元的法律服务需求,同步推动国内外合作交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2、肖建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困惑及法律对策》,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 2 期

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和最核心要素,健全的家庭结构和良好的家教功能构成了我国历史上青少年犯罪率较低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深刻的社会变革正猛烈冲击着家庭结构、监护观念、管教方法、保护措施等,家庭正在发生难以预料的巨大变迁,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稳中有降态势正面临着众多家庭解体的消极影响、亲子长期分离的潜在风险和现代年轻父母的先天局限等方面的家庭困惑。在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下,法律应当高度关注和主动介入家庭这个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战场”,通过法治创新来破解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家庭困惑,强化家庭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职能和效能,努力开创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新局面。

3、闫立:《居安思危:聚焦后现代社会的风险面孔》,载《检察风云2017年第20期

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理解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同时,他依据不同社会的类型概括出三类风险:第一类是前工业社会的风险,是自然力的作用,如地震、传染病等;第二类是工业社会的风险,是资本原始社会的结架,如安全事故、劳资矛盾、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第三类是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等。

第一、二类风险称为传统风险;第三类风险称为现代风险。贝克认为,我们当前生活的后工业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类正遭受现代风险的威胁。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在此过程中,旧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控制体系正在趋于解体,而新的体系与机制还在建立与完善之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所以诱发和加剧了一些特殊风险。同时,由于我国高速发展压缩了发展的时空,西方社会所产生的三类风险在我国同时显现,既有前工业社会的风险,又有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风险。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这种风险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具有共生特征,是一种“共生风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处于急速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可以说

是高风险的社会。

具体来说,我们正面临如下风险的威胁:一是传统类型的风险如传染病、自然灾害等依然是公共安全的隐患。还有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风险,诸如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失业、生产事故、群体性事件,极端个人暴力事件,劳资冲突和刑事犯罪等社会风险。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发生的新型社会风险。如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网络暴力事件、民族分裂主义、国际贩毒走私、信用卡诈骗犯罪等等社会风险。

从城市公共安全的视角看,在低标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安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和隐患,有的已经给城市安全造成了危害。如非典、城市内涝、雨雪瘫城、食品安全危机、严重刑事犯罪、群体性事件等等。因而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预防和减少社会危机的发生是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公共安全问题大致可以分为自然类、社会类和国际类。自然类的主要是由自然环境本身所导致的自然灾害、环境恶化等;社会类的主要是由社会性因素导致,包括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交通安全、信息安全、群体性事件等;国际类则主要由国际环境因素导致,包括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策反,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以及国际海盗(索马里海盗)等的威胁,还有邻国因争夺资源而实施杀害渔民等事件。

中国社会转型也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期间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但是我国的城市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的速度快,城市人口、城区扩容、城市设施建设等各方面都极速发展;二是我们的城市化还是低标准的城市化。城市的硬件设施发展的速度快,城市的软件发展的速度慢,城市管理能力严重滞后,“安全瓶颈”和各类隐患突出。由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快,各类隐患虽然显现,还没有集中爆发,所以,人们的危机和风险意识并不强,这使得预防措施显得滞后。

面对城市风险加大,闫立老师就如何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建立城市安全体系的问

题接受了采访——

检察风云:您认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存在哪些问题?

闫立:从风险社会理论看,城市公共安全中所有的风险隐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自然类的风险、社会类的风险和国际类的风险都在城市有集中反映。由于城市人口集中,波及面广,传播速度快,这些风险在城市发生,其社会影响大,造成的损失也大。应该说目前城市中处处有隐患,时时有风险。

检:当前城市公共安全隐患很多,您能否举例谈谈具体有哪些?

闫:当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隐患和危机尚处于潜伏期,还没有形成集中爆发阶段,有的已经发生的危机只是浅表层的隐患,如火灾、地震、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等等。为什么说当前城市公共安全的隐患和危机处于潜伏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市化的建设速度太快。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建设城市化进程,我国压缩在十几年完成。建设速度快造成硬件完成了,管理的软件跟不上,埋下了隐患,一遇情况即容易发生事故。比如,地下管网建设缺乏系统性综合规划,在布局规划时,上下水、电力、电信、燃气、供暖等管理部门相互分隔,缺乏必要的信息共享和协调,一旦地下管网出现问题即难以应对。

又如我国地铁线路多是单向路线,一旦出现紧急情况,逃生和救援存在一定的困难。还如城郊结合部“棚户区”人类复杂,混乱不堪,有的就是藏污纳垢的场所,极易发生问题,西方的贫民窟现象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外,上海目前2633幢高层建筑有玻璃幕墙,有的专家估计有4000幢,这些玻璃幕墙一旦老化都是潜在的危机。上海的高层建筑中的电梯、大型商场的电梯也有寿命期,一旦老化也存在着危机。如此等等,不一一列举。所以我说城市中时时有隐患,处处有风险。

检:您认为造成城市公共安全隐患增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闫:我个人认为,低标准的城市化必然埋下安全隐患。我们痛心地看到楼倒倒、桥塌陷、路塌方等一系列豆腐渣工程,这些工程不出事故不正常,出事故倒是正常的。那么又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呢?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滞后和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缺失。公共安全是一项基本公共安全产品,类似消防站点的合理布设,加强建设社会警务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等,都是均等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些经济适用房和保障房社区必须考虑综合公共服务,通过设置必要的社区停车场地以预留消防通道、建设避难点(场所)等措施,才能保证公共安全产品的有效提供,但我们这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检:您认为当前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应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闫:我认为,当前党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和上海市落实一号文件乡镇街道职能转换的具体改革,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破解城市公共安全“安全瓶颈”的根本之策就在于提高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办法,完善社会管理法律,探索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同时,需加强均等化公共服务建设,特别是必要的公共安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设置。

检:请您谈谈公共安全应急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闫:公共安全应急机制是一定范围内社会各种组织、群体和个人对各种危及公共安全的事态采取应急反应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包括:(1)预警机制;(2)处理机制;3)反馈与评估机制;(4)指挥协调机制;5)保障机制;(6)国际合作机制。

检:国外大城市管理普遍接受了“风险管理”的理念,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加以借鉴?

闫:“风险管理”的理念目前在国外大城市管理中普遍运用。我们也应合理借鉴。目前我们的风险意识不强,处理危机的能力也欠缺。而日本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对防火通道、防火街区、避难点、社区消防水源;生命线工程的抗灾防灾、灾后城市恢复、巨灾保险等内容系统考虑,增强了城市安全标准。英国政府把内阁紧急事务秘书处打造成风险管理平台,传播经验,提高防灾避险指导,加强政府与公众沟通。

检:在国外一些国家非常注意加强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管理,你认为我国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应如何建设?

闫:我国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目前还不适用城市公共安全的需要。如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基础工作扎实,若发生地震、火灾、恐怖袭击等重大突发事件,基本在24小时内能评估出灾情,形成灾情评估报告,这对于及时实施救援决策很有帮助,在应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应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对人口、地理、建筑等作长期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同时要有一个应急管理部门做经常性的工作。而我国城市信息分散,各自为政,底数不清,缺乏统一管理,不适应应急管理需要。如现有地上建筑美观,而地下管线老旧失修,且相关资料缺失,一旦发现管线破裂,甚至连布局图都没有,给应急处置工作

带来很大困难。

检:您认为我国当前城市应急预防工作做得如何?

闫:总体上我们是重建设轻预防,往往是事故过后,政府付出大量资金用于赔偿善后,以安抚社会。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把这些钱用于当前的公共安全设施建设上,防患于未然,不出或少出事故和问题不是更好吗?

检:您对健全城市公共安全体系还有什么期望?

闫:在风险社会,特别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高速发展时期更要增强风险意识。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风险意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患于未然;其次要下决心提高城市化的质量,要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建立有效的社会组织,形成成熟的公共治理领域,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来,最终完成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型。

4、杨正鸣:《新形势下我国“暴恐”活动的应对》,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

近年来,我国“暴恐”活动出现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暴恐”东移。“暴恐”已不再局限在南疆地区,而是向东、北疆蔓延,甚至呈现出向东中部城市渗透的态势。二是点状扩散。从近年情况看,目前一些暴力恐怖主义活动组织形态并不成熟,团伙之间并无密切联系和统一的组织机构,这给集中打击带来较大难度。三是蓄谋突发。从时间上看,“暴恐”活动多选择在正午、夜晚、凌晨等民众精神放松的时机,且爆发突然;从手段上看,主要以爆炸、驾车冲撞、使用冷兵器作案,快速靠近或近距离突袭毫无防备的百姓、执法人员。这凸显当前反恐信息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四是技能增强。其一,通过非法“讲经”、制作非法音像制品和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等新途径秘密发展、培训成员;其二,在传统手段基础上开始运用制爆、引爆等新科技;其三,发展妇女、青少年群体成员。五是近期“暴恐”活动开始逐渐与“国际接轨”,迫切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此外,从事件的组织实施与策划过程看,其专业性和周密性预示着恐怖组织正经历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化。

我国目前在应对“暴恐”工作中尚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其一,对“暴恐”认识不足,反恐信息情报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恐怖分子已然在学习国际恐怖活动的技能、经验,渐渐向中东部城市渗透。若仍以地域思维应对,必然难以准确认识其潜在风险、有效预测“暴恐”活动信息。其二,城市反恐压力较大,基层反恐能力薄弱。虽然一线城市已建立一定的专业反恐队伍,但完全依靠快速处置难以消除其爆发瞬间带来的危害,此外,城市人口密集,反恐压力大、难度高。中小城市反恐能力更是薄弱,装备不足。其三,反恐立法缺失。我国目前尚无一部反恐法律,现有《刑法》规定也未能完全体现犯罪行为的恐怖主义性质,不能适应复杂的反恐现实需要。

相应地,在防控对策上,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反恐情报体系建设,将“暴恐”扼杀在萌芽状态。为此,一要做到“信息搜集,及时报送”。“暴恐”处置成功的前提是包含情报获取、情报分析、信息研判在内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运转的前提是做好信息搜集和信息报送工作。二要做到“信息研判,有效预警”。在现有应对指挥体系下,要强化中心指挥调度,利用已经整合好的现有指挥平台,以确保处置行动适机与适度,增强协调应变能力,通过情报分析、指挥调度一体化,实现精确信息研判,快捷高效预警。三要做到“信息共享,绝对保密”。加强反恐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制度建设,同时做好情报信息保密工作。

二是构建反恐应急处置机制。实践证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需要各方力量的协同配合,但更需要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应急处置机制。只有指挥有序、到位、有力,其他部门协同配合,应急处置管理的各方力量才能真正协同配合并获得预期效果。“暴恐”的攻击目标具有不确定性,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生产安全的方方面面,因此,构建多级联动的反恐应急处置机制和反恐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平台,做到“统一指挥,快速反应”,十分必要。同时,在集中统一指挥的模式下,还需注意属地指挥、分层指挥、靠前指挥、指令性指挥与指导性指挥的协调,以此保障应急指挥调度,便捷地实现信息联络,并借助指挥中心平台之优势,实现“一键式”指挥,快速反应。

三是更新反恐应急处置策略。在现有反恐应对方法基础上不断创新,是确保处置有序、提高反恐战斗力的必由之路。其一,坚持实践演练,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反恐作战方法。其二,勇于坚持“逆向思维”,时时针对当前反恐主要战法不断探索如何“反反恐”以提高反恐技能。其三,合理运用反恐战术指挥术语与指挥标识,规范强制性措施使用规则,确保应急处置有序进行,在提高反恐指挥和行动效率中创新作战方法。其四,确立传统处置与自动化处置相结合的反恐处置方法,充分开发、利用计算机辅助系统等新技术进行科学决策,以最大程度提高反恐处置的科学性和决策效率。

四是打造反恐专业队伍和装备。首先,培养和扩充反恐专业队伍。一要有长期战略眼光,在公安院校和部分高校设置反恐专业或反恐课程,培养反恐人才;二要加强基层警力反恐培训,强化基层维稳组织反恐意识,提高一线反恐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三要树立国际视野,推进反恐人才的中外合作交流与培训,吸收国际反恐经验和技能。其次,要提升反恐队伍装备水平。推行基层警力持枪上岗,确保武器装备的攻击力,形成威慑力量,同时不能草木皆兵,要塑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五是建立反恐社会响应机制。在打造反恐专业队伍和装备,提高“点”防、专防能力的同时,应当发挥群众路线的优势,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实现“面”防、群防,实行全民防恐战略,建立反恐社会响应机制。首先,应加大宣传教育,增强民众防恐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制定反恐指导手册,教导民众正确应对“暴恐”活动;其次,加强警民合作,推进警民联防,要切实建设好城区、乡镇治安联防队伍,以人口密集地区、易受侵害单位与家庭为重点,进一步织密点面相结合,打、防、控相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警民治安防控网络。

六是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反恐处置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反恐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必须加快反恐立法步伐。一方面,应尽快出台《反恐法》,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殊性,科学界定概念、明确处置权责、完善司法程序等,将反恐上升为国家战略。另一方面,在《反恐法》基础上,推进地方二次立法或专项立法予以细化、补充,及时总结地方反恐经验,完善反恐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公众反恐意识。

5、夏菲:《美国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前世今生》,载《检察日报》2018 年5 月29 日

前一段时间,罗伯特·穆勒,这位由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任命的特别检察官,

着实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头疼不已。特别检察官看起来权力很大,但其职务目前却是没有国会立法保障的。这一奇特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历史。

美国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前世今生

最早进入普通公众视野的特别检察官,是负责调查尼克松“水门事件”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坚持要求时任总统尼克松交出案件调查关键证据,尼克松拒绝并下令司法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德森解除考克斯职务,理查德森拒绝并辞职。尼克松随后要求副部长这么做,副部长同样拒绝并辞职。最后,尼克松任命司法部三号人物罗伯特·博克代理司法部负责人,博克解雇考克斯后也辞职。这一事件直接促使国会在 1978 年的《政府道德法》中专门规定了特别检察官制度,以防止总统随意罢免调查自己及相关高官的特别检察官。

《政府道德法》规定,司法部长在收到有关政府高级官员违反联邦刑法行为的信息时,首先进行初查,期限为 90 天。初查结束后,只要司法部长不能认定是缺乏事实根据以致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的,则应将案件移送给哥伦比亚地区联邦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来任命特别检察官并决定特别检察官的调查范围。关于解除特别检察官职务的程序,法律规定,只有当司法部长有正当理由认为特别检察官不能履行其职责时(如极度不当行为、身体疾病、心理问题等)才能罢免特别检察官,而且要向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法院以及国会报告,而特别检察官还可以就司法部长的决定向任命法院提起诉讼。

美国国会于 1983 年对《政府道德法》进行了修改,将特别检察官的名称改为独立法律顾问Independent Counsel)。原因是特别检察官的名称与尼克松被弹劾案有密切关联,对被调查者而言会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司法部长决定需要任命独立法律顾问的标准改为:司法部长有适当理由相信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起诉,这给了司法部长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此后,国会又多次对该法律进行修订。1992 年,因共和党强烈反对对该党官员的若干调查而导致该法失效。1994 年,应调查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白水门事件”之需求,国会又重新制定了《独立法律顾问授权法》,并于 6 月 30 日由克林顿签署生效。依据该法,肯尼斯·斯塔被任命为独立法律顾问。然而,因为斯塔在调查过程中极有争议的表现又导致该法于 1999 年失效。因此,现在被称为特别法律顾问(Special Counsel)的特别检察官产生的依据是司法部内部规范。理论上,该制度安排可能随时会因为司法部的决定而被废除。

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合宪性质疑

有关特别检察官的立法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总统及政府高官当然不喜欢这种针对自己的特别调查,里根政府就曾强烈批评特别检察官制度,称其是不必要的、不公平的、昂贵的。而最具杀伤力的是对其合宪性方面的质疑。

质疑一:特别检察官制度违反了美国宪法确定的三权分立及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因为依据宪法,包括刑事调查、起诉在内的执行权由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行使,特别检察官完全不受总统控制,损害了总统的行政管理权。对此,支持特别检察官制度的人则认为,由执法部门对自己的上司进行调查是很难保持公正的,也无法获得公众信任,诸如特别检察官这样的特殊制度安排也是为了真正实现宪法价值。

质疑二:特别检察官的任免违反宪法关于官员任命的规定。依据宪法规定,包括大使、最高法院法官、各部负责人在内的政府主要官员需经国会同意后由总统任命,而对于一些下属官员,国会可以授权由总统、法院或者部门负责人任命。质疑者认为特别检察官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其地位相当于主要官员,因此总统被剥夺任免权是违反宪法的。支持者则认为特别检察官的任命主要还是由司法部长提出动议,其地位与司法部长有明显区别,应当属于下属官员,因此国会立法由法院任命并不违宪。

特别检察官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部门利益冲突问题以及维护公众信任感。在美国,司法部负责人是总统任命的与其有政治关联的官员,同时也是总统最亲近的行政事务和竞选工作顾问,自然地,司法部长会尽量避免与总统直接对立。特别检察官制度就是想在现有体制下做一种特殊制度设计,使得调查仍然是在司法部名义下进行,但是又通过排除总统的直接任免权来保持调查人员的独立性。由于始终伴随着合宪性问题的质疑,相关立法几起几落,特别检察官一职目前处于无国会立法保障的境地,其工作成效甚至是存亡似乎只能依靠法律职业群体对公平、正义的坚守来维系。

6、虞 浔:立法协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载《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7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推动地区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这需要地方立法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做到政策导向和立法决策统一衔接,改革和法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协同工作,其中也包括地方立法工作。近年来,一些地方通过推动签订地方立法工作协议,加强地方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和具体立法项目协作,以及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沟通协调,探索建立立法工作信息交流、联合起草等模式,充分发挥了地方立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

立法工作协同是推动实现地方人大协同立法的重要途径。以长三角为例,从近年来的立法实践来看,区域立法工作协同主要包括立法规划计划协同工作、起草工作协同、立法工作推进协同、立法成果共享等方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立法规划或年度立法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注意相互吸收彼此意见、照顾彼此关切,使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满足区域协调发展需求,最大限度发挥立法资源和制度规范方面的协同推进优势。

在起草立法项目时,也应注重协同协调工作。一些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立法项目,可以采取联合起草、分别审议、协同推进方式,对涉及的难点、重点、焦点问题,进行联合攻关。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已经建立起立法成果和立法信息共享机制,并建立了实时共享的微信平台,下一步要注重拓展共享平台的形式和内容,及时分享各自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交流各自的立法工作情况和重要立法信息,讨论研究地方立法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相互提出有关地方立法的意见和建议。

地方政府在地方立法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立法协同项目的确定和起草修改,还是立法工作协同推进、立法成果共享,各环节都应注意吸收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引领与保障工作。

目前,长三角地区建立了地方人大立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确立了立法工作协同的基本制度框架,主动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在立法工作协同的具体实践之中。在此基础上,应当优先推动事关区域协调发展的地方性法规立法活动,将有关区域协调发展的立法项目作为立法计划重点,集中优势力量加快推进立法进程,同时积极推动各自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注意听取、考虑其他省市意见,使本地立法既符合本地实际,又相互借鉴,在事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款上尽可能协调一致。此外,还应加强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使区域内的相关地方性法规做到相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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