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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互联网纠纷案件集中审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作者: 编辑:  时间: 2019-01-31 09:57:26 字体:

【课题摘要】 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互联网经济的法治化水平,明确互联网行为的法律边界,提升我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国际话语权,是互联网时代提出的司法新需求。为及时、全面回应新时代提出的新需求,根据中央提出的“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互联网法院建设原则,结合最高院近期出台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文章对互联网纠纷审理理念、工作模式、机制建设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研讨。第一部分从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的背景出发,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司法工作面临的新需求,域外司法电子化的现状及目前我国法院互联网纠纷集中管辖的实践情况,重点对杭州互联网法院、深圳福田法院及上海长宁法院三个法院的互联网案件审判工作模式做了相关梳理,并就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第二部分对互联网审判庭的收案范围、诉讼规则和如何打造全流程一体化的诉讼服务平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重点明确了电子送达存在的主要问题、电子证据的司法认证难点以及在线庭审需要遵循的规则和目前的运作模式,并就长宁法院目前的互联网案件诉讼一体化平台建设情况以图文方式进行了深入的介绍。最后,文章第三部分在前两部分对实践现状、各类规则、平台建设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就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模式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和思考,以案件类型从“固定区域”管辖到“跨区域”管辖、互联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理、法院内外部数据共享、公共网络平台数据共享、建立算法模式下智能化的类案推送机制、构建精准化的案例检索系统等为目标,并就法院治理的全面更新、审判流程的深层再造和司法模式的区块链更新三大远期目标作出了相关的探索和阐述,以期为我国涉互联网案件审判提出建设性建议和积累实践经验。

【关键词】涉互联网案件  集中管辖  诉讼规则  诉讼服务平台

引言

推动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互联网经济的法治化水平,明确互联网行为的法律边界,提升我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国际话语权,是互联网时代提出的司法新需求。2018年年初,长宁法院成立上海首家互联审判判庭,集中受理涉互联网的的民商事案件,以“六个专”为工作目标,着力探索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长宁模式”。在前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根据中央提出的“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互联网法院建设原则,结合最高院近期出台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文着力对互联网纠纷审理理念、工作模式、机制建设进行了系统研讨。

第一部分 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的背景分析与实践探索

新的法律关系、行为模式和交易规则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司法诉讼面临着新的需求,网络传播方式更新的同时要求着更为及时和透明的司法公开。对此,在分析目前我国司法工作面临的新需求的基础上,可以借鉴美国、英国、德国的司法信息化工作相关经验,并以杭州互联网法院、深圳福田法院互联网和金融审判庭以及上海长宁互联网审判庭的工作模式为模板进行相关的分析以明确目前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和相关审判实践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司法工作面临的需求

(一)新经济运行模式对司法诉讼的新需求

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商业模式并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生活产的需要,商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根据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调查显示,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29.16万亿元,同时电子商务纠纷案件数量的急剧增多和类型不断更新,出现了涉及滴滴打车平台和P2P网络借贷相关的新的法律关系、“秒杀”、“团购”等新的行为模式,涉及商品售后服务、售后评价等交易规则,这些新的经济运行模式都对司法诉讼提出了新的需求。

1.新的法律关系需要司法进一步界定

近年来,依托滴滴、Uber等平台的网约车行业方兴未艾,就目前而言,围绕网约车出现的各种法律关系界定依旧模糊,交通运输部、工信部等7部委曾在16年出台了《网络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暂行办法》中规定“平台应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究竟构成劳动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或者是其他关系仍旧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学界和实务界对此也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即使司机与平台之间并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但网约车司机依靠平台撮合交易且不得随意取消订单,并且其接单数量和乘客评价会直接影响司机的工资报酬,平台与司机之间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此前北京海淀法院判决认为,网约车司机是在平台的指派下履行与乘客的客运合同,网络平台委托司机处理客运事务,网络平台承担承运人责任。但也有法院认为网约车平台与司机的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在顺风车项目下,网约车平台并不承担所有承运人责任。不仅如此,除了网约车,依托于“互联网+”产生的各类新型法律关系都需要司法进一步界定。

2.新的行为模式需要司法进一步规范

随着网络的发展,随时随地进行购物已经成为了生活常态,在淘宝、盒马生鲜、拼多多等网购APP推出了各类团购、聚划算、秒杀活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进行购物,这使得产生法律纠纷后,管辖地的确定变的困难,因为网络购物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地理位置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例如在旅行中的当事人通过手机进行网络购物产生矛盾,如果一味地适用传统义务履行方所在地法院拥有管辖权地原则,就可能使得管辖法院与网上的交易失去实质的联系,会给当事人的诉讼带来极大的不便。不仅如此,在网络环境的纠纷中当事人处于不同地区、甚至是不同国家,按照在一方当事人所在地起诉的传统模式,昂贵的诉讼成本会使得当事人望而却步,这就需要法院探索出一个新的诉讼机制,使得传统司法和现代信息技术充分结合,解决网络带来的诉讼问题,以实现便民、高效、精准的司法裁量。

3.新的交易规则需要司法进一步确定

以淘宝平台为例,其有专门的淘宝网规则页面,其中涉及淘宝的基础规则、实施细则、协议公示、协议声明、淘宝网食品行业标准、商品品质抽检等内容,这些规则将买卖双方置于一个新的交易环境之下,其与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方式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会产生诸如物流运输纠纷、邮费纠纷、虚假宣传等问题。其规则起草方并不是司法机构或国家政府,而是淘宝平台,那么纠纷一旦形成,淘宝平台作为纠纷处理的第一站,其难免在处理纠纷时既充当裁判员、又充当运动员,此外,淘宝的处理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也并不具有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但当事人对纠纷提出诉讼,那么证据的采纳、淘宝规则的地位都需要进一步确定。

(二)网络空间发展对司法诉讼的新需求

1.网络传播方式更新需要完善司法公开方式

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网络传播的全球性、开放性、交互性对司法的影响也是空前的,相对于传统的舆论影响审判来说,互联网环境下网络舆论对司法影响日益增大,这就要求法院重视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民众可以更为及时的获取法院审判内容、审判结果,甚至可以通过法院互联网平台对审判进行现场直播观看。审判公开可以提高司法效率、增强司法权威,一直是司法公开的核心,审判公开是国家的责任,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民主社会必备的要素之一。此外,法院职能、机构组成、办事流程、各类文件、法律法规等都应尽可能地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开,打造一种透明、高效、便民的机制,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方便群众的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建设。

2.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

互联网经济时代呈现出诸如产品的数据化、服务的数据化的特点,人类未来所有的日常生活行为、生产经营行为都将与互联网发生紧密的联系,互联网空间非法外之地,,网络空间也需要治理,互联网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需要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支撑。由于网络空间呈现出虚拟性、无界性,构建于传统工业化社会背景的司法诉讼已经无法满足网络空间治理的需要,这就要求构建司法新制度以满足网络空间治理的需要,一方面,要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涉网案件网上审判,以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符合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纠纷处理要求,大大提升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地建立起网络空间的秩序和规则,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以促进网络空间的依法治理和网络经济的发展。

3.网络强国战略实现需要提高司法能力建设

建立互联网法院的核心目标是实施强国战略,司法软实力是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美国的的网络法庭建设,英国《电子司法法》的颁布,还是英国的“在线法院”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抑或澳大利亚实施的电子档案计划,这些一方面表明其亦寄希望于通过科技信息技术来改变原本诉讼周期长、诉讼成本高的一系列诉讼弊端,另一方面显示着西方国家对网络司法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实践。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式,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网络空间在国际竞争战略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们一方面要加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保障互联网空间治理的有序性和科学性,维护我国互联网空间的主权和安全,强化我国网络空间智力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以促进我国网络强国战略的实现。

二、全球视野下的司法电子化与网络化发展现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司法公开、司法网络平台建设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就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电子化和网络化进行了系列的分析,以求对我国的法院网络平台建设提出建议。

(一)美国:网络法庭建设

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美国司法信息化的水平也名列前茅。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威廉玛丽法学院就开始尝试全程模拟法庭、利用高清晰度的同步视频会议系统、自动化法庭录音和纪录系统、电子归档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来进行网络庭审,目前大部分美国联邦法院都实施了完整的案件电子档案系统以方便诉讼文件的归档、保存和管理,并通过法院电子纪录公公访问系统使得社会公众可以获取法院信息,除了在司法审判中积极云中互联网技术之外,2002年密歇根州成立的网络法院更是标志着美国法院将互联网技术与诉讼全面融合。密歇根州网络法院对争议金额超过25000美元的公司或商业纠纷具有管辖权,这些纠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涉及信息技术、软件、网站开发等互联网技术纠纷、以及涉及股东权利义务、商业合同纠纷、商业保险政策等传统商业纠纷。 网络法院的审理并不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是否在网络法院进行案件审理应当由双方的合意达成,只要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向法庭提交电子诉状,法院便可以通过视频方式进行庭审,并将判决在网上公布。在网络法院判决之后当事人可以按照普通程序上诉至上级法院。

(二)英国:“在线法院”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在英国,在线法院将司法与互联网互相融合,法院力图能够建设出基于司法公正基础之上的高效便捷、节省成本的在线法院。从一开始,在线法院就秉承着三大设计理念,第一,在线法院应当确保当事人以更加合理的诉讼成本实现正义;第二,在线法院应当秉承全新的法院建制,单独制定在线法院诉讼规则;第三,在线法院应当按照分阶段、分步骤的操作理念以及先行先试、逐步推行试点的方案进行。英国的在线法院对低于25000英镑拥有债权请求权的案件具有管辖权,这也就意味着损害赔偿类案件会被排除在外,例如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并不在在线法院管辖范围之内,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房屋所有权索赔也不能受在线法院管辖。总的来说,英国在线法院确定了一个在线法院对25000英镑以内债权请求权具有管辖权,但排除房屋、非医疗技术过失、知识产权案件的具体管辖范围。

在在线法院的基本程序设置上,所有案件均会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案件分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当事人可以在线上进行简短交流,让法院查明当事人之间是否确实在争议和纠纷,对于确实存在纠纷和争议的案件则会通过电子辅助程序进行分流,例如难度较大的案件会分流由法官审理。第二阶段是调解阶段,调解阶段即在案件分流的基础上,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对案件进行调解。第三阶段是在线法院基本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裁判阶段。如果纠纷调停之后仍未解决,则将由法通过网络视频、电话听审等方式进行案件审理并判决。

(三)德国:电子司法改革与司法电子化

德国的电子司法改革主要从法律联络电子化、庭审方式电子化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法律联络电子化,法律联络可以分为外部联络、内部管理两个方面展开,外部联络指为注册律师、公证员、公务机关设立专门的电子邮箱,并有逐步扩大这些人员或机关与法院之间进行电子交往的范围,内部管理即将诉讼案卷以电子文件的方式进行保存,电子文档通过安全途经递交的,应当记录在案。以电子方式保存案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便于法官远程调取案卷、便于诉讼参与人动态查阅案卷遗迹便于公众及时获取程序相关信息,因此要格外注意信息安全与信息保护。庭审方式的电子化主要表现在视频技术的应用上。电子司法在实现促进诉讼效率与节约诉讼成本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通过采用电子信息与储存技术及借助软件与数据库的辅助支持,可以减少管理错误,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和加快诉讼进程;另一方面,电子司法所带来的无纸化办公亦可节省司法开支和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

三、全国法院网络纠纷集中管辖的探索实践情况

(一)目前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主要模式

1.杭州互联网法院工作运行模式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通知》,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杭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的下列涉互联网案件: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款等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格权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涉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线上纠纷线上解决,杭州互联网法院依托智能立案系统、智慧庭审系统、裁判辅助系统、电子签章系统、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起诉、调解、立案、举证、质证、庭审、宣判、送达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司法程序实现了由“线下人工”向“线上智能”的转变。

     在打造在线调解平台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引入各类调解组织,突破传统规则限制,开创性地增设前置调解程序,建构“漏斗”式的涉网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在线化平台,身份信息线上认证、庭审语音自动转换、诉讼行为全程留痕,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诉讼全部过程。互联网法院将建立完善的大数据中心和一体化线上纠纷解决平台,推动与相关部门数据的互联互通、构建网络技术全要素、全业务、全流程融合应用的系统化应用体系,实现对涉网风险的有效预警和纠纷的及时解决,构建多方参与的网络治理协作机制,加强网络安全工作、确保数据信息安全。

2.深圳福田法院互联网和金融审判庭运行模式

针对原有互联网和金融案件分散在不同的审判庭,容易造成审判不专业、裁判标准不一的问题。福田法院将“互联网+金融”纠纷的民商事、刑事案件“二审合一”,统一由互联网和金融审判庭审理。福田法院互联网和金融审判庭配备有3个审判团队,其中2个速裁团队和1个普通团队,共9名法官。普通团队的3名法官将同时审理互联网金融民商事、刑事案件,实行二审合一。福田法院互联网和金融审判庭突出加强涉互联网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审理范围包括一方当事人为电商平台的买卖合同纠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知识产权案件除外)、涉第三方支付的纠纷、涉网络借贷平台(P2P)的网络借贷纠纷、涉金融和互联网犯罪的刑事案件等共14类案件。
    福田法院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审判流程再造,建立以“融·智·慧”三大平台为支撑的全流程信息化智能审判模式。去年,该院已开发建设了信息化智能办案平台——“巨鲸”智平台,以信用卡纠纷、小额金融贷款纠纷案件为切入点,在全国率先初步实现了金融类案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在线办理,在创新司法审判体系和司法服务体系方面取得飞跃式的突破。 “融平台”已经上线运行,建立了信息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慧平台”则将司法辅助事务、审判资源进行集约化、信息化管理。下一步,该院将对三大平台进行整合并行,打通内外网无线连接,实现诉讼、执行全流程网上办案,审判管理、司法辅助事务全流程平台办理。

3.上海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工作运行模式

2018年年初,上海首家互联网审判庭在长宁法院成立,集中受理涉互联网的的民商事案件,法庭集中受理案件的案由涉及网络服务合同、网络购物合同、借款合同、旅游合同、 网络侵权纠纷等。长宁互联网法庭正在探索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长宁模式”,以互联网审判庭为依托,提出“六个专”的工作目标,暨“成立一个专门审判庭、打造一支专业审判队伍、开发一个专属在线平台、整合一套专门诉讼规则、推出一批精专案例、编辑一本专著。”着力形成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长宁模式”,全面推进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

随着辖区“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聚集效应的不断显现,长宁互联网审判庭首例的涉互联网纠纷年受理案件已经达1500余件,长宁互联网审判庭着力探索立案、送达、庭前证据交换、调解、庭审以及文书制作等全程在线模式,以“数据流”代替“文件流”,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少跑路”,建立“纠纷产生在网上、纠纷化解在网上”的诉讼新模式,启动互联网纠纷专用诉讼服务平台的设计开发,推动法律与科技的深度融合,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实现审判工作全程留痕,提升司法公开透明度。同时,结合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改革示范法院工作,积极推进小额诉讼程序、简易审理程序、集中审理方式、要素式审理方法与互联网纠纷审理机制的对接,切实推动互联网纠纷案件的集约、高效、低成本审理。不仅如此,长宁法院还发挥集中审理的优势,在鲜活的审判实践中,选择新类型、疑难复杂案件造精品,推典型,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引导功能,通过个案依法处理,来确立是否对错标准,划清行为底线,稳定社会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

(二)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面临的主要问题

1.涉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的理论基础有待深入探讨

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无边界性等特点,涉网案件中传统的地域管辖规则面临巨大挑战,部分确定管辖的因素被弱化,受诉法院的选择已非当事人进行诉讼的重要考量,涉网案件中传统的地域管辖规则受到根本冲击。传统的管辖原则在网络虚拟性的背景下已经无法满足当事人诉讼的需要,并且由于互联网案件的专业性,设立互联网法院是应有之意,在管辖方面,随着互联网专门法院建设的深化,其受案范围应采取先统一规定一般管辖范围,再逐一排除不适宜由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的方法, 此外,对于当事人约定涉网案件由传统实体法院管辖的,传统法院是否应当依法受理或再移交与互联网法院也是需要明确的问题之一。

2.诉讼服务平台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和标准设置有待深入讨论

各个法院在发展互联网审判业务的背景下,开辟了各类诉讼服务平台,不乏使用区块链技术、证据的云端储存技术等,但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平台建设标准,除了较为常见的庭审网络直播和案件信息查询之外,当事人利用诉讼服务平台可以进行诉讼活动的内容还非常有限,如何打造一个便捷的服务平台,使得当事人可以顺利地通过诉讼服务平台进行完整的案件诉讼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缺乏统一的平台设置标准,使得不同地区的法院对网上审判需要的文件和信息各不相同,并不利于当事人进行高效率的诉讼活动,而这一标准究竟如何设置也是后续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在互联网审判较为成熟的阶段,通过大数据发展“同案预测”,鼓励诉前调解,利用平台收集的各类数据引导当事人正确的评估案件走向,帮助当事人理性、效率维权。

3.诉讼流程再造过程中的规则确立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在互联网法院环境下, 许多原有的诉讼程序有所变化, 如诉讼文书的网络送达与交换,电子案卷的建立、格式转换及其与纸质案卷的误差与协调,证据的提出及审查方式、证明责任,证据采信规则等都不同于现在传统法庭操作,因此就需要优化现有的起诉、 受理、 审理、 举证、送达等程序,以适应互联网法院 审判的需要。网络审判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诉讼流程,只是通过信息技术进行线上处理,因此,诉讼中必要的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环节在原则上应当和线下庭审保持一致,但网络审判中如何进行诉讼参与人的身份认证、诉讼参与人的信息安全保障等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和传统的诉讼方式存在冲突,以传统的审判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会出现立案难、取证难、开庭难得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诉讼流程再造过程中,如何在实现“网上案件网上办理”的基本要求上,突破线上线下无界化的发展态势以使得审判资源最高程度的集约,审判效率最大程度的提高。

二、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模式运行情况的实证分析

确定互联网审判庭收案范围是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的前提,可在相应的识别规则的基础上,明确主要案件类型以划定科学的受案范围,诉讼规则作为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的运行基础,重点关注身份核查、电子送达电子证据、在线庭审四个方面。此外,打造全流程一体化的诉讼服务平台作为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的保障,应明确电子送达存在的主要问题、电子证据的司法认证难点以及在线庭审需要遵循的规则和目前的运作模式

源头识别:明确互联网审判庭收案范围

(一)识别规则设定

1.“涉网案件”的判断标准

“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和产品已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层面,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民商事纠纷,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互联网色彩”,如果将所有“涉互联网”案件都交由互联网法院或者互联网审判庭审理,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根据最高院2018年9月6日颁布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来看,互联网法院应当集中受理互联网特性突出、适宜在线审理的纠纷。这类纠纷主要依托互联网发生,证据也主要产生和储存于互联网,适合在线审理,也有利于确立依法治网规则。换言之,判断是否属于互联网审判庭收案范围的标准,主要是看涉案的主要法律行为是否是在互联网上发生,主要证据是否通过互联网产生,既要凸显互联网案件的网络特性,也要具备在线审理的可能性。

2.“涉网案件”的集中管辖

从现有互联网法院的运行模式来看,其收案范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集中管辖的雏形,主要针对特定案件类型来确定管辖范围。同时,《规定》还授权互联网法院管辖“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实践中,互联网法院对应的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只能对符合《规定》要求的具体案件进行指定管辖,对类型化案件的指定管辖权、对管辖范围的调整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此外,考虑到便利当事人诉讼的原则,《规定》第三条明确当事人可以在特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范围内,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当事人协议约定由互联网法院管辖,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实际联系地点原则”,即相关互联网法院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连接点。

就长宁互联网审判庭运行实际来看,目前对于集中管辖暂且表现在本院具有管辖权的案件内部,并不能突破现有基层法院的收案范围和地域管辖的法律规定,但是已经实现了本院内部符合“涉网案件”要求的案件均统一交由互联网审判庭审理。

(二)主要案件类型

《规定》现已明确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并非所有互联网案件,而是强调相对集中化的“特定类型”,主要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相较于互联网法院相对全面的收案范围,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因现有法律规定和审判资源限制,目前主要集中在:

1.网络购物合同纠纷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涉网案件”,主要发生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使用者之间,交易全程在线、相对固定、整体留痕,当事人分布区域较广,也具备在线审理的客观基础。

2.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规定》将网络服务合同界定为“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服务合同,并且进一步解释为两种:一是提供互联网服务器、存储空间、网站网页、软件、系统等设计、利用、租用、维护、管理等平台应用服务;二是提供网络社交、网络音视频、网络资讯、网络游戏、网络支付、网络居间等互联网内容或产品服务。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目前受理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主要也集中在上述两类。

3.网络侵权纠纷

由于长宁法院并不受理涉知识产权类案件,因此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受理的网络侵权纠纷案件主要集中在通过互联网实施的侵权纠纷,主要集中在名誉权纠纷和肖像权纠纷。与《规定》中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具有明显不同。

4.网络借贷纠纷

虽然《规定》中将涉网络的借款纠纷主要限定在特指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订立的借款合同,并不包含P2P网络借贷平台,但是长宁互联网审判庭审理的涉网络的借款案件主要仍集中在以P2P网络借贷平台为主的网络借贷纠纷案件。

运行基础:探索互联网案件诉讼规则

身份核查

1.互联网案件身份核查的现实障碍

传统诉讼中,诉讼参与人身处时间、空间的同一性以及当事人对整个诉讼过程的“亲历性”,使得人民法院可以在各个诉讼环节中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严密的审查。而互联网法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远程方式完成诉讼到审判的各个环节。诉讼参与人的该种“非亲历性”特征,特别是网络昵称、虚拟用户名等的存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诉讼参与人身份真实性的风险。如何确保网络彼端的诉讼参与人系真实、适格的案件当事人,是互联网法院设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互联网案件身份核查的技术依托

一是通过可信第三方机构进行身份验证。现下,一些自媒体平台、第三方交易平台等均相继要求用户进行实名认证,如新浪微博、支付宝、微信、中国移动等,这些平台用户量庞大,其已拥有大量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个人征信系统的逐步建立完善,建立实名制将成为大势所趋,要求实名认证的平台也将日益增多。法院网上诉讼系统可在对这些平台进行审查通过后,将这些平台确认为可信第三方机构,并纳入对接合作系统,这样可直接利用现有资源,节省了司法资源和成本。

二是通过与国家公权力机关数据对接进行身份验证。与线下诉讼一致,当事人在线诉讼也须在系统中提交相应的身份信息。典型如自然人身份证及企业营业执照。法院须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建立数据对接,在当事人提交相应主体证明材料后,通过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披露的信息进行核对,确认当事人的身份。对于自然人,应上传在有效期内的自然人身份证正反面以及近期证件照片,对于企业,应上传经营期限内的营业执照公司盖章确认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立案法官通过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对接,通过比对决定是否通过审查。

当然,以上身份审查方式并非单个、孤立的,为确保当事人身份信息的真实性,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这些方式可以结合使用。如,当事人通过可信第三方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后,仍需通过输入互联网网上诉讼系统发送的身份验证码进行身份识别,同时应上传相应身份证明材料,法院经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数据对接进行核对无误后,方可通过身份审查。

3.互联网案件身份核查的制度需求

从法律层面允许人民法院通过法院网络诉讼系统对利用网络法院诉讼平台的当事人的信息进行审核,是互联网法院开展各项诉讼活动的前提。《规定》明确可以通过证件证照比对、生物特征识别或者国家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等在线方式认证。此外,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以便于身份审查更为便捷和准确。

一是完善网络实名制。如前所述,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网民日渐壮大的情况下,网络实名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日益显现。鉴于互联网经济尚未处于成熟阶段,网络实名制无法一蹴而就。对此,需要从国家顶层设计层面逐步铺开网络实名制,可从东部沿海等互联网相对发达的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开,从大型电子商务企业向中小型企业推开的方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在时机适当成熟的时候,通过法律法规确立网络实名制。

二是加强与其他单位、部门的数据联动。以法院一家之力完成当事人身份审查耗时耗力,且准确性不高。通过法院与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纠纷发生平台等的数据库进行对接,才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身份验证的准确率和效率。从法律角度而言,协助人民法院就纠纷相关事实和信息进行调查、取证本就是其他机关和单位的法律义务。因此,法院与其他单位部门的数据联动,是实现互联网案件在线审理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是规制身份验证信息的保管和使用。通过电子方式验证当事人身份信息,系人民法院审查电子身份验证信息的“表象”所得出的身份认证结论,存在一定的风险。当当事人的身份验证信息因管理不善丢失、被盗用、冒用等时,人民法院所审查确认的主体可能与真实主体不具备同一性。对此,须从制度层面加以规制。首先,应提请当事人注意该信息的重要性,要求其妥善保存身份验证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告知他人或加以泄露,在发现丢失或其他可能被他人冒用、盗用等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人民法院,以便法院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其次,对于因当事人管理不善或其他主观过错、过失等原因造成信息丢失或被他人冒用、盗用的,出于诉讼稳定性的考量,该当事人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若当事人已经尽到普通人应尽的注意义务,但系因不可抗力或黑客等普通人能力范围内无法控制的原因造成信息丢失或被冒用、盗用的,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后可依职权停止使用网上诉讼系统或在信息进行更正后重新使用网上诉讼系统,但当事人在发现信息被冒用、盗用时亦应及时通知人民法院。

四是加强身份信息的保护力度。随着案件量的增加以及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对接,法院将保存有大量的公民身份信息。对于这些信息,除通过更强的技术手段进行保存外,从制度层面,对于盗用、冒用他人信息进行诉讼活动或其他活动,对公民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后果严重的,还需承担刑事责任。

通过当事人身份信息审查,一方面,可以控制非适格原告起诉或当事人反复起诉等滥诉问题,并对滥诉行为加以法律制裁和惩戒;另一方面,可通过对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审查,建立诉讼案件当事人的信息库,并利用大数据,对各类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分布地域、年龄、纠纷类型、标的等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纠纷产生的规律或根源,并有针对性地向相关管理部门、行业组织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达到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进而实现“以网治网”的良性循环。

电子送达

1.电子送达相关概述

电子送达,是指司法机关(这里特指法院) 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向受送达人送达诉讼文书。我国电子送达制度的发展,可谓是司法实践走在立法规制的前端。2003 年最高院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条款中有规定,法院可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易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及证人。电子送达方式初露端倪。2012 年《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电子送达方式以正式立法的形式将予以确立。2015年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电子送达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作为送达媒介。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但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人民法院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受送达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该解释对有关电子送达媒介和送达日期、电子送达方式和地址确认作了规定。2017年8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主动探索电子送达及送达凭证保全的有效方式、方法,并对传真、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具体送达方式及回证作了规定。

电子送达尤其是针对被告的电子送达适用比例很低。被告在接到网上诉讼平台通知后,往往不愿意主动关联案件或确认送达以积极应诉,致使网上其他程序无法流转下去,一来耽误案件处理时间,二来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督促当事人关联确认案件。杭州铁路运输法院集中杭州地区涉网纠纷管辖后,在网上诉讼平台已立案的1098件案件中,被告关联确认的为291件,约占26.5%,严重影响了审判在线化进行。  2. 电子送达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以受送达人同意为要件,被告具备电子接收能力但消极应诉,线上送达难以推动。其次,受送达人电子地址发现调取难,电子送达地址散布于网站、运营商各种数据库中,调取困难。再次,电子送达地址有效性判断难。通常电子地址多个,常用的不多。第四,电子送达回证反馈难。受送达人不愿意签名,电子签名也不便。第五,电子送达范围太窄。所有裁判文书均不能在线送达。

3.电子送达中“同意”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规定》中也指出此处的“同意”应当是明示同意。但是,考虑到涉网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认为涉网案件简易程序具备径行电子送达的可行性。理由如下:

一是涉网案件类型具有特殊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受送达人同意作为电子送达的主观要件,主要原因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人们掌握的资源和技术有较大差异。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或贫困落后地区,当事人可能并不熟悉电子信息设备,也不知如何操作。涉网案件本身法律关系发生在互联网上,当事人一般具有电子送达接受能力和习惯,懂得互联网电子技术并在互联网从事民事活动的人才有较大的概率成为案件当事人。故涉网案件当事人通常情况下并非民事诉讼法所考虑的不熟悉电子信息设备的人。

二是现有技术可以反馈证明受送达人能否收悉。民事诉讼法将确认收悉作为要件之一。电子送达进入的系统,技术上可以证明媒介系统已经接收且该系统处于其经常使用的状态,比如旺旺,可以显示被告旺旺处于离线还是登记状态,也能显示送达信息是否被当事人所阅读。电子邮箱也能设置是否显示对方已阅的提示。涉网案件完全可以由送达人员在线上即确认是否收悉。

三是现行法律已经在简易程序中规定可以直接适用电子送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双方当事人、证人。上述简便方式并没有要求经过被告的同意。

四是国际上亦有不经同意直接电子送达的案例。为应对电子化趋势,发达国家在电子送达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美国1980年的新英格兰商人案是首个许可通过电子方式送达诉讼书状的联邦法院裁决。1996年4月11日, 英国伦敦皇室王座分庭纽曼法官允许原告律师以电邮的方式向法院管辖区内的当事人送达司法命令。

4.电子送达地址的认定

涉网商事案件中,电子送达地址可来源于约定,也可来源于当事人实际使用的电子送达地址。在未约定情况下,需要分析电子送达地址的有效性。

首先,对于签订了合同的涉网案件,查看是否在合同中约定了在司法送达中适用的电子送达地址。涉网案件当事人往往拥有多个电子送达地址,但并非所有地址处于其经常使用范围。通过合同方式约定可以提升其在后续送达中知悉的可能性,也能防范因送达难引起的债权回收周期延长的风险。

其次,如果没有约定,司法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为了诉讼效率原则,可以去挖掘当事人的电子送达方式。电子送达地址使用频率不同,不同的媒介掌握不同的电子送达地址。数据的共享开放是互联网司法运作的重要前提。通信媒介、数据平台的互联互通是做好电子送达的基础。加强办案系统与移动、联通、电信等通讯运营商对接,调取实名认证的手机号码。加强办案系统与支付宝、旺旺、腾讯等平台对接调取其实名认证帐户中填写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旺旺号、微信号等信息。

再次,电子送达地址的有效性分析。涉网当事人电子送达地址往往有多个,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如果调取的电子送达地址当事人并不登录使用,或者其电子账户长期闲置未用,由于受送达人不大有机会实际阅读该材料,就不大可能提出答辩或异议,向上述电子送达地址的送达也就失去效力。参照线下送达的情形,送达人在受送达人不在现场送达时亦需询问调查该线下地址是否为被送达人常住的地址。判断电子送达地址是否为当事人经常使用就需要对地址的有效性如使用频率、可注意到的程度等作出分析并推送给送达人员。

最后,送达回证的固定。如果可以通过相关证据证明受送达人确实已收到,该种电子送达方式即产生效力。送达有各种手段,其目的均为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能够确认其收到的,即为有效送达。及时准确获取载有送达时间、送达地址、送达页面的送达回证是送达的必备环节。从可视化效果来看,旺旺、微信、QQ直观可现,手机短信、电子邮箱次之。

5.电子送达方式的拓展

一是多种电子方式同时送达。涉网案件当事人的电子地址往往多个。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旺旺、微信等多种方式中选择受送达人常用的几种组合进地送达,可以保障当事人更早知悉案情,为案件作更充分的准备。电子送达成本较低,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多种方式的联通与提示更能体现程序保障的真意:既要考虑法院的方便, 也要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与感受。

二是诉前约定电子送达地址。诉前约定电子送达地址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可以防范诉讼风险,提升商业诚信及效率。通过诉前约定电子送达地址也可以提醒受送达人谨慎管理其电子送达地址,避免失联造成的风险。有句法彦说:“法律不保护懒惰的人”。当事人变更电子送达地址的,应主动向合同利害关系人履行告知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三是扩大电子送达的文书范围。民诉法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排除在电子送达的文书范围之外。对此,在当事人明示同意,在保障裁判文书完整性、安全性、权威性、可识别、易打印的情况下,可以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撤诉等裁定书纳入电子送达的范围做起稳步推进。

(三)电子证据

1.电子证据的司法认定难点

法律上的规定,并不能缓解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与学理争论中的尴尬。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己提取的电子数据往往无法让法官认可其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性;而现实中,数据制作、生成的计算机往往与数据复制的计算机难以同一,种种原因造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电子数据升格为符合“三性”要求的电子证据的现实“鸿沟”。

一是电子数据固有的矛盾性决定了其较难满足证据的“三性”。电子数据具有精密性和“非精密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电子证据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无限次地被复制粘贴,并且基本上不存在失真的可能,较之传统证据有明显优势;但同时,电子证据的生成、储存以及可修改的特性使得电子证据能够轻易被人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篡改,导致证明力不足。这一双重属性是电子证据被质疑缺乏“三性”尤其是真实性的根本原因。

二是无形的电子证据受到有形载体的“多存在性”的限制。电子数据的存在本身是无形的,但它的输入、存储和输出又都必须依赖于电子介质,同一份电子数据既可以在数据发布者的电脑存储器上存在,也可以在互联网服务提供者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的缓存媒介、收受方的电脑存储器或者其他外接存储媒介(如移动硬盘、磁带、胶卷、光盘、手机、MP3和U盘等)上存在,因此对不同主体提供的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较难掌控。

三是对电子证据的提取、制作、使用主体有特殊的要求。应当由具有公信力的主体在数据生成的原始服务器上提取电子数据,使其以一种物质形式表达,并更好地得以展现和保存,否则,很难让法官信服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同时,在互联网时代,电子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还表现为是否能达到“同一性”。比如,某一账户的登录信息显示其所有人在某设备上登录过该账户,但实际上,所有人并未在该时点登录过,而是由他人在登录使用。因此,还需要在审理中对账号使用人和所有人的同一性进行判断。

2.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设定

除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电子数据有概念式的规范以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厘清了原件和复印件的基本关系,明确了自认和公证的方式,而《电子签名法》及“两高一部”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电子证据的收集、提取、审查、认证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上述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指针,但仍有以下重要问题尚待进一步明确:

1)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一是遵循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民法原则,原告是网络电子证据最重要的举证主体,负有举证主要责任。首先,原告要证明自己是权利人或者是被侵害的对象,也就是要证明原告是网络活动中的行为主体之一,这涉及原告的身份确认和网络购物、金融等电子契约原件的获取。其次,原告要提供侵权事实的书证、物证或者视听资料等证据,即原告要提供能够证明侵权行为的一系列书证、物证和数据电文,并且要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随时获取性。第三,为了印证上述证据,原告应当申请法院对涉及相关的侵权记载的网络服务器和终端进行保全或者调查取证,以进一步确认侵权事实相关的数据电文存在的惟一性与排他性。

二是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如电商平台、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原告时,当然负有主要举证责任,但当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作为活动第三方的时候(如提供居间服务)是否应该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原告是网络电子证据最重要的举证主体,在其举证过程中要提供能够证明网络侵权行为的数据电文,并且要保证其完整性、真实性和可随时获取性。可是在网络信息的交互过程中,绝大多数能够证明活动过程控制要素的数据电文是归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所有和保存的,原告只拥有证明其作为服务契约主体身份的证明,而无法独立提供证明侵权行为和被损害程度的有效证明。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根据与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约定,向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索取;合同没有约定的,原告需要通过向法院申请,由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提供。因此,当网络交易服务提供者作为网络活动第三方的时候,负有间接的辅助举证责任。如我国于2006年3月1日起颁行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款也规定:要求银行采取必要技术手段“能够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现场检查的要求,在出现法律纠纷时,能够满足中国司法机构调查取证的要求。”

三是根据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举证责任是法定义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网站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违法信息的,应当记录提供的信息内容、发布时间、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并立即停止传输且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用户账号、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主叫电话号码等信息;当一方确有证据证明被侵权,并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请求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义务向权利人提供侵权行为人在网络上的注册资料,如果对用户的身份、信息内容、上网时间、互联网地址或域名及其他注册资料进行的登记或备案资料不全或者丢失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真实性问题

我国于2004年逐步建立起电子证据鉴定中心,不断拓展电子证据真实性的鉴定方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和《民诉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经过法定公证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证明力大于一般书证;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试听资料和证人证言。”然而,由于中国公证发展水平并不均衡,电子证据的公证结果经常遭到当事人质疑。

为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提升公证机关的公信力,确保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目前,一种新型的电子证据实时保存服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电子证据实时保存服务的突出特点有:(1)数据生成和创建同步实施“完整性备份”。换言之,数据在生成与创建时就解决证据固化和保存。(2)电子证据同步保存云端,且具有高级别的传输技术以确保电子证据不被篡改或丢失。(3)建立专用独立的公证取证通道,公证机关可以进入数据库后台调取已备份的电子证据,并以公证书的形式对此取证过程和电子证据内容进行直观呈现和形式固定。该服务将较好地解决电子数据存放、提取的真实性问题。

3)认证规则问题

一是有完全证明力的电子证据规则。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当事人一方对于对方当事人提出的电子证据虽然有异议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给予反驳的现象,法院应当直接认定该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和其他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规则相比,该规则的可靠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最高的。

二是最佳电子证据规则。即在司法实践如果当事人一方对于同一案件提供的电子证据是相反的,并且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个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两种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大小,然后将证明力较大的电子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三是补强电子证据规则。即当事人一方提供的电子证据真实性、完整性、关联性程度不高,需要借助其它证据来确定该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三)在线庭审

1.对传统庭审规则的挑战

就当事人层面,主要会出现不能准时进入庭审画面、庭审环境过于随意不符合庭审要求、进出庭审画面较难控制、容易出现破坏庭审纪律的不文明举动等问题。从目前的庭审情况看,没有经过法律职业训练的当事人普遍在视频庭审中更为放松,甚至有的可以用自由散漫来形容。

就法官层面,则易出现庭审驾驭能力出现下滑、庭审纪律出现松懈等问题。

2. 原因分析

1)网上庭审纪律缺乏制度约束。现有的庭审规范、庭审规则、庭审纪律等体现庭审规范性的文件均指向传统庭审,诉讼法也赋予法官对违反法庭规则的相关人员可以采取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等惩罚措施。但这些规则没有考虑到网上庭审的实际需要。且惩罚力度有限,对网上庭审的当事人起不到现实威慑作用,难以彰显法庭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对于201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法释〔2016〕7号)》(以下简称《法庭规则》),网上庭审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无法对照执行或者没有破解之道,例如庭审地点是当事人自由选择,当事人所处的地点是否属于法庭?当事人选择的庭审地点背景嘈杂是否属于违反法庭纪律?当事人庭审中关闭庭审画面或者较长时间离开庭审画面是否属于退出法庭?旁听人员如何规范等。网上庭审活动急需一部专门的庭审规则来加以规范。

2)法庭剧场效应丧失。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庭审理经历了从“广场化”到“剧场化”的变迁。但无论是广场还是剧场,都能够使身处在内的所有庭审参与人员都能够感受到审判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在网上庭审中,法庭的“剧场效应”难以形成,法庭审判的威严感和神圣感明显下降。当事人置身于可自我支配的空间内,法庭原本可以传导出的现实行为约束力消失,自我约束能力较低的当事人违反庭审纪律的概率大大增加。

3)网上庭审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法院、互联网审判庭目前审理的都多为新类型案件,需要法官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同时,与传统庭审相比,网上庭审对证据的展示、认定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法官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审判经验以及与时俱进的审判理念和超强的知识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证据造假等不当行为。再则,网上庭审中原本鲜活的当事人由一屋子机器设备取代,法官不仅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更需要独立操作庭审系统,灵活应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违反庭审纪律的行为,这对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3.在线庭审规则的设置

1)庭审旁听规则。线上庭审活动应当充分接受监督,确保审判人员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线上庭审旁听问题有不同的思路可供探索:第一,线下法庭设有旁听席,线上庭审也可设置类似端口,限定旁听人数。案外人希望旁听可向法院申请,获得庭审邀请码,通过邀请码进入庭审。旁听人的界面需进行静音设置,无法发出声音干扰庭审,但必须配备摄像头,庭审法官可以清晰看到旁听人员的状态,保证其配合法庭审理。第二,在线庭审是为当事人提供便利而设置的,并非旁听人员,若对案件无关联人员开放视频庭审,难以管理旁听人擅自录音、录像、拍照等传播庭审活动的行为,容易出现庭审娱乐化的现象,将给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会减损司法威严。因此,不应对旁听人开放参与视频庭审的窗口,而应到法庭现场参与庭审。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适用《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上述两种方式虽路径不同,却也可结合使用。对于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法治宣传教育意义强的案件,可采用线上旁听的方式,有利于社会了解案件进展,宣传司法,普及法律知识,这种做法与当前的线下庭审现场直播并无不同。但如果所有案件都采用此种方式,则容易减损司法威严,也可能导致片面化、碎片化的信息误导舆论,干扰审判。因此大部分案件可采用第二种方式。此外,证人、鉴定人须通过身份证号码分配临时用户名和密码,经法官确认方可上线进入庭审,避免证人、鉴定人的旁听。

2)庭审记录规则。由于当前语音识别技术已经较为普遍,普通话标准的情况下语音识别率在95%左右,故可采用录音录像中的语音识别功能制作庭审笔录,书记员在庭审现场及时修改语音识别错误之处,此种方式将最大程度还原庭审现场,既保证了庭审的公平公正,也有利于法官后续研究案情,撰写裁判文书。目前在线签名技术相对成熟,当事人可通过在线签署确认庭审笔录。

3)当事人不到庭和中途退庭规则。为防止当事人恶意不到庭,恶意中途退出庭审,影响庭审正常有序进行,却又编造诸如断电、设备故障等借口,造成法官难以识别其恶意的情况,双方当事人应在庭审前签订保证书,明确自愿使用互联网参加庭审,并对自己的设备和网络环境作出保证,出现不按时到庭和未阐明理由退出庭审的情况,由其自己承担不利后果。若当事人网络环境和设备较差,法院可建议不使用互联网参与庭审。为保证当事人知悉规则,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线庭审开庭时法官应向原被告宣读上述规则,并向当事人双方确认知悉规则。但上述要求过于严苛,现实中确有可能出现断电、设备故障等非主观原因致使庭审无法进行的情况,基于此,可设置紧急通知规则,通过法院紧急电话、在线对话窗口留言等方式及时通知法庭,法庭应记录在案,并另行安排庭审时间,若超出合理时间则承担不利后果。互联网诉讼的线上平台应在显著位置展示法院紧急电话,设置醒目在线对话窗口,方便当事人查看和使用。

4.在线庭审的运作模式

 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的在线庭审主要通过远程庭审系统,采用交互视频的方式进行,对视频画面全程录音录像,当事人可以通过远程视频连线的方式,陈述诉辩称,并通过在线演示功能展示证据,书记员在线同步制作庭审笔录,并在庭审后由当事人在线阅看。在线庭审自2018年3月上线运行以来,先后出台了《在线庭审当事人操作指南》、《在线庭审告知书》、《在线庭审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确保在线庭审活动的严肃性、公正性和高效性。

在庭前准备方面,为确保当事人能够熟练操作在线庭审软件,制定了简明易懂的操作手册,从软件下载安装、登录注册到功能模块、操作方法,都按步骤进行了图文并茂的表述,获得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

在确保在线庭审纪律方面,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率先在传统庭审纪律的基础上,针对在线审理的特点,制定了统一、规范的在线庭审的庭审纪律,告知参与在线庭审的当事人如非因技术、设备等客观原因而影响在线庭审正常进行的需要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并且对于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明确在线庭审的录音录像可以作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相关证据。

平台建设:打造全流程一体化诉讼服务平台

现有诉讼平台的主要功能及不足

1.上海法院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

上海法院现于2014年建立了12368服务热线。12368服务热线,是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全国法院系统通用的司法信息公益服务号码,既为社会公众提供诉讼常识、上海各级法院概况等静态信息,也为诉讼参与人提供动态的案件查询、咨询、投诉、转接等服务。

“12368”诉讼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是借助网络、短信、微信、电话等多种通讯工具,为上海市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案件查询、法律咨询服务,接受上海市民的投诉、举报、建议等。平台及时跟踪办理,为涉案当事人提供更为详实的案件进展情况反馈。同时利用服务平台数据了解公众司法关注点,分析司法工作有待改进的方面,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改进。服务平台与上海法院内网实现数据交互,热线服务数据转入内网后进行再管理并接和二次利用与分析。

系统模块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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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现有诉讼平台的功能及不足

长宁法院使用由上海高院统一建设的司法公开服务平台,其中律师服务平台、当事人服务平台、12368诉讼服务平台、公众服务平台以及诉讼服务中的中介机构服务平台都属于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平台项目,服务对象包括律师、当事人、中介机构、企事业单位等。项目目前存在问题:

因服务对象、功能比较多,目前平台功能划分方式对用户使用来说不方便,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简洁的网上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对当事人、企事业单位没有启用用户注册制,不能很好的与用户进行互动,提高服务质量。同时,目前网上立案仅对律师实现了部分案件信息的提交,不支持当事人的直接网上操作;同时,信息提交后没有直接进行立案审查及立案操作,没有建立完整的网上审判办理流程,需要增加网上调解、网上开庭等功能。

同时,按最高院法院五年规划的要求,需要完成诉讼服务全覆盖,网上诉讼平台将原来诉讼参与人线下进行的工作纳入到系统。当事人、律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提交立案材料、证据材料、交纳诉费、质证、申请延期开庭、申请调查令等;如需要与法官沟通,可通过系统线上完成,实现多方当事人之间、法官之间的随时沟通交流;部分简易案件可在网上进行视频开庭、视频调解等工作。

目前长宁区法院所有已经建设的高清科技法庭装备系统均建立在政务内网平台之上,庭审直播、点播系统也建立在政务内网平台之上,与政务外网及互联网实现严格的物理隔离。因此目前所有的科技法庭装备系统与庭审直播、点播系统均无法在政务外网开展相关的应用,也无法实现内外网之间的信息交互。因此长宁区法院需要重新建设一套高清互联网科技法庭与庭审直播系统,以满足基于互联网的庭审相关应用。

通过网上诉讼平台提供的诉讼服务功能,当事人可以不用到法院就完成除开庭外的所有诉讼程序。这些新要求的提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以及现有系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上海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升级版”建设方案》中的要求差距较大,需要按照新的方案要求建设系统。

(二)建设互联网诉讼平台的数据需求

在一体化全流程的在线诉讼平台研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数据互通问题,互联网诉讼平台对数据共享存在极大需求,需要与以下系统和机构完成数据互通:

1.法院审判管理系统

在浙江,浙江高院及杭州中院,将杭州互联网法院列为新型审判管理系统的改革创新试点。高院开放现有审判系统的数据库权限或接口,授权通过接口或数据中心读取和写入,承建公司基于技术、安全、服务和信誉保证,在高院和中院的指导下,推进新老审判系统的安全对接。打破单一的审判系统的垄断,通过合理竞争,促进厂商的服务提升。

2.执行立案、查冻扣、失信人管理等执行系统

执行法官日常工作中,需要手工操作多个执行系统工具和功能,法官操作工作效率较低。要在现有多个执行系统基础上,通过一体化的智能操作工具,自动完成大量手工粘贴、提交、复制和查询工作,构建任务流,向多个执行系统同步任务数据。

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司法机构

基于法院是政府解决社会纠纷的终极司法机构,涉诉时各方均需要向法院提交证据和文件数据。不论数据是否是电子格式,传统都需要转化成纸质提交给法院,法院只接受纸质文件,并进行归档管理。某种意义上,法院成为诉讼数据电子化的最短板和标准制定者,相当多的机构不得不做电子转纸质工作。纸质数据进入法院,还得扫描成电子数据归档。法院利用现有的共享平台(如政法网等),进一步研发数据互通平台,提供开发接口给政府部门,向其调取和反馈数据,并形成考核或制约机制,推行数据电子化。“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路”。能通过政府或司法机构之间调取数据的,不要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具证明和提交数据。

4.相关互联网企业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网上法庭的试点中,企业代表如阿里巴巴集团和蚂蚁金服集团,率先与法院进行了案件数据互通。提供给当事人一键调取涉诉的平台数据,减少了法院向企业或平台发协查函的数量,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减轻了当事人的成本。因此,互联网审判需要推动更多涉诉企业,特别是涉案数量较大的辖区内互联网企业,直连法院数据互通平台,提交和协查案件。

(三)长宁法院互联网诉讼一体化平台建设情况

作为司法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变革,长宁法院互联网审判庭根据涉网案件特点,以诉讼平台创新为突破口,致力于通过基层实践,优化人民群众诉讼体验,提升互联网案件审理效率。该平台在前期深入调研杭州互联网法院、宁波微法院、浦东自贸区数字法庭等现有完善的诉讼平台之后,自2018年5月正式启动开发建设,于2018年9月正式上线运行。

1.“全流程在线”的建设思路

长宁法院互联网诉讼平台自建设之处就明确了“全流程在线”的建设思路,探索突破以往在线平台“个别环节在线”的模式,创新实现从立案、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全部诉讼环节均在线实现的“全流程在线”模式。

最新出台的《规定》中也肯定了这一建设思路,要求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切实践行“网上纠纷网上审理”,并且明确规定了诉讼行为在线实施、审理环节在线完成。长宁法院互联网诉讼平台即是基于这一模式开发建设的,通过各个功能模块的设计,打通内外网交互实时性障碍,已基本实现“能在线、尽在线”的审理目标。

2.“一体化操作”的功能模块

为了方便当事人操作,优化使用体验,长宁法院互联网诉讼平台在功能模块的设计上坚持简单、清晰、一体化的设计理念,按照诉讼流程的一般规律,分为平台注册、网上立案、材料递交、网上送达、证据交换、在线庭审六大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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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实现当事人“一体化操作”的需要,针对网络服务合同纠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这两类常见纠纷,从审理要素的角度,制作了要素化起诉状,通过类型化的诉讼请求、事实要件,让当事人只需选择相关纠纷类型,再根据页面显示填写相关内容,就可以自动生成标准化的民事起诉状。同时,为充分指导当事人进行举证,在提交证据的部分通过列明此类纠纷所需要的证据类目的方式,提示当事人上传必要证据,既方便操作,也实现了诉讼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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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案件网上审”的长宁模式

一是致力打造“全流程在线”的一体化诉讼平台。结合互联网纠纷案件类型相对集中、证据类型相对统一、审判要素相对固定的基本特点,致力打造全流程在线、24小时开放的自助服务平台,并通过诉状要素化、举证格式化、质证模板化以及类案推送等辅助设计,帮助当事人规范诉讼行为,增强风险预判,以进一步实现立案、送达、庭前证据交换、调解、庭审以及文书制作等全程在线的审理模式,以“数据流”代替“文件流”,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少跑路”,建立“纠纷产生在网上,纠纷化解在网上”的诉讼新模式,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实现审判工作全程留痕,提升司法公开的透明度。

二是把握司法规律,促进审判效能最大化。以“不间断两阶段审理模式”为设计理念,以各司其职为目标,通过平台功能设置区分审前准备程序和审理程序,由审判辅助人员主导从证据交换、基础事实固定到争点归纳等庭前准备工作,法官则重点关注双方诉辩主张、案件争议焦点、审理难点等问题,主要负责从争点审理切入,突出庭审核心功能,提高庭审效率,实现案件集中审理,以达到促进人力资源效能的最大化、利用科技手段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最终目的。

三是把握改革要求,促进审判管理可视化。以强化过程管理为理念,打造审判监督制约数据铁笼。在诉讼平台设计中嵌入管理元素,结合诉讼流程设置精准设计相应信息节点,对案件所经历的每个阶段、流程推进具体操作人员、操作时间、各阶段所用时长等以数据方式详细记录,实现审判全程留痕和数据实时转化,促进审判管理的“可视化”,为监督管理以及后期的追责、定责奠定基础,推动传统的人盯人、人盯案管理模式,向全程留痕、全程可视、全程可控的新型审判监督制约模式转变。

四是致力打造动态化的互联网审判延伸机制。将司法终端对前端社会管理的反馈、建议功能作为重要功能纳入互联网诉讼平台,与相关部门通过电子渠道建立及时、常态、高效的沟通反馈平台,提升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助力管理部门及时监管、规范互联网经济发展,提升互联网空间治理的法治化水平。运用诉讼平台的实时统计功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及时捕捉互联网纠纷中的新类型问题、及时发掘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法律风险点,定期分析类案裁判中的共性问题,并通过线上诉讼指引、信息共享、智能推送等新型模块的设置运用,结合线下发布典型案例、发送司法建议、审判白皮书以及“送法进园区”等传统方式,构建多元化的法制宣传模式,及时将交易风险、管理盲点反馈给消费者、企业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帮助提升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引导互联网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帮助相关部门优化监管措施,共同提升互联网空间的法治化水平。

第三部分  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模式的前景展望

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模式可以以案件类型从“固定区域”管辖到“跨区域”管辖、互联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理、法院内外部数据共享、公共网络平台数据共享、建立算法模式下智能化的类案推送机制、将科技与审判深度融合,建立高度智能的科技应用体系、构建精准化的案例检索系统等为前景和目标,进而可以推动法院治理的全面更新、审判流程的深层再造和司法模式的区块链更新,不断完善我国涉互联网案件集中审理模式,并积累相关的实践经验和改革素材。

互联网审判庭的试点目标

(一)案件类型的全覆盖

1.从“固定区域”管辖到“跨区域”管辖

1)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的提出及尝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指出:探索建立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司法管辖制度,以科学、精简、高效和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原则,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构建普通类型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特殊类型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受理的诉讼格局。

司法权为中央事权,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职权行使过程中受到地方有关部门或者地方利益团体的不当干涉,导致司法职权无法独立公正行使的情况时有发生,危害司法公正、消解司法权威。而司法地方化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高度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法院人财物的地方化。因此,多地积极探索成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设。以上海为例,上海相继成立了上海市三中院、知产法院及金融法院,跨区域集中管辖行政、知产及金融案件。

然而,试点的跨行政区划法院还局限于直辖市范围内的跨行政区划,虽名为“跨行政区划”,但离真正意义上的“跨行政区划”还存在较大差距,所谓的跨行政区划管辖案件,也不过是原来法院案件的集中管辖。此外,还存在专属管辖和指定管辖混杂及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不配套的情况。

2)互联网案件管辖的特殊性

一般地域管辖遵循以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为原则。但网络空间是一个不占据固定物理或地理位置的无固定界线的电子空间,个人、团体、社区、政府和其他实体可以超越主权国家的边界以瞬时的、同时的或无处不在的方式存在于网络空间。首先,互联网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分布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不论是互联网企业作为被告或原告一般都会将管辖地约定在互联网企业所在地,给消费者造成了较大不便;其次,互联网案件具有多发且标的小的特点,部分消费者考虑诉讼成本往往不会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造成维权困难;再次,在涉互联网侵权案件中,是以恶意侵权人的地理位置抑或IP地址选择管辖地难以确定。诉讼标的所在地及侵权行为发生地亦难以选择。因此,互联网案件的管辖在适用原则还是例外的选择上,一般地域管辖规则陷入僵局。

3)互联网案件跨区域管辖

综上,考虑到互联网案件网络空间有别于现实的物理空间,电子证据及其载体有别于现行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及其形式,互联网案件的审判方式、送达方式均不同于线下诉讼程序以及对智慧法院建设的需要, 互联网专门法院的管辖区域无须与行政区划一一对应,可根据涉网案件量、网络普及度等实际情况予以设立。

在本课题撰写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3日通过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确定了北京、广州及杭州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范围、类型及当事人选择协议管辖的原则。

2.尝试探索互联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理

《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互联网法院管辖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互联网行政案件及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但并未覆盖包括P2P案件在内的互联网刑事案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互联网法院与普通法院相比有其特殊性,全程在线审案,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凸显互联网审判的便捷性。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受限,对像P2P借贷纠纷这样涉案人数众多、取证质证复杂的案件,不适合现阶段初创时期的互联网法院审理。但在实践中,随着互联网金融和大众创业的兴起,各种P2P网贷平台和违规小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大部分因监管不利、制度不健全甚至本身即为非法集资目的而设立,导致近期P2P平台暴雷违约不断,严重损害了广大互联网“散户”投资者的利益。

P2P平台暴雷违约涉及受害者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各受害者选择维权方式不一,有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自力救济、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向法院起诉。由于普通线下审理信息不对称,在相关案件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受理后,首先选择向法院起诉的案件或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被法院以民事案件先行判决,不易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而互联网审判将刑事纳入,可以依托其信息充分抓取、大数据比对及案件要素匹配的优势,通过在线审判的方式降低受害者维权成本,最大限度保护受害者利益。同样,互联网刑事审判对于构成犯罪的侵犯网络知识产权、危害公共安全的黑客行为等也能够发挥其独特的优势。

在此背景下,探索互联网商事、刑事与行政“三合一”审判工作机制是以法治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防控互联网风险的重要体现。通过发挥互联网“三审合一”的集约效应,有利于综合考量互联网商事、刑事与行政案件整体状况,通过构建符合互联网案件特点和审判规律的互联网审判工作机制,有利于互联网商事、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的协调处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集中关注互联网风险高发领域,培育良性健康发展的互联网市场。

此外,探索互联网商事、刑事与行政“三合一”审判工作机制是司法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服务保障长宁智慧城区建设、形成互联网纠纷集中审理的“长宁模式”、全面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体现。通过探索“三合一”互联网审判新模式,有利于互联网打击互联网犯罪行为、规范互联网行政监管行为、统一互联网审判标准。

(二)数据系统的全流通

1.法院内部数据共享

为实现全局性的管控与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及上海市高院牵头建立起多个智能办案系统对各司法环节进行有效管理与整合。主要包括全国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全国法院司法协助管理平台、人民法院申诉信访管理系统、人民法院办公和办案平台、人事信息管理系统、12368信息平台、C2J法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等。

C2J法官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为例,可以初步甄别相同当事人、以往案件送达地址、同案情判决情况等,避免法官在办案时重复劳动或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再以全国法院执行查控系统为例,以往执行法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手工操作多个查封冻结扣押系统工具和功能,操作效率较低。要在能够通过一体化的智能操作工具,自动完成大量手工粘贴、提交、复制和查询工作,构建任务流,向多个执行系统同步任务数据。

这些法院信息化建设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往信息收集、传递慢,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并在判决执行、司法协助、申诉信访等重难点领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互联网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法院信息化建设成果并加以整合,加速智慧法院建设。

2.法院外部数据共享

数据电子化和大数据处理为司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互联网法院的建设要实现与各职能部门数据互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法院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部门,各方当事人均需要向法院提交证据文件。不论证据文件是否电子格式,现行做法都需要转化成纸质材料提交给法院,纸质材料进入法院还须扫描成电子数据归档,造成一方面当事人从政府职能部门收集证据困难,另一方面法院审理及归档工作效率低下。互联网法院应当进一步研发数据互通平台,提供开发接口给政府职能部门及当事人,向其调取和反馈数据,推行诉讼证据电子化,“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路”。能通过政府职能部门及司法机构之间调取数据的,不要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具证明和提交数据。

具体而言,公安机关人口信息系统、定位系统接入互联网法院远程审判系统,可以在当事人身份信息查明、法律文书送达、被执行人去向等方面提供便利。检察机关远程公诉系统接入互联网法院远程审判系统,可以在线提起公诉、远程提讯、实时观摩庭审、监督庭审现场。市场监管部门企业工商信息系统接入互联网法院远程审判系统,可以在立案时明确企业的存续状态,在案件审理时明确企业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在案件执行时明确企业经营状况及财产情况。

此外,互联网法院的审判还将涉及物流公司、保险公司、评估鉴定机构等法人单位,不限于双方当事人及法院的三方关系。如何实现多方联动,尽可能的完善网络诉讼程序的配套制度建设,使这些诉讼参与者在诉讼过程中的网络端口能互联互通或自由切换,能简便的与网上诉讼平台快速对接,成为目前互联网法院亟需解决的问题。

3.公共网络平台数据共享

网络买卖合同纠纷及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是互联网审判的大头,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覆盖全面、影响广泛、用户众多的公共网络平台巨头,比如网络买卖领域的淘宝、京东以及网络服务领域的某、大众点评等。根据传统习惯,电子证据需经过公证方符合证据规则,这在天量电子证据的互联网诉讼时代显得效率低下不合时宜,若单靠互联网企业提供证据其公正性又存疑义。在此情况下,若能将电商巨头的电子数据接入互联网法院,则能在保证公正性前提下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有学者指出:电子商务庭审着眼于网购纠纷等等,围绕当事人取证难、取证成本高、跨地域性的种种问题,力求减轻当事人举证压力,破解电子证据审查难题,与阿里巴巴搭建网购平台电子数据对接平台,庭审直接从网购平台提取当事人交易信息、物流信息及聊天记录等购物全过程电子数据,直接转化为电子证据,减轻当事人举证压力,也防止电子数据伪造、篡改的情况发生。

(三)智库平台的全辐射

1.建立算法模式下智能化的类案推送机制

数据计算逐渐渗透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帮助我们做出决定。“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司法机关从众多司法业务数据和互联网信息中挖掘司法为民目标的实现和提升路径,进而辅助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

大数据的预测功能使适应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我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正如“真正的人工智能不会诞生于独立的超级电脑商,而是出现在 有数十亿电脑芯片组成的超级组织中。”在智能化审判的进程中,数据的汇集和融合是智能化审判的肥沃土壤,只有庞大的数据体系建立完成,才能更加高效的实现信息和数据的抓取,所有的成熟科技才有应用的空间和可能性。据相关研究表明,大数据预测平均比司法人员主观对案件的判断结果准确10%,大数据的准确性可以大大提高司法结果的公正性。以数据提炼来说,在涉互联网案件审理时,系统平台可以运用特定算法对后台的数据进行计算,抓取相关案例,并可以给承办法官提供类案的审判规律,提高审判效率和审判的科学性,同时,当事人可以通过系统平台的数据抓取对案件的审结日期,审理结果有合理的预期。当然,数据库中的数据不仅应包括案件信息、裁判结果、当事人信息等,还应包括已有的裁判规则和裁判标准等,这些数据的互通互联是司法智能化审判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

未来的互联网法院需要通过数据提纯、算法测试和专业训练,让办案系统变得更加智能,辅助法官决策判断。以海量数据为基础,以类型化案件为突破口,通过提炼裁判规则、研发最优算法、归纳既有经验,在类型化案件中实现以类案证据要求、类案裁判规则、类案审判经验归纳为基础的智能化办案。于此,既可以针对某几类案件的全部,也可以针对某一类案件的具体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在类型化案件中,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算法;在不那么规格化的案件中,至少可以做到法律依据提醒、政策比较和类案参考。在此基础上,深度智能化才有可能。

2.构建精准化的案例检索系统

案例检索在大数据时代已经成为提升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最有效的方式。“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案例,实际上就是办案的实践经验,这非一朝一夕能够掌握,需要在工作中去积累和总结。传统上,“师父带徒弟”是初任法官获得成长的重要模式。在员额制司法改革的今天,“师父带徒弟”的传统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司法责任制的要求。互联网法院通过大数据形成的案例检索,可以让年轻的入额法官从更新的高度、从更广的视野、从更深的层次、从更高效的方式学习各领域内优秀法官的办案实务、庭审技巧、裁判思路及写作方法。此外,对于法官而言,通过案例检索可以主动自纠自查审理思路或裁判文书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有效提升所办案件的审判质量,降低案件“发改”率。

案例检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通过对海量案件的大数据分析总结,更加准确地把握法院整体或某位法官对某种类型案件的倾向性意见。对于新入额的法官而言,可以通过互联网案例检索主动了解本院其他法官乃至二审法院法官对该类型案件的裁判思路和处理意见,进而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四)加强成熟科技在审判环节的应用

科技可以让司法更加透明化和公正化,科技所带来的智能化变革影响了审判方式的更新和改变,诉讼全程网络化已经逐渐成为互联网法院的标配,但应当看到,在智能化的信息时代,这远远达不到互联网案件审判的要求,建立开放包容、平台中立、数据共享、创新升级、安全可控的电子诉讼平台为建立与审判高度融合和智能化的科技应用体系打下了基础。互联网纠纷的特性使其与传统诉讼方式是存在冲突的,传统审判方式若直接应用到互联网纠纷中,就会存在立案难、取证难、开庭难等一系列问题,涉互联网纠纷不仅要实现最基本的“网上案件网上办理”,更要打破传统诉讼模式,推动形成全新的诉讼模式。进一步的,应加强成熟科技在互联网法院的使用,例如当前较为成熟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将其应用到当事人身份鉴别、庭审记录等环节中,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在进一步提高成熟科技应用的可靠性、识别精度的前提下,切实提高司法质效,为群众诉讼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此外,互联网审判方式突破了传统庭审的集中原则、直接言辞原则、辩论原则等,打破了传统的庭审方式,那么就要用更加合理的方式其适应互联网行为的需求,不仅如此,由于互联网审判方式的分散性和碎片化,会使得当事人缺乏体验感,那么就要使用更加合理的方式为当时人提供身临其境的诉讼体验,使得当事人有更多的参与感和投入感。

互联网审判模式的远景目标

(一)法院治理的全面更新

1.庭审方式集约化

互联网法庭把传统的物理法庭转移至虚拟的网络空间,改变了传统法庭的席位结构,互联网法庭没有了原被告席位、也没有了书记员席位,只剩下一个审判员席位,极大地简化了法庭的结构,同时原、被告只要在家里或其他有网络的环境下打开电脑就可以参加庭审,不用再跑去法院参加庭审。互联网法庭目前已经实现了整个诉讼过程的网络化,当事人无需亲自到人民法院,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只需要登陆互联网诉讼平台,从起诉到作出判决、申请执行所有阶段全部在网上完成。当事人除缴纳诉讼费用以外,不需要支付如差旅费等其他费用,节省了当事人时间及诉讼成本。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催生群众新需求的同时,亦为法院审判工作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互联网审判以全面提升审判工作质效为导向,将向科学技术要“生产力”作为着力点,重塑互联网诉讼流程;以“不间断两阶段审理模式”为设计理念,以各司其职为目标,通过平台功能设置区分审前准备程序和审理程序,由审判辅助人员主导从证据交换、基础事实固定到争点归纳等庭前准备工作,法官则重点关注双方诉辩主张、案件争议焦点、审理难点等问题,主要负责从争点审理切入,突出庭审核心功能,提高庭审效率,实现案件集中审理,以达到促进人力资源效能的最大化、利用科技手段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最终目的。

2.诉讼模式平台化

互联网审判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将提升司法便捷性、降低维权成本作为创新的出发点,致力打造“全流程在线”的一体化诉讼平台。结合互联网纠纷案件类型相对集中、证据类型相对统一、审判要素相对固定的基本特点,致力打造全流程在线、24小时开放的自助服务平台,并通过诉状要素化、举证格式化、质证模板化以及类案推送等辅助设计,帮助当事人规范诉讼行为,增强风险预判,以进一步实现立案、送达、庭前证据交换、调解、庭审以及文书制作等全程在线的审理模式,以“数据流”代替“文件流”,让“数据多跑路”、“当事人少跑路”,建立“纠纷产生在网上,纠纷化解在网上”的诉讼新模式,高效运用审判资源,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实现审判工作全程留痕,提升司法公开的透明度。

3.人员配置专业化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涉互联网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涉互联网纠纷日益复杂,迫切需要互联网审判职能更加专业化,由掌握互联网知识和各项专业技能的法官来满足解决涉互联网纠纷和重构网络交易秩序的要求。从审判机构专业化的角度看,互联网法院类似于我国法院系统中存在的一些专门法院,它们是调整某一类或几类社会关系的法院,如军事、海事、铁路运输法院等。对特殊或复杂领域的纠纷解决机构设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从审判组织专业化角度看,互联网法院的成立是对目前一些法院内部设立的专业合议庭模式的提升,将对有效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和保障公正司法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以员额制为标志的司法人事制度改革角度看,组建专业化的审判团队,可以在法官的选任上更加注重专业理论的精通和审判经验的积累,发挥集放审理效应,有利于提升法官专业审判能力。

4.繁简分流要素化

经过大数据的甄别,能够筛选出大量程式化的互联网案件,这些案件案由一致、案情相近、证据相似、审理思路及判决结果同一。对于这些事实已经要素式、结构化的案件,法官可以按照案件的相关要素确定庭审顺序,不必拘泥于法庭调查及辩论。可在庭前由各方当事人在线勾选内容的基础上发问,着重查明有争议的内容,引导各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对抗,使庭审过程更加聚焦、紧凑,避免冗长且对解决争议毫无意义的重复性陈述与辩论,进而节省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相关要素主要包括:

1)当事人身份审核

当事人在线发起诉讼时,需要根据互联网法院要求自主上传电子化的身份证件;起诉时,立案庭可以通过官方认可的实名认证软件等在线审查核实当事人身份;审判庭视频庭审时在线再次审查;同时,互联网法院还将开发人脸识别系统,与公安机关的身份数据库比对核实,关联公安身份数据库实现自主身份验证。

2)立案表

互联网审理平台引入智能诉状生成系统,根据诉讼的不同类型分别设置自动生成的起诉状,对诉讼请求的提出、主张金额的计算、法律依据的引用等诉讼事项进行了全面结构化、类型化的梳理,并列明可选择的条目,当事人一般只需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勾选相应所需选项即可完成起诉。

3)法律文书送达

送达是法院与当事人的纽带,是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更是推动诉讼程序的必要环节。但“送达难”“送达累”和“送达乱”一直是困扰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难题。“送达难”体现在“门难进”“人难找”和“字难签”。“送达累”体现在工作过程琐碎繁杂,人力资源重复低效。“送达乱”体现在各地法院送达方式的紊乱。互联网法院旨在打造“无纸化办公”和“掌中法院”,一方面,对于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当事人披露的邮箱、微信、微博、QQ、手机号等均可采取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另一方面,互联网法院从法院内部及外部行政职能部门或网络平台上调取的载明电子信息的地址亦可进行电子送达。因此电子送达是其减轻诉累、便利诉讼的首选。究其本质而言,送达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理论问题。

4)证据提取

在举证质证方面,互联网法院产生并存储在网络平台的电子证据,可以从网络平台一键式导入。非电子证据,可以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转化为电子证据提交。对已上传至杭州互联网法院平台的证据,当事人可以直接在线以文字方式发表质证意见,开庭时也可以补充质证意见。

传统审判经常因当事人迟延提交证据或多次提交证据延期开庭。而互联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在线呈现,其他当事人可随时随地查看并随时在线发表书面质证意见,法官可随时掌握诉讼进程,质证不再受时空及答辩期的限制,庭审效率大大提高。

安全性方面,互联网审判的特殊程序使证据的出示和认定存有虚假的可能,应当对证据认定制度给与完善补充:对于当事人通过网络出示的要素化证据以外的关键证据,除双方互相质证外,仍需法庭通过实物判断真伪;由于网络空间所限无法判断其真假的、或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国家秘密的证据,可以申请当事人所在地的同级别法院协助进行实物认证。

(二)审判流程的深层再造

互联网法院是网络法治时代的智慧法院,对传统审判方式而言,是彻底颠覆;在现代审判意义上,是流程再造,是司法创新。

1.从“小平台”到“大平台”

互联网审判由于其受理案件的特殊性,诉讼流程高度依赖网上平台进行运作,而目前各地的互联网审判模式还局限于具体环节、分散操作的“小平台”。因此可以借鉴先行者杭州互联网法院“平台型组织”整合“大平台”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司法服务的发展路径:搭建一个集成化、开放化、内外互通的强大平台,融合当事人在线起诉、应诉、举证、质证、参加庭审和法官立案、分案、审理、评议、判决、执行等诉讼全流程的功能模块,并引入跨域立案、在线服务、网上调解等多种便民手段,有效运用智能审判系统,推进线上纠纷解决平台的互联互通,节约诉讼资源,提升司法效率,方便群众诉讼。

2.从“高效审理”到“高效管理”

将来的互联网法院在诉讼平台应当包括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及案件质量管理系统,设计中嵌入管理元素,结合诉讼流程设置精准设计相应信息节点,对案件所经历的每个阶段、流程推进具体操作人员、操作时间、各阶段所用时长等以数据方式详细记录,实现审判全程留痕和数据实时转化,促进审判管理的“可视化”,为监督管理以及后期的追责、定责奠定基础,推动传统的人盯人、人盯案管理模式,向全程留痕、全程可视、全程可控的新型审判监督制约模式转变。

案件流程管理系统需要实现对案件的自动归类,根据案件的类型不同而设置相应的办案流程,并由程序在各个节点进行自动化控制。在立案阶段,由内设程序进行有限的随机分案,保证各办案人员分得案件量之均衡,并由相应办案人员在其终端予以确认,以此开启案件的办理流程监控。现阶段的系统设计大都是以时间作为限制条件来控制案件的办理流程,即在程序间设置时间节点,要求办案人员必须在该时点之前完成相应程序的办理,超过该时限则自动锁定并中止办案流程系统,需向更高权限的上级申请解锁继续办理。

案件质量管理系统则是对案件审判质量进行监督、管控、评估的信息化平台,是一种对案件质量进行网络化评查的管理体系。构建完善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将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日益科学化、规范化的反映,是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工作不断走向成熟的体现和标志。

3.从“强前台”到“强后台”

互联网法院的建设可以参照两种模式:一是建立在网络信息系统管理能力基础上的“强前台”模式。这种模式仅通过信息系统的模块设置和内部业务逻辑设计完成流程再造,并不触及诉讼流程的制度框架,也不改变法院内部的现有组织结构及其部门的职能分工,通过信息系统的任务统一调度、分配,来承担诉讼流程内部的具体业务流程安排和监督,从而提高处理效率。二是建立实际规则调整变化基础上的“强后台”模式。这种模式根据法院内部及外部公众对司法的新需求,对诉讼的流程、环节和具体规则实施变革,信息系统平台是在后台规则变更的基础上运行,随着诉讼流程业务范式的调整而调整,依靠后台来取得内部效率。

(三)司法模式的区块链创新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区块链技术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方式。

从互联网法院审判模式来看,互联网审判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天量电子证据进入法院,按照传统证据要求,电子证据必须纸质化并经过公证机关公证后方可进入法庭,动辄上千页经过公证的书面证据不但加重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也将大大降低法庭审理效率,而直接接受当事人的电子证据又难以排除一方当事人单方篡改数据的风险。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可以完美解决上述难题。区块链技术具有如下特征:1、去中心化。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2、开放性。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人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3、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使得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自由安全的交换数据,使得对“人”的信任改成了对机器的信任,任何人为的干预不起作用;4、信息不可篡改。一旦信息经过验证并添加至区块链,就会永久的存储起来,除非能够同时控制住系统中超过51%的节点,否则单个节点上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的。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的电子数据进入互联网法庭审判平台,能够在确保证据真实可信的同时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并提高审判效率。

事前预防远比事后补救有效。从更广泛的司法运行模式来看,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更值得期待,全社会法律活动的区块链化将大大降低纠纷的产生,从源头上给疲惫的司法减负。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有望使法律代码化,实现代码之治(rule of code)。这是一种全新的规制路径,可被称为“法律即代码”(law is code)。在这一阶段,代码不仅被用来执行法律规则,而且被用来制定和阐明规则。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可被用来效仿或者模仿法律合同的功能,从而将法律转变为代码。在这个意义上,区块链代码就是法律。

区块链技术的2.0就是智能合约运用,就是以数字编码的形式定义承诺。交易的双方无须彼此信任,一切交易都由代码强制执行。以二手房屋交易为例,张某某想出售其名下的二手房屋。传统模式下,张某某需要上网或找到实体房屋买卖中介进行登记,中介掌握将该信息后对外发布;李某作为求购者得之信息后联系中介,中介撮合张某某与李某商谈,待买卖价格、付款方式及交付条件达成一致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付款完成后相互配合至登记机关过户并交房,最后双方向中介支付佣金。整个交易过程中,李某须考虑该二手房是否为张某某所有、是否有抵押或限制信息、付款后张某某若不配合过户怎么办、张某某跳价怎么办、张某某一房二卖怎么办等诸多法律问题及风险。

而在区块链交易模式下,张某某首先在区块链上登记房屋所有人为张某某,同时通过整个网络广播发送信息表示愿意以100个比特币的价格出售该房屋。买家李某通过向区块链查询确认张某某是房屋的所有者后,向整个网络广播愿意购买的意思表示,并向张某某支付了100个比特币。之后区块链智能合约网络系统会自动将100个比特币支付给张某某,张某某名下的房屋则自动登记至李某名下。交易完成后,矿工将完成打包解密工作并形成新的区块,所有网络使用者的区块链记录也将相应整体更新。区块更新后,这项交易将被永久记录并不能再单方改变。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李某可以通过公开的区块链系统查实房屋的真实权利人及抵押限制信息,因付款信息亦全系统公开不用担心过户登记问题,同时因为区块链信息不可更改,张某某亦无可能跳价或一房二卖。此外,张某某、李某均不用支出佣金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且极大降低了诉讼发生的概率。

结语

当前,互联网法院审判模式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电子签章、电子送达等都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智审系统和庭审语音转录系统等技术应用降低了法院事务性工作的工作量,而且,在智能化审判进程中,司法管理和法院管理的科学性也在逐步提升。不论是大数据的应用还是区块链的兴起,都预示着涉互联网案件的审判方式和审判规则应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保证司法公正、遵循相关司法规律并满足群众需求的基础上,以建立完善的互联网人才队伍为基本点,构筑司法人工智能发展的要件,保持对前沿科技的密切关注,对提高司法软实力有紧迫的使命感,充分意识到涉互联网案件的审判模式构建在今后司法、国家发展中重要的意义和价值。